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河北省新增90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其中石家庄84例，邢台6例。新增15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石家庄14例，邢台1例。

　　目前，石家庄已经完成了首轮全员核酸检测，并且正在开展第二轮的筛查，但从2号发现第一例确诊到今天，短短十天，河北省病例已经从0飙升到了395，再加上已经有多地出现了石家庄关联疫情，所有人都为之捏了一把冷汗。

　　石家庄的形势，一下子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每当确诊病例的流调公布后，网友们就一遍又一遍仔细查看，生怕漏掉了哪个细节。

　　12日凌晨时，张文宏医生表示，河北疫情1个月内可以控制住。

　　大家虽然松了一口气，但看着持续上涨的数字，依旧对能否回家过年表示担心。

　　而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石家庄疫情如此严重，究竟和当地的宗教活动有没有关系？基层的宗教活动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1

　　这件事和宗教有关，是细心的网友们推断的。

　　石家庄检测出来的病例，有两个特点，一是集中在藁城区，占到了阳性人数的80%以上;二是关联性比较强，基本都和藁城区相关，特别是与藁城区的增村镇有关。

　　1月3日，增村镇刘家佐村出现确诊病例;

　　1月4日，新增确诊11例，全都集中在小果庄村和刘家佐村;

　　1月5日，新增确诊19例，除了小果庄村和刘家佐村外，增村镇的东桥寨村、北桥寨村、南桥寨村均出现确诊病例;

　　1月6日，新增确诊50例，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并且蔓延到了正定县、行唐县、新华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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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确诊的病例里，既有6个月大的婴儿，也有人民教师;既有市场商户，也有公交车司机;工厂工人、快递小哥……场景复杂，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这些确诊病例的流调，也让人触目惊心。光婚礼就至少涉及了20多场。要知道，和首例确诊病例参加同场婚礼的人中，就有14个确诊患者。有一对新婚夫妻，也先后确诊。

　　而在流调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文本中一个语焉不详的“参加活动”，究竟是指什么?

　　类似的描述还有很多。“参加活动”者以老年女性为主。

　　这是什么“神秘活动”?总不是广场舞吧。

　　有人就注意到，“参加活动”大多是周日，这正是教徒做礼拜的日子。

　　其余的固定时间周三周五和新年，也是大多数教徒最常去教堂的日子。

　　很快，藁城区的情况被网友们扒了个遍。

　　先是有网友发现，在小果村旁边的北桥寨村，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堂，并且还附上了几张教堂做礼拜的照片，人山人海。

　　活动照片中，还有不少未成年人。

　　这就是个严重的问题了。

　　未成年人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教育和宗教要采取分离原则。

　　也就是说，向未成年人传教是违法的。

　　那这不属于非法传教么，怕不是什么地下教会。

　　而后，又有石家庄网友爆料说，关于首例确诊病人“捡垃圾”这事，其实是大家整了个大乌龙。

　　因为，此“捡垃圾”非彼“捡垃圾”。

　　在石家庄，人们把不拜祖宗却拜教堂的称为“捡垃圾”。当地人的朋友圈里传的是小果庄村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感染了，到网上传成了是捡垃圾(物理)得了病的。

　　所以首例确诊病例，也是一名教徒。

　　于是大家开始怀疑，这次的传播源恐怕是来这里传教的神父。

　　根据地图显示，北桥寨村的教堂，距离发现疫情的几个地方都很近：小郭村距离教堂仅600多米，南桥寨村距离教堂3.2公里。

　　这是附近规模最大的教堂。

　　面对舆情，一个名为“天主教百科网”的微博蓝V出来发微博“辟谣”。

　　账号的运营者，是石家庄天主教区的负责人员。在微博中，他向大家声明，发生疫情的几个村子，不是天主教村;确诊的病例，也只有一个是天主教的信徒;他们最近，也不可能有带病的神父来到这里。

