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破产”，每年一度被炒作的恶谣，近期以来又被搬出大做文章。

　　华西村以及执掌村舵46年的华西老书记吴仁宝(2013年病逝)，之所以长年累月被某些媒体(以南方系为首)污蔑泼污、歪曲解读，不过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坚持走集体经济的农村典型、故而为自由化风潮所不容罢了。

　　就像他们几十年来持续不断丑化陈永贵一般，吴仁宝可以看做是陈永贵精神的化身延续，也是毛泽东治农思想的一种传承。

　　1964年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大寨之路》的文章，高度赞扬大寨模式，当时36岁的吴仁宝就拿着这份报纸在群众大会上朗读。

　　从此大寨的陈永贵成为吴仁宝的“偶像”。

　　顶着1965年毛主席对华西村“光明灿烂的希望”的批示，吴仁宝带着公社村民制定出“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并提前七年实现了农产目标。

　　到1969年，华西大队的粮食亩产达到1423斤，人均分配口粮590斤，现金130元。

　　到1972年，华西大队实现亩产2100斤，完成吨粮田的目标，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知名的示范农村。

　　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在60年代面临某些官僚极左势力一刀切“减资本主义尾巴”的极端威胁，吴仁宝还曾偷偷摸摸兴办小五金厂，坚持“工业兴农”和“集体主义”两只拳头一起打，最终让小五金厂十年时间创造300万产值、利润率逼近40%。

　　后世的媒体，只会曲解吴书记“也得向资本主义服软”，却完全无视吴书记事实上坚持集体分红、即便顶着某些村里老人压力也坚持不变色的施政风骨。

　　比如2009年11月16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央视在介绍华西村时就采用了这种阴阳失真的报道话术，绝口不提真正让华西壮大、共同富裕的法宝是集体所有制。

　　到1978年，中国农村面临体制性的瓦解分甭，吴仁宝治理下的华西村却拥有着固定资产100万、银行存款100万、外加三年口粮的家底。

　　这让华西村有了拒绝家庭联产承包、拒绝分田单干、拒绝包产到户的底气。

　　强顶着三中全会精神，吴书记在80年代初表示：“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发展集体经济，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进入80年代，市场经济风潮席卷全国，吴仁宝率先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

　　进入90年代，原本被新中国压灭的黄赌毒死灰复燃，面临华西人逐渐富起来的现实，担心抵御不住诱惑的吴仁宝登报贴告示：“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万元!并为举报人保密。”

　　从1999年至2004年，镇政府按责任制合同、贡献绩效，批给吴仁宝的奖金累计达5000多万元，而他都留给了集体。

　　上级领导和华西集团公司的总账会计、现金出纳会计都找过吴仁宝，劝他“作为华西掌舵人，应该拿最高的奖金”，吴仁宝的回复则是：“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还是留给村里，留给老百姓，作为华西的发展基金和流动资金吧。”

　　南方系过去针对华西村死死抓住不放的，就是泼一个所谓“吴仁宝家族搞垄断”的脏水。

　　但实际上，到吴书记2013年去世时华西31个正副书记中的5个吴书记的子女，均是通过十多年的工作而被村民民主选举选上去的。

　　同时，从1961年开始，吴家没有一人担任过财会职务，比如村党委会计等，华西的历史账目也是清晰可查。

　　2010年，厉以宁曾为《赢在华西》做序，这在当时是一副很尬、很有趣的场景，如同一个和尚高喊“老道万岁”……

　　但那篇序文里，厉以宁的用辞落笔是非常春秋的，先是抹去华西村和吴仁宝在1979年之前的努力、只歌颂改开后的成就;又称赞华西顺应现代公司制度、因而大获成功，罔顾华西坚持集体持股分红的事实。

　　到今天，吴书记已去世多年，小华西也已扩张为大华西，不可忽视和回避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生钱”思维，也渗透进了原本看似堡垒坚固的华西村，某些资本雇佣的原始图景也在华西出现，乃至发生了挤兑丑闻。

　　近年来，频繁涉足互联网金融的华西村集团负债率节节攀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相比于国内那些真正割惨韭菜的金融玩票集团动辄负债千亿、两千亿的负债率，媒体们针对华西村的报道总是笔墨带着腥臭味。

　　且要看到，华西遭遇负债高企的局面，这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锅”?

　　问一个大的问题：苏联解体，究竟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它背离了社会主义?

　　谈华西村今天的困难，其实可以拿科技巨头华为来类比。

　　华为在90年代“变卖潮”中等坚持员工持股，这体现了某种集体主义的经济思路;但是到后期，所谓的集体持股和民主决策已经仅仅局限于华为高层和创始团队。

　　再比如华为内部发行的鼓吹血汗工厂模式的“四大名著”(《火车头传》、《告研发员工书》、《原生家庭论》、《字字珠玑案例集》);再比如华为从2007年开始实行的“离职再入职”(规避《劳动法》规定的“入职十年需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等等等等……对于华为的评价，显然要辩证。

　　那么对于华西村的评价，同样要辩证。

　　不论是新时期凸显的官僚主义，还是涉足金融扩张、接触私募基金而导致债务危机，华西确实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不过，既然要辩证，就不能无视从历史走来的事实。华西能有今天、能够成为天下第一村以致于被南方系媒体频频攻击，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至于资本困局的形成原因，则又是另一番画面了。

　　毛主席所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为华西加油，这是一个堡垒式的思想象征，不该变色，更不该因变色而被全盘地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