自39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所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社会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毛泽东思想不是毛主席个人的创造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说法。

   实际上，从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到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毛主席的个人主张一直遭到集体的反对。到中央苏区时期，毛主席更是被被集体彻底排除于党的领导核心之外。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是毛主席用他那无与伦比的个人智慧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军队、挽救了中国革命。相反，面对强大的敌人，集体束手无策，屡犯错误，险些将革命推向失败的边缘。

   真实的历史并不是集体的智慧启迪了毛主席，而是毛主席的个人智慧最终纠正集体错误才使革命走向成功的。

   个人智慧纠正集体错误的艰难历程

   （1）井冈山时期集体错误压制个人智慧造成灾难性后果

   1927年9月9日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主席受中央委托在湘赣边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秋收起义。当时中央给起义军的指示是攻打长沙。毛主席最初受到中央“左”倾思想的影响，头脑也有些发“热”。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中国客观上已经到了1917年，革命的胜利近在眼前（选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303页）。

   在起义之初，毛主席是坚定执行中央集体关于攻打大城市指示的。可在城市优势敌人的攻击下，起义军并没能包抄长沙，反而损兵折将，伤亡过半。斗争的实践使毛主席逐渐冷静了下来，他认识到城市是敌人的统治中心，在那里敌人占有优势。偏远的农村才是革命力量休养生息的最佳处所。再者，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只有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摧毁反动派的统治根基。出于这种正确认识，毛主席率领部队向着背对长沙的井冈山进发。

   在井冈山，起义军逐步恢复了元气。在毛主席领导下，井冈山及周围数县建立起了革命政权，以井冈山区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向外延伸，一直延伸到北京的天安门。

   毛主席用他的个人智慧保留了革命火种，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非常大的功劳。可我们的中央集体是怎么对待这位功臣的呢？！没有褒扬、没有奖赏，有的只是无理的责难与不公的组织处理。

   中央集体没有参与斗争实践，体会不到斗争的艰辛。一味迷信苏联的革命模式，认为只有城市革命才是正道。在他们看来毛主席转兵井冈的举动显然是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的离经叛道之举。在1927年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的指责毛主席转移到井冈山是“单纯的军事投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并做出开除毛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决定。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特委派出一个叫周鲁的特派员到井冈山传达对毛主席的处理决定，并要求起义部队离开井冈山，转移到湘南去，搞湖南全省总暴动。为了逼迫毛主席同意，这个周鲁别有用心地把开除毛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传达为开除党籍。此刻遭遇如此打击的毛主席被迫同意了集体的错误决定，南下湘南。

   左倾中央的集体错误反对毛主席的个人智慧很快遭遇到灾难性后果，根据地被敌人趁虚攻占，支持革命的两万多群众遭到了屠杀。当时在湘南搞暴动的朱德所部遭到了失败，被毛主席迎上了井冈山，最后夺回了根据地。

   经过这次挫折，中央的那伙书生还是没有反省，反而变本加厉推行“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路线。1928年8月，中央集体委托湖南省委到井冈山传达文件，再次要求毛主席率军挺进湘南。

   特派员杜修经作为执行人被派到井冈山督促毛主席进军湘南。这一放弃根据地，陷红军于无后方作战的错误主张遭到了毛主席的坚决反对。杜修经被迫暂时妥协，后来国民党发动了对井冈山的“会剿”，杜修经趁毛主席在永新指挥反“会剿”，鼓动来自湘南的28、29团士兵“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穷山沟没前途，唯有打大城市才是符合中央决议”;结果在进军湘南的路上，28、29团遭到了优势国民党军的包围，29团全军覆没、28团除萧克率领一个连兵力突围外，剩余全部逃散。在永新苦等28、29团援军的毛主席寡不敌众，被迫转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落入国民党军之手。又一场疯狂的血洗群众的大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这次“八月失败”，因根据地扩大，导致死的群众更多，三万多群众死于敌人的刀下！

   “八月失败”后虽然朱毛恢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经此破坏，根据地再难重现全盛时期的辉煌。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的大规模会剿，毛主席和朱德被迫撤出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就是日后的中央苏区。

   (2)古田会议前后，个人智慧与集体错误的争论

   1929年1月14日，毛主席、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留彭德怀的红五军与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

   初下井冈山，红四军面临多股敌人的围攻，危机四伏。经过大柏地等地的系列苦战，红四军才摆脱危局，初步在赣南站稳脚跟，之后又进军闽西，建立起新的根据地。

   正当毛主席运用个人智慧在赣南、闽西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基础之际，远在上海的中央集体又来捣乱了。

   1929年2月，上海的“左”倾中央给红四军发来一封指示信，史称“二月来信”。

   在信中，上海中央的那些书生对红四军的斗争持悲观态度，认为朱毛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居然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到上海回中央工作。毛主席和朱德都拒绝了中央集体不切合实际的要求。

   为了督促朱毛执行中央指示，上海方面派出特派员刘安恭前往红四军工作。

   在刘安恭到来之前，红四军内部就已经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毛主席的个人智慧不仅得不到中央集体的理解，甚至在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中也受到了质疑。经过井冈山的“八月失败”，毛主席开始思考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八月失败”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红四军中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当时“流寇主义”“享乐主义”在红四军中大行其道。很多战士不愿意在农村创建根据地，留恋在老家的安逸生活。如果这样的思想观点得不到纠正，则“中国革命赋予红四军的伟大使命是断然担负不起来的”。

   为了纠正四军中广泛存在的错误思想观念，毛主席苦口婆心，反复强调“四军与古往今来的军队都不同”，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明白为谁打仗，除打仗外还必须做群众工作”；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建立根据地不是徒劳的，没有根据地的红军就会失去依托就像人失去屁股一样。”

   今天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毛主席关于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这一系列言论都包含着一代伟人的天才创造。只可惜当时的红四军集体却并不理解这样具有前瞻思维的伟大理论。在四军内部上至军长朱德，下至普通战士都不认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朱德更是认为军队只要管打仗就可以了，搞什么群众工作。他甚至误解毛主席，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前委书记毛泽东的个人领导。面对红四军集体的错误认识，毛主席感到深深的孤独。

   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更是激化了红四军内部的矛盾。他公然诋毁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你们四军的建军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在苏联红军的操典里从没有过!”他还污蔑说“毛泽东取消军委，设立所谓党的前委，目的就是要借党的名义，在四军中搞个人独裁。”他还在毛主席和朱德中间挑拨离间，说什么“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朱德是拥护中央派”。在刘安恭的挑拨下，四军集体对毛主席的误解进一步加深，这直接导致了红四军“七大”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失去了对红四军的领导权。

   失去毛主席的政治领导，红四军彻底没了方向，就像没装指南针的航船一样在大海上胡乱航行。四军先是被刘安恭教唆开赴广东东江作战，结果部队折损过半，刘安恭也战死了。面对挫折，朱德等红四军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毛主席对红四军的重要性。朱德曾这样说：“我看还是要把老毛请回来，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之后陈毅去了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致四军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九月来信”下发后，毛主席正式复出。血的教训教育了红四军广大指战员，他们认识到毛主席是正确的。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史称古田会议。

   在会议上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要建立一支担负民族解放重任、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古田会议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再次挽救了中国革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