　　总而言之就是，他们认为这次的疫情和天主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很快，这种说法就被小果庄村的一位负责人“打脸”了。

　　隶属《人民日报》的《健康时报》专门采访了小果庄村的负责人，直指要害：

　　“看到石家庄市疫情活动轨迹，有多位确诊患者每周参加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活动？”

　　负责人答：“……我们村有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里进行宗教活动，大概有几十人，都是岁数偏大的老人。”

　　也就是说，这些村民可能并未登记在册，但不等于不信教。在《健康时报》发表报道后，天主教百科网立刻删除了那条微博。

　　次日，在北京市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海丰表示，北京的155个宗教活动场所、840名宗教教职人员均未出现新冠肺炎感染和疑似病例。

　　但是根据当前疫情的防控形势，北京市决定暂停所有宗教活动，这些场所都不对外开放了。

　　并且还要严厉打击农村非法宗教活动，来防止聚集带来的风险。

　　一前一后，很难让人不联想。

　　9日，在石家庄疫情发布会上，石家庄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李占领针对网络上的言论发表了回应：

　　小果庄村的信教村民都是信基督教的，和天主教没关系，所以“欧美神父在藁城传教”是谣言;

　　疫情爆发前，确实有过信教群众聚集，但没有证据表明疫情源头和宗教聚集有直接关系。

　　也就是说目前还无法确认疫情传播和宗教活动有直接关系。

　　但无论如何，这场由小果庄村开始的疫情，还是让不少人都开始重视一个问题——农村被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侵蚀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2

　　河北省基层，是被西方宗教席卷最厉害的省份之一。

　　就拿发生疫情的藁城区来说，这里的宗教活动十分兴盛。从清朝光绪到民国时期，藁城境内相继建造教堂12座，分布在12个村镇。

　　1960年代中期，12座教堂全部被毁;然而到今天，已经达到了15座，反超了解放前的数据。

　　前面提到的北桥寨教堂，就是其中的一座。

　　北桥寨教堂在历史上建过3次，最近一次是2007年开始的，截至2016年，这次建设已经投入了600多万元。

　　教堂需要24小时不停工，于是建造的义工都是当地信教的妇女，有的甚至还带着孩子。

　　为了省钱，教堂里的桌子凳子，都是信教群众自己做的，教堂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而除了明面上的教堂，更多的其实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地下宗教。

　　1840年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发展他们的教会势力，来辐射所谓的“基督福音”。

　　这些传教士除了传教外，活动范围也很广，会涉及到军事、政治等领域，尤其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上，更是他们“大展身手”的天地。

　　19世纪末，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达到了80个，比如什么信义会、长老会、伦敦会、公理会、救世军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修建教堂，并向农村渗透。

　　河北省政府宗教处在1953年1月30日，起草了《河北省1953年宗教工作计划》，在里面对当时的天主教会进行了估计：

　　“据天主教内1948年统计，河北省有教徒75万余人。据我不完全的专门登记材料为64万多(临清教区在河北省境内的各分堂和支堂及察省新划归河北省地区的10万多均未统计在内)，现仍有公开宗教活动的19万多人，秘密活动的无法计算。

　　“据天主教内统计，河北省(包括察哈尔部分)共有神甫683名，我处现有数字为210人，另已查明的秘密神甫40来人(实际上不止此数)。”

　　除此之外，有365座正式的教堂。

　　其他省份的教堂和教徒数量也不少，比如黑龙江有教徒15.2万，教堂300座;山东有10多万教徒，教堂数量甚至达到了1318座。

　　绝对人数可能不算多，但却让宗教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尤其是那些有教堂的地方。

　　解放后，政府对基督教等进行了规训，还驱逐了在华传教士。

　　因为1950年代初期，那些天主教的地下势力都会在罗马教廷的指挥下进行非法活动，其中很多都是反中的。

　　比如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就多次公开声称“天主教徒倘在某地因环境关系而甘愿脱离教宗，就是脱离了耶稣，脱离了教会。这样的所谓狭义的‘某国天主教’，只是裂教，不是至一至公的真正天主教。”

