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信息《93岁的他走了，感动了全中国，却没有感动CCTV!》在网络暴红。白礼芳，一位靠蹬三轮为生的老人，在数十年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挣下35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他自己过的却是乞丐般的生活，没有一分存钱，从头到脚穿戴都是从街头路边或垃圾堆里捡来的衣衫鞋帽，每餐两个馒头一碗白开水，为了多挣一块钱，一年365天，无论节假日，还是刮风下雨下雪，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这不就是一位现代的活“武训”么?
笔者不禁想起当年武汉也曾有这么一位有名的活“武训”江诗信。他放弃安宁的晚年生活，平时节衣缩食，捐资5万多元，资助107名山区贫困学生。他还感召社会各界138个单位、900多人参与助学，共资助2164名失学孩子重返课堂，被人称为“希望老人”。但这位活“武训”结局很不幸，因捐款丢失而跳楼自杀。
这些年来，象这样的活“武训”不时出现在媒体中，引起人们的关注。活“武训”的频繁出现，对当今社会尤其是对底层民众来说是福矣?祸矣?
关于毛主席对武训的评价，年轻人可能不大清楚，但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却再熟悉不过了。
毛主席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F应当推F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显而易见，毛主席批判《武训传》的原因，不在于武训这个人物个人的行为，而是《武训传》宣扬的一种思想意识，那就是经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受教育的权利是要靠旧式精英教育制度还是要靠新的人民大众教育制度，是继续坚持封建旧文化还是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是由旧的封建思想意识占领文化领导权还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占领文化领导权。这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意识形态领域一次严重的斗争，因此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警惕和重视。
今天，毛主席已离开我们，对《武训传》的批判也似乎平反了，然而毛主席当年严厉警醒的话却言犹在耳。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武训”辈出的时代，他们真的能解决绝大多数穷孩子上学的问题吗?
我们说，靠现代“武训”们的助学，解决穷孩子上学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贫穷来自社会的阶级分化，只要存在阶级分化，贫穷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贫穷是剥削阶级社会无法祛除的痼疾，不消灭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贫穷问题，因此这样的贫穷只能是无法改变的结构性贫穷。
虽然现代“武训”通过助学，也能帮助一些穷孩子上学，但这些穷孩子只能是整个社会中穷孩子的个别。现代“武训”们不仅不能解决穷孩子不能上学的根本原因，反倒通过自己的“善举”对其进行掩盖，用对个别、极少数穷孩子的助学，遮蔽了绝大多数穷孩子不能上学的现实，并给社会以虚幻的希望。
因此说，现代“武训”们的“善举”对整个社会来说，最多只能算是一种小惠，就象毛主席说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因为只是小惠，要真正解决穷孩子上学问题，那就只能“难矣哉”。为什么说只是小惠呢?因为它“言不及义”，所谓“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是大仁政，才是解决穷孩子上学的根本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致力于解决普通群众尤其是占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教育问题，据学者韩东屏叙述，1949年，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90%，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到六七十年代发展到高潮，当时几乎每个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学。
建国之初，一个县仅有一所高中和少数几所初中，到无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每个县发展到数十所，平均每个公社达三所，而且农村的初中、高中都实行免费。
这不由得回想笔者经历，作为七十年代初生人，笔者小学就是在本大队(现在叫村)就读的，学校就在隔壁生产小队(湾)，当时大队还办有初、高中。后来先是初、高中停办，发展到本世纪初，连小学也停办了，都集中到街镇上两所中心小学。
那时候，大队办的小学乃至初、高中属大队集体负责管理，教师多是民办教师，由大队负责福利待遇，不拿国家工资，基本相当于群众教育群众办，当然国家也会给予必要的支持。通过这样的政策，广大农村扫除文盲，基本普及基础教育，使绝大多数人尤其是贫苦农民的孩子享受到教育的机会。不仅如此，火红的年代的教育重点向农村倾斜，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教育完全属于公益性质，那时候中小学乃至大学实行免费政策，对特别贫困的学生还有助学金。
据笔者父亲讲，当年他读初中的时候，拿的助学金自己吃不完还可以补贴家里。教育的公益性，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公平地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火红的年代，强调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的国家建设人才，那时大中学生毕业由国家负责对口安排工作，因此就业有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且学有所长、学有所用。
