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壳爆雷，一大批挣扎于底层的打工青年被蛋壳欠租的房主赶出了公寓，其中就有这样一位踏入社会不久的女孩：
在她的这条微博下面，迎来了一群“方粉”围观、嘲讽和谩骂，以致于关闭了评论。原来是因为她在今年5月份的一条微博被翻了出来：
自媒体平台上，这则消息被公知们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被蛋壳驱赶的这个女孩的遭遇，像极了上半年那位“敲锣救母”的武汉姑娘。敲锣女仅仅是在自媒体发声，不希望自己的事被方方当作工具写进《武汉日记》，事实上在“敲锣救母”的过程中，方方也从来没有帮助她。公知就开始对敲锣女群体而攻之，骂她“忘恩负义”。
且不说，这群咒骂敲锣女的公知是不是真的“有恩”，替敲锣女发声的媒体是不是这就是方方和这群公知办的;就算真的有恩，难道你们就可以“携恩索求”，要求别人跟着你们一起不问是非，为非作歹?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为苍生说人话”?
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突发雷暴天气，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开始咒骂毛主席。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主席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主席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一事件之后，毛主席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到边区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很快就采纳了开明绅士李鼎铭的建议：“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封农民的来信，信中说感谢毛主席赐给了他们好光景。当天毛泽东读到报纸后深感不安，并立即通过电话向《人民日报》传达了这样的意见：人民，特别是农民给了我们一切，农民的胜利果实不是某一个人恩赐的。报纸不应该反映恩赐观点，而应该报道农民创造的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为苍生说人话、办人事!
孔夫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主席为代表的真正的革命者，是牺牲自己的一切，去弘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大道，而不是拿形式上的“道”来证明自己。
反观方方为代表的这群公知，他们偶尔也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说话，看似是在“为民请命”，其实不过是想给自己“增粉”，证明自己的“鼓动力”，到主子那里领更多的狗粮。所以，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影响力，而不是人民的利益。
从“敲锣女”事件到“蛋壳姑娘”事件，真正该感到羞耻的不是事件当事人，而是那些自私自利、“吃人血馒头”领狗粮的公知。
回首今年上半年，“大流行”在武汉肆虐的时候，帝国主义不是帮着我们抗击“大流行”，而是在一旁叫嚣着找中国“索赔”;方方等一众公知还配合着把武汉描述得一团漆黑，让中国给世界“道歉”，这不是“递刀子”又是什么呢?
目前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大流行从去年9月开始已经在意大利、美国等地方国家发生，中国也只是受害者。在铁的事实面前，前不久方方接受外媒采访时，仍然没有丝毫的忏悔，反而以个体受害者的面目自居，脸皮真够厚的。
本号的老读者应该都知道，笔者的态度是一贯的。年初，笔者对官僚主义和资本趁火打劫亦有大量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对某些恶心的“半块钱”亦有大量抨击。笔者以及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官僚主义，揭露问题，是衷心地希望国家和人民能够战胜“大流行”，可那群公知的批评是出于这个动机吗?
对于方方，笔者的态度也是一贯的。被蛋壳驱赶的那位姑娘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说“割方方舌头”，翻看她以前的微博，可以看出她完全是没有多少政治认知的普通群众。这样朴素的爱国热情是值得称赞的，但诸如“割舌头”之类的说法，笔者也是坚决反对的。
笔者认为应该允许方方的声音，但也应该允许反驳方方的声音。要反驳、要清算的不仅仅是方方在武汉“大流行”过程中的不实言论，更应该反驳方方这四十年以来，通过她的小说诋毁中国革命的种种言行。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对方方的小说的驳斥却是很难发出的，甚至连小说的名字都不能随便提。
让敲锣女被迫“敲锣救母”的是官僚主义，然而真正滋生官僚主义的却是对革命时代的背离，这个过程的发生，显然也有方方等一众老公知的“功劳”。当方方动用自己特权送侄女去机场的时候，她不也在自觉地享用着这份“功劳”吗?
被蛋壳驱赶女孩，施害者是为了利润肆意豪赌的资本，而真正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当年方方们风光无限、对国营企业极尽丑化之能事的时候，这一幕就早已注定了。
特权享用者、资本乏走狗们又有什么脸面来嘲讽你们施害的“敲锣女”和“蛋壳姑娘”，反过来指责别人“忘恩负义”?
当然，“反对方方的女孩被蛋壳驱赶”的事件也该让某些人清醒一下了，当资本在市场经济里肆意妄为侵害劳动者的时候，切不要“法无禁止即可为”地无所作为，把有“朴素爱国热情”的群众推向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