　　说白了，就是绝对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所以后来，他在南京被驱逐出境。

　　到了1980年代，我国的宗教政策正在调整，加之国际政治层面的考虑，恢复了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

　　大环境的放松，加上以前的传播基础，宗教势力卷土重来。

　　比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吉辽、沿海地区等，近三四十年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蔓延速度要比其他地区快很多，教徒数目也很庞大。

　　而且在省份内部，那些有教堂的县城、农村，在发展时候，就会更加迅速。

　　在农村，西方宗教于各宗教信仰中一枝独秀，而传统道教、佛教总体状况萎靡，民间秘闻等等也不如以前兴盛。

　　而在西方宗教中，基督教几乎一家独大。在北方农村，中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独占95%以上。

　　而地下基督教，也就是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占据其中70%左右。

　　天主教则是稳步上升，主要势力分布在河北、温州一带。其中地下天主教更为严重。

　　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能发展如此迅速，除了有历史沿袭原因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国内农村的宗教生态已经衰退，一些信仰已经形式化和去神圣化，而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趁虚而入、迅速蔓延。有些地区的基督教信众甚至能占到总人口的10%到15%。

　　这一点从南北方基督教人数不同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基督教在北方农村和沿海地区获得了一教独大、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地位，但在南方地区相对来说却比较势衰。

　　为什么?

　　因为南方农村以祖先祭拜为中心，兼纷繁复杂的地方性民间信仰的信仰体系，目前保存相对比较完整，所以可以抵御外来宗教的入侵。

　　但近年来，南方信仰体系也在逐渐开始瓦解，信西方宗教的人数也在上升。

　　这就要说到第二点，那就是传教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同时我们自己基层组织力的下降。

　　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就可以看到不少人分享自己所经历的传教：

　　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在小说里还是“跳大神”等的模样，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韩国人渗透了，就连办丧事，也请韩国牧师举着十字架来操办;

　　一回到老家农村，就会被村里的一些教徒盯上，时不时来传教，其实对于宗教一窍不通，但依旧想把别人拉入教门;

　　哪怕是上班，保不齐公司的领导也是个所谓的“传教士”，效益不错的公司到最后也会解散;

　　而且，这些宗教大多不是什么正经教，而是地下教会甚至邪教。蛊惑性极强，和传销没什么两样。

　　信教的人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妇女、病人和老人。

　　先说妇女，主要是留守妇女，丈夫常年在外打工，这些妇女在家既要养育孩子、侍奉公婆，还要干农活，压力很大，所以她们很容易信教，来寻找精神寄托;

　　还有病人，农村医疗不发达，特别是一些绝症病人，希望能找到精神寄托，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寄希望于某种神秘的力量。

　　而针对老人，一些生活困难并且没有子女的，他们信教一般都是图个热闹。再加上成为教徒后，婚礼免费用教堂，丧事也有教徒们操办，对于他们来说，是看得见的好处。

　　所以，越是落后贫困地方的农村，被西方宗教席卷的情况就越普遍。

　　当一个人有求于教，觉得信教可能会“有用”的时候，就会去相信。

　　潘梅以前患有鼻窦炎，每当病情发作便会头疼，有时甚至全身不舒服。潘梅先后去了县市多家大医院，反复治疗也无效果。一嫂子知晓此事，便向她传扬信教好处。既然患难的人都进了教会且看起来不错，天天吃药打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见效，信一下不要钱的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潘梅进了教会，积极参加教会活动，她感觉身体好了些，混沌的心理产生了对宗教的好感。

