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贾康先生公开在讲话中为资本家站台，为此他受到左翼的指责。这年头为资本家站台的公知型精英多了去了（其中还包括大量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公知），这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贾康先生的站台讲话之所以有较大反响，受到左翼指责，应是因为其做过高层的政策咨询官员（老话讲就是摇鹅毛扇子的）同时也是中共党员。左翼认为这种身份的人不应这么讲，虽然左翼也知道这种身份的人中贾康这类人很多。也正因为贾康是政治上有身份的人，所以左翼的指责基本上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诉诸于应然性的政治评判。这种评判的对错与否，不同立场的左右翼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但左翼的评判确实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既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颠覆性变迁导致贾康现象（为资本家站台的体制内人物甚多，不妨将其称为贾康现象）出现的必然性。贾康现象不是孤立和偶发的现象，而是特定群体的症候。因此对其个人和讲话进行应然性的政治评判意义有限。并且左翼的应然性政治评判，从权威政治定义和政治合法性上讲，未必完全占得住。比如早已明确资本家可入党，既然都可以当党员了，还把人家称为同盟军合适吗？难道不应称“自己人”吗？这不是悖论吗？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在于，四十余年的颠覆性社会变迁导致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严重错位。这种错位左右翼都已察觉，区别在于立场看法不同。贾康的讲话无非是基于他代表的资本家的利益要求改变这种错位，让资本家从法理上获得与其经济上的支配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左翼指责贾康的讲话违反宪法，而他的讲话的潜台词就是要修改宪法，使其主张合法化（即在宪法上定义资本家为自己人）。实际上中国改革的主脉络一直就是先有事实（实际就是先违宪）后修宪，熟悉四十年变迁史的人都承认吧。所以这种指责并不能证明贾康违反了合法的政治逻辑，这也是为什么与贾康类似的人经常讲违宪的话而不受追究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四十年社会颠覆性变迁的必然结果。显然将四十年颠覆性变迁导致贾康现象出现的必然性逻辑缕清了，就不必对这种现象的存在过分纠结了。事实上，当年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了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资本主义道路。中共内部也确实存在准备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既所谓党内民主派），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讳言。如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用剥削有功论，支持农村富农经济发展和鼓励党员雇工等主张明确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选择在随后的二十余年受到抑制，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党内这种选择力量始终存在，并在后来转型为主导力量。由此中国的颠覆性变迁得以开启（开启的主导者曾用改革就是革命来表达这种颠覆性），中国完全转变了历史演进路径。这种变迁的颠覆性是从变迁的结果体现出来的，变迁的开启者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技巧，在开启之初并不让被变革的主要群体直接面对最终的结果——成为资本的雇用劳动力，这一过程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温水煮青蛙。详述此过程非本文之目的，但指出这一过程的一些关节点倒是有必要，因为这与贾康现象的出现相关联。熟悉点马政经理论的人都知道，这一理论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划等号的。因此转轨的关键就是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剥离，使市场经济概念中性化。最初的操作是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中本就存在的商品经济因素，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企业承包。这种操作的实质效果就是企业行为由计划导向转向市场导向，为转轨创造了基础条件。当这一基础条件具备之后，就直接提出了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路径，同时正式把市场经济中性化——将其定义为纯粹的资源配置方式，与资本主义无关，从而为市场化转轨做政治解绑，这是第二关节点。从此向市场经济转轨全面铺开，在此阶段，受到重用而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和赞成自由主义经济的政策规划者们又提出公有制经济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应将其私有化。按照这一主张，这些人借抓大放小之名将大量国企私有化，同时将少量大型和超大型国企股份化。这是第三个关节点。其后这些人又针对股份化的大型和超大型国企高调喊出“坚决反对一股独大”，反对国有控股。这是第四个关节点。在此点的通关上并不像此前那样顺利，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自由主义学者有违信义。当年他们在诱导搞股份制时，明确宣称只要国家掌握控股权，不但不会危及企业的公有性，而且通过股份制改造还可扩大公有经济的控制范围，壮大公有经济。可随后就出尔反尔，以反对一股独大之名反对国家控股。二是尚存的国有经济确实是中共执政的主要经济基础，对此不得不慎重。这两点原因导致大型和超大型国有企业的非公有化进程不似当年“抓大放小”那样神速。但在“混改”决策的实施中，以及由壮大国企向增值国有资本的转向，使这一进程的实现几无悬念。同时在这一阶段，两个毫不动摇的决策在执行中事实上演变成一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发展私有经济（非公经济之说颇为怪诞，犹如把右手说成非左手，不如直接说私有经济）。致使私有经济进一步膨胀，形成所谓私有经济的“56789”之局。此局定于一尊的同时，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就真正形成并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这种社会基本经济关系转型的完成，自由主义学者也由私有化的鼓吹者转型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站台者和辩护者，贾康现象由此出现。