再回头看当今，种种教育问题上的弊病层出不穷，问题愈积愈深。比如广大农村，由于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农村的空心化，青壮年到城市打工为生，仍然在农村的大部分是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由于农村的萧条，人口的大量流失，教育部门采取“撤点并校”的办法，绝大多数原来在村的小学停办合并，那里的孩子只能到远离本村湾的集镇上学。条件好的家庭只得陪读，增加了家庭负担。条件不好的让孩子住校，生活条件差，孩子得不到照顾。
特别一些偏远山区农村，本地的学校请不到教师，到外面上学又得跋山涉水，一路艰辛。媒体上曾报道过的“天梯”上学路、校车违规超载发生的车祸事件等都是由此发生的。
由于上述上学难问题，一些贫苦农民家庭不得不让孩子很小就辍学，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不仅农村学校大量撤并，而且各级学校教育资源严重两J分H：愈是重点学校，愈是扶持，集中了优秀教师、先进教学设备，强化管理，教学质量愈高。愈是普通学校，愈缺乏人财物资源，即便有优秀教师也因待遇差、没有前途而流出，这样的学校无疑只会教学质量每况愈下。
而贫家子弟要上好学校难上加难，一是重点学校的高收费承担不起，二是重点学校名额有限，没有关系根本进不了。教育资源的两J分H，使贫民子弟只能享受劣质教育，无缘优质教育，这就是寒门难出贵子的原因。
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的教育体制。很多贫民子弟因高昂的学费而不堪其苦，有的学生为筹集学费，告贷无门，不得不持学生证上街求乞，有的学生为学费做“蜘蛛人”坠楼身亡，有的女孩子为上学，不得不出卖肉体，还有的家庭因为筹不起学费，父母走投无路，逼得卖肾甚至自杀。多少人间悲剧就这样一天天无情地上演。
在教育产业化政策下，大学搞扩招，一方面吸干了平民家庭的血汗钱，另一方面他们中大部分人毕业即失业，成为“蜗居”城市的“蚁族”。他们父母原指望通过自己拼死拼活让孩子跃龙门，改变命运，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一梦想最终被击碎。
我们说，即便社会上极个别穷孩子在“武训”们的资助下，凭自己个人的努力成功实现了逆袭，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毛主席当年批判《武训传》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少数寒门子弟虽然实现了个人的阶级跃升，对他原生的那个阶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善，还会不断产生象他那样的穷孩子，至于以后的这些穷孩子有没有他那样的机遇，就只能凭天意、碰运气了。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即便是培养出的人才，也只能是满脑子精英意识，如出人头地的封建等级思想、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正像钱理群教授所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英教育只能沦为阶级再生产沟道和维护、固化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工具，对底层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麻醉自己的迷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在是百害而无一益。
反观火红的年代，实行的大众化教育，学校以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人才为宗旨，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涌现出了象董加耕、邢燕子这样一大批立志扎根农村，改变农村贫穷面貌的社会主义新人。教育不仅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塑造了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道德风尚，而且通过教育革命化，旨在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最终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促进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
两相对比，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穷孩子的教育问题，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改变劳动人民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被压迫被剥削地位。因此，我们说，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它既受制于经济关系，更受制于政治关系，是一定政治下的副产品，也是一定政治下的必然产物。
现在，经常听到某些专家提出这一个教改，那一个教改，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靠现代“武训”们的善举，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回答社会出现愈来愈多的现代“武训”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有必要那么激动地大费周章地热炒吗?还是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那些发人深省的教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