　　2005年，潘梅家计紧张，她就托人在南京找了家工厂，收拾妥当后准备第二天出发。没想到出门那天，家里养的8只鸭子突然趴下，任凭怎么驱赶都站不起来。这些鸭子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为何她只是决定暂不信教就出了事。她突然间感觉到对神不忠的莫名恐惧。  那天刚好是周三，教会照例要做祷告，她赶紧到教会祷告并忏悔，希望神不要怪罪她的鸭子。等她祷告回来，家里鸭子竟然正常，她认为神在对她警示，自己不该出去打工，于是就留下来，更热烈地信教，现在她已是MZ教会的负责人。

　　而人一旦信了教以后，逻辑都会改变：问题解决了，那就是主保佑；问题没解决，那就是不够虔诚，需要继续虔诚修为，如此一直循环往复。

　　3

　　不可否认，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正面作用，比如为孤寡老人提供公共活动的空间，为农村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道德氛围和纠纷调解等等。

　　但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并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在传播时一定会带来非常重大的负面后果。

　　并且这种显而易见的负面后果，经常被有意无意忽视，这也是导致基督教泛滥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的大肆扩张，会引起各种层面上的分裂：

　　第一种，是家庭分裂。

　　这种一般都是因为信奉基督教，而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在江西被称为“基督纷争”。

　　这类矛盾一般有几种情形，一是因为家中的人有信奉基督教的，就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聚会，耽误农活和家务。

　　比如兰考农村80年代时，信教的多为30来岁的媳妇，那时候的教会资料为了讨好这些人，就直接把婆婆成为“恶婆”，还写了灵歌：

　　婆婆见媳妇心头火，叫声媳妇你真恶，东跑西跑不做活，说话你强，脸又多，啥活不想干，吃的你又多吃，像你这样的媳妇真是气死我，回家你先把你娘叫来，叫来你娘咱说说。

　　婆婆你不要这样说，世上娶媳妇娘家不带祸锅，干活你光嫌少，吃的光嫌多，像你这样当婆婆，叫我没法活。

　　不解决问题，反而激化矛盾。

　　又或者是因为当代年轻人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所以同家中的教徒会产生矛盾。

　　家庭成员之间，因为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纷争会非常剧烈。比如日常生活中，常常因为是否在家挂十字架吵架，又或者是能不能参加聚会、能不能带相关书籍回家。

　　在丧葬仪式上，这种纷争尤其明显，尤其是在传统习俗保存完整的地方，这种冲突更为明显。

　　比如传统祭拜中，不少地方的风俗是放一挂小鞭炮、烧香，还要小聚。而基督徒不允许这些，在葬礼上，本该是老人遗像的地方，只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

　　舒兰香的母亲程秋月去世之前，曾说：“我一生没有其他愿望，只要求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安葬。在棺材上不要雕刻龙凤，要印上十字架。”去世之前，她给自己做了一套天使那样的白袍子。

　　舒的母亲去世后，舒对舅舅说：“我们是母女关系，要求按照母亲的愿望安葬。”舅舅非常积极地反对，说姐姐一辈子吃了很多苦，要为她做道。而舒兰香则哭诉说：“如果妈妈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她的一生都划不来。”

　　程秋月的葬礼最终按照传统仪式安葬的。舒兰香为此对舅舅产生了很深的不满。

　　第二种是村庄社会的分裂。

　　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人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另一种是上帝的弃民。

　　在现实生活中，教会教导信徒，要向其他人传播“福音”，把他们也拉进“信徒”的阵营;另一方面要远离那些死硬反教的“异教徒”，坚决断绝和他们的交往。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徒都热衷于传教。

　　所以，一个村庄就大体被分为了基督教徒和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虽然生活上不会完全分开，但从他们的社交范围来看，这二者已经形成了相互分离的群体。

　　就这样，村庄的凝聚力越来越弱，虽然没有分裂，但也已经分离了。

　　第三种是同传统文化的分裂。

　　中国民间传统的信仰体系，一直被基督教、天主教定义为腐朽、落后的。

　　同是神，哪有什么谁比谁高贵，但在所谓的“西方先进文明”面前，民间信仰显然是落后的。

　　在农村，经常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把传统信仰和仪式规则定义为“封建迷信”，不敢承认自己烧香拜佛，却把基督教作为先进的象征。