当然新兴资产阶级正式称谓是新社会阶层，对此有必要略加辨析。英文中阶层一词是“stratum”，牛津词典的解释是“level or class in society”，显然在西文中阶级与阶层并无本质区别。由于阶级和阶层是属社会政治范畴的概念，因此对此做语义学辨析意义不大，应从政治学角度加以辨析。笔者认为当一个阶级处于自在状态，无主体意识或主体意识很弱时，这个阶级就处于社会阶层的位置，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反之当一个阶级进入自为的状态，有了很强的主体意识，它就真正形成了一个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此而论，中国的无产阶级更像是社会阶层，而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倒确乎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了。贾康现象是伴随这一新兴阶级产生而必然出现的，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现象，形象而准确反映了现实的基本经济关系。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不是显学，一些执政团队成员对其也是言之藐藐，信者聊聊。但贾康现象的出现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颠扑不破。至于贾康现象是否具有历史正义性，属于价值评判，价值评判谈论的是“应当与否或应当是什么”，左翼网友也大都是就此而谈的。本文只具体针对贾康先生言论的“逻辑和事实判断”说几句，显然如果逻辑和事实有问题的话，价值判断就无从谈起。而贾康先生论述的逻辑和阐述的事实确有值得讨论之处：首先是逻辑问题。贾康先生用“56789”做依据证明私有经济已大比例占优，进而推论资本家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不再是同盟军（实际贾先生更担心的是千万别把他们当敌人）。他的逻辑很简单——经济占比大的阶级就是自己人。按此逻辑，中共革命时期私有经济占比是百分之百，那么岂不是所有的阶级都是中共的自己人，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阶级也是自己人，那中共还革他们的命干什么？这显然不合逻辑。实际上经济占比大小只是划分阶级的依据，不是划分自己人的直接依据。当然贾先生违背逻辑讲话是有苦衷的，据说贾先生在洋人那读了几天书，但毕竟是学马政经的出身，还是学过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管他信奉与否，他的思路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路子。按这个路子，他实际想说到位的话是：在经济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必须也必然在政治领域处于支配地位，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应有支配地位。但贾先生碍于体制内的政治身份又不便于直接说，只好用“自己人”的说辞绕弯，结果绕了个逻辑错误。贾先生其实不必为资本家太过着急，一急讲话不但容易出逻辑错误，而且还会忽略基本的客观现实，既资本家不但已是自己人，而且在现实社会待遇排序中已处于优先地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们在法律上的超国民待遇——违法犯罪可网开一面。经济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一定会执上层建筑之牛耳，这是客观必然性。面对客观必然性，不知贾先生干吗这么着急？其次就是事实判断问题，贾先生在证明资本家是自己人时用的证据之一是：资本家的私有企业解决了绝大部分人的就业。从表面看这一事实判断是对的，但细究起来并非完全如此。中国私有企业相当大一部分并没有经过西方私有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而是通过国企私有化而来。劳动者本来就在国企就业，企业私有化后只不过是一个身份转换，由宪法意义上的企业主人，转换成资本家（有些是书记变老板）的雇佣工人。人家劳动者本来就着业呢，只不过被迫转换了身份而已（说来令人唏嘘，这种转换是通过所谓买断方式实现的，这是建国后第二次采用赎买政策，第一次是对资本家，第二次是对工人。但两个阶级被赎买后的物质生活境遇天差地别），这也叫资本家解决了就业？这个事实贾先生为什么不提？只是笼统讲资本家解决了大部分人就业，想美化资本家吗？可是别忘了，不美的东西才需要美化，本质上美的东西无须美化。由于贾先生学过马政经，此话题不妨延伸一下。说资本家解决就业无非是说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点马克思不认，他证明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当然贾先生这类自由派学者也是断然不认马克思的。立场不同无从辩驳，但事实是不可辩驳的。说资本家养活工人，无非是说没有了资本家，工人就饿死了。但国际共运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历史证明，没有了资本家，工人并未饿死，而且还过着无失业之虞的有保障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再次，还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贾先生呼吁当局不要让民营业主伤心，居然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呼之，这里的民心是指民营企业家之心。首先要指出，民营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运用本身就另有用心，因为民营是和官营相对的概念。这样就可将宪法意义上的公有经济指称为官营。而官营在中国盛行的西经中等同于垄断和低效率，一无是处，自然就是改革的对象——将其私有化。实际上民营就是私营，把民营资本家之心说成民心，与事实不符纯属盗用。在任何时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之心才是最大的民心！往好处推论，贾先生可能是想说伤了资本家的心，企业一关门劳动者就失业，从而导致中共丧失广大劳动者的民心。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恰恰说明改革导致的雇用劳动关系的普遍化，则产生政治上层建筑被资本家阶级在经济上绑架，其执政行为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以这个阶级的利益为依归的严重危险。若一旦如此，执政党就真要丧失广大劳动者的民心！在这进退维谷之际，中国向何处去？（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