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判决。
曾几何时，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死刑一度休眠，特别是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和经济犯罪者。
赖小民一审被控受贿17.88亿，这一数字创下了建国以来贪官受贿的最高纪录。作为副部级高官，赖小民的受贿金额不仅秒杀了正部级大员赵正永的7.17亿，也刷新了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10.4亿的“纪录”，是名副其实的“首贪”。
2018年，受贿超10亿张中生被判处了死刑。十八大以来，反腐成果颇丰，大批贪官落马，其中不乏受贿金额上亿者。但是，被判死刑的副部级高官只有内蒙原公安厅长赵黎平，而且判处死刑的原因不是因为贪腐，而是他枪杀了自己的情妇。
2020年7月，贪污了7.17亿的赵正永被判处了死缓；次月，赖小民一审，人们关心的是，“首贪”这次能被判死刑吗？
按照经济犯罪慎杀的原则（据称这是“国际惯例”），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贪污罪、受贿罪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再单纯以具体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而是将犯罪的情节和数额综合作为定罪量刑标准。这其实为经济犯罪开启了轻判的“便门”，因为犯罪情节是否严重，其实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量刑标准。
赵正永、张中生、赖小民这样的贪官却一次又一次刷新了贪污涉案金额，然而，此次赖小民得以判处死刑，恐怕也主要是因为判决书中所说的“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
毕竟，中国是全世界仅存的几个宪法阐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国际惯例”所指的国际通常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利益，轻判经济犯罪可以理解，我们有必要遵循这个“国际惯例”吧？
2012年5月21日，犯有集资诈骗罪的吴英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随后，法学精英、舆论精英发起了一场浩大的舆论攻势，2014年7月11日，浙江高院裁定，将吴英的死缓刑减为无期徒刑；2018年3月23日，浙江高院再次裁定，将其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涉案金额数亿的吴英免死事件，可以说是一个恶劣的开端。
2017年初，“网贷第一案”优易网案件正式宣判，成为P2P首例集资诈骗罪定性案件，优易网被告人木某、黄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和9年。当时媒体用了一个标题《P2P跑路最高可判死刑》，然而，迄今为止P2P爆雷无数，其中不乏百亿级网贷平台，我们看到一例死刑了吗？
经济犯罪慎杀，这让经济犯罪的成本变得非常低廉，如此才会导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样的局面越演愈烈。包括长租公寓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的种种所谓的“创新”，不就是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口号，大资本野蛮地游走在“经济犯罪”的边缘吗？
社会主义没国际惯例，只有历史惯例！
从“老井岗”黄克功，到革命功臣刘青山、张子善，毛主席对于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是零容忍的。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才能震慑、挽救更多的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枪毙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北京广达兴记粮栈经理石利如、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老板张新根、济南盛昌蛋厂经理刘云生和厂长安景远……这样一大批祸国殃民的奸商，还新中国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极大地震慑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巩固了人民政权。
杀一批无良贪官和黑心资本家，民众自然会拍手称快、人人拥护。
显然，在腐败频发、金融犯罪频发的今天，真正该借鉴的不是什么“国际惯例”，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