　　这给了传统文化很大的冲击，甚至在道德层面，也突破了传统伦理底线，比如在山东，就曾出现过同为基督徒的婶侄结婚的事。

　　第四种分裂，就是篡改历史，分裂国家。

　　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蔓延和壮大，基督教内部总是传递着与我们认知不同的历史，把中国近代的血泪史和当代的发展建设解读为基督教反抗压迫、重获自由的历史。

　　他们抹掉了基督教肮脏的血腥史一面，把自己打扮成了委屈的斗士。不少基督徒在谈到基督教在国内的发展历史时候，就会声泪俱下诉说自己的委屈和灾难，基督教明明是在逆境中拯救中国人，却完全不被中国人所理解。

　　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八国联军。

　　在天主教内，八国联军被他们美化成是正义的使者，他们之所以侵华，是因为清政府反对教会，还杀死了神父，所以联军才杀了过来。并且清政府后来不是无条件投降了么，证明是他们理亏。天主教就是那时候，发展才最快了。

　　还有些人觉得村里的学校、孤儿院、教堂，那么好的房子，都是外国人出钱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好人。

　　沿海地区为什么很发达，是因为它们同发达国家一样信仰基督教。

　　在基督徒中流传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孔子是基督徒，周总理也是基督徒，不然名字里为什么会有“恩”字?恩代表的就是上帝的恩典。

　　如此篡改历史，这样下去，若再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必将干扰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

　　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华的历史，社会大变革时代，不少宗教人士也参与其中。

　　就拿河北来说，1946年，黎培里资助了比利时籍的神父雷震远，此人曾担任过蒋介石的顾问。他建立了“公教青年报国团”，这个组织多次帮助国民党，参加国共内战。旗下设立了石家庄、保定、天津等11个情报站。

　　这里的教徒后来被据守石家庄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也就是胡宗南系的军长罗历戎，改编为一个天主教野战营，大约有500人，还参与过国民党傅作义部突袭解放区的冀中穿心战。

　　1949年，雷震远去了美国，后来写了一本书，名为《内在的敌人》，回忆对共产党的强烈不满。

　　雷震远 左六

　　而他所建立的“公教青年报国团”更是劣迹斑斑，旗下神父吴雅阁等人，想要去西柏坡刺杀，并对平山县郭苏镇、石门、灵寿等地进行了轰炸。

　　1989年，石家庄市栾城县油通村还曾爆发过天主教叛乱。

　　来源：微博@无为李爷

　　所谓“正统教派”，尚且如此血腥，更不要说多年来发展出的那些杂七八杂的邪教了。

　　这些宗教，正在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长此以往，一定会对我们的群众基础造成伤害。

　　就像你做了再多好事，盖了再多大楼，给民众再好的政策，人家也不会感谢你，只会说，谢谢神。

　　其实，石家庄疫情爆发同宗教活动究竟有没有关系，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了。

　　问题的重点在于，这些泛滥的宗教究竟能不能管?怎么管?谁来管?

　　精神领域的需求就在那里放着，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阵地我们不占领，就会有别人来占领。除了打击地下宗教，提升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考虑照顾大伙的精神生活。

　　要想真正解决群众的问题，还是要坚持教员给我们立好的理念。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乌鸦校尉（ID：CaptainWuya）

　　参考资料：

　　《文化纵横》专栏：基督教在当代农村的传播

　　齐风鲁鼓：《石家庄疫情发生地藁城：遍布15座教堂》

　　刘锐、阳云云 、王海娟：《谁的农村谁的教: 基督教何以席卷中国农村？》

　　超级学爸：《精准扶贫的成果，正被外来宗教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