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儿有三个地方很让人抓狂：①彩礼;②贷;③为什么会有彩礼贷。
首先先说第③个，为什么会有这么个神奇的玩意儿?
很简单：娶不起媳妇了呗!
前段时间，韩国年轻人生育欲望持续下降的调查新闻上了热搜，其暴露的韩国社会压抑的阶层分化和狭窄到极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韩国80/90后不愿结婚、甚至抵触恋爱的原因。
这则新闻当时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共鸣。由于高房价、高物价、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横亘，中国国内结婚率、出生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一样是无法回避。
所以这时候，金融资本就闻着味来了，毕竟彩礼是结婚之“刚需”啊!
那么为什么彩礼会是刚需?就得好好唠唠这个彩礼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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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争议，彩礼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糟粕。
其本质是男权社会下地主阶级对女性劳动力的一种经济置换，说白了就是卖女儿。
周礼制下，女性不为人而仅为牛马，或侍夫或劳作或生育，活着的唯一作用就是为男性的生产“打补丁”，活着的唯一证明就是有男性可依附。
所以落实到婚姻，也同样需要外物的价值以自证，比如昂贵精致的彩礼。因为女性自身被认为是不具备价值的，她只能借助那一份彩礼为自己提供一份卑微的“价值证明”，然后，就是所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从此成了“婆家的人”。
封建制度与地主经济的压迫下，女性是没有人权和自主能动性的，她要么是地主老爷家的人，要么是另一个地主老爷家的人。
不论你是大小姐还是丫鬟，除了吃喝穿戴有较大差异，在女权层面完全是共体，均为被压迫者。
同时，也正是因为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人身垄断和贫富差距，地主老财坐拥妻妾成群，而劳工苦力难言娶亲。
彩礼制度，成了婚姻世界里一道横亘在阶级鸿沟面前的反动风俗。
这种吃人的封建婚姻礼教竟然能够流传至今，真的让人为百年前的革命先烈们感到悲悯！
回想1920年的冬天，19岁的杨开慧与27岁的毛泽东结婚时，作为革命者的杨开慧就亲手砸烂了反动落后、物化女性的彩礼制度：“我不做俗人之举！”
嫁给毛泽东的那场婚礼，甚至称不上什么礼，没有彩礼没有花轿，两个人仅仅是换上了新装，在亲人挚友的见证下于湖南一师的教员宿舍里结为夫妻。
所谓的新房，没有一件家具是新的。但是二人的婚礼却在当时乘着新文化的风气传为佳话，成为全国进步青年、革命人士的楷模。
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宣布实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而彩礼制度被视作“买卖包办婚姻”的封建产物，被第一次以明文形式彻底杜绝禁止，这在古今中外几千年来的法律中是首次。
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福利保障体系(特别是集体养老制度的建立)更是从经济层面帮助了文化风俗的进一步现代化，当过去的那些贫下中农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卖女儿——另一方面，过去那些有财力“买小妾”的地主们也被改造和颠覆了阶级性质，农村社会完全趋向平等。
在新中国前30年，青年人结婚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彩礼”“嫁妆”，那通常也就是几本毛主席语录或是一套马列的著作。
需要看到，新中国给予了女性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劳动权力，这都让女性在家庭中的生产身位不再被父权和夫权压迫，“彩礼”就更失去了市场。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仅仅占20%……”
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在50年代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
中国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建设之深之广，使西方国家的女权团体都羡慕不已。
但是进入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一把刀子，将原本集体共生的农村社会再次切碎、逐回了小农经济生态，随之兴起的就是封建性的男权压迫文化再度于被城市抛弃的农村地带死灰复燃。
彩礼制度，随之再度出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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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个贷。
沃日个神的，现在这资本真是贴心，你需要什么它就为你提供什么贷款业务，你甚至不需要什么它也会广告轰炸、逼迫意识到你应该需要什么，继而还是把你引入贷款。
昨天#花呗借呗不得向大学生放款#这个新闻还算让人欣慰，只要我们还自诩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黄赌毒贷」这四个基层民间的黑戕之物都理应被彻底碾碎!
还记得四年前轰动全国、引爆舆论大战的山东聊城辱母案吗?当时搅动这个案子舆论走向的主力军是南方系阵营，其以集群化作战的规格，高度统一观点口径，“明批暗洗”地把焦点落在所谓的“孝儿护母”，而遮盖了苏银霞一贯的黑吃黑+老赖、又反被高利贷团伙逼债的乱象。
南方系鼓吹“高利贷合法化”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2011年6月27日的《南方人物周刊》就刊登过《高利贷不能禁》，同时以茅X轼、陈X武、许X年等皆长年累月在南方系刊物上发表文章为高利贷洗白、聒噪施压国家应放宽对民间金融的监管。
2011年温州爆发的高利贷灾难至今回想让人心惊(闻名全国的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就出自那时)，当时多少老板跑路、跳楼、家破人亡。
根据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当年度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月息达6分至7分，最高达1毛5。若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还72万至180万，且温州市约89%的家庭和59%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同时不为很多人注意的是，就在那年9月，茅X轼竟然大摇大摆地在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发表署名文章《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是提倡高利贷》……
茅先生下笔的勇气从何而来?
2011年温州贷灾中的施晓洁案曾捅出“大篓子”：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2011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其实就已经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
三年之后，这位“高利贷金融专家”茅X轼先生，光荣入选了英国 Prospect 杂志“世界顶级思想家”(World Thinkers of 2014)的候选50人名单，他当时是唯一入选该杂志候选人名单的中国人……
从90年代以来，浙江已经爆发过三次超大规模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风波——其历史源头在哪儿？和彩礼制度被恢复的阶段一样，都是80年代。
1984年9月，在得到了温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后，温州市开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
那是共产党带领工农阶级建政35年周年的历史性时日，结果竟然见证了民间借贷的死灰复燃…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强有力的土改，中国的农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毛主席强调要“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
在铲除了一切私人高利贷和地主收租模式之后，国家投资被摆上台面并付诸现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有毛主席论述)。
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作者、美国人威廉·辛顿对此曾这样评价：
“中共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特别是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
但是到了今天，根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8年末，经营网络小贷业务的小贷公司共有249家，其中97家注册地集中在广东和重庆两地，且财阀体量的借贷集团其虹吸规模竟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尾大不掉、呈现出一种要把中国推向次贷危机的操作迹象。
正是在2018年，蚂蚁金服旗下消费信贷产品“花呗”，宣布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可是今天又不能搞血腥殖民的地理大发现了，经济又滑坡，怎么夺取新市场呢?
还是老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点出资本家的阴谋：“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于是，诱惑诱导、软性逼迫你消费，花呗借呗不断增加额度、购物狂欢日夜不停、广告轰炸时时推送……
而资本家本人，则在对垒政府、明目张胆要求监管松绑的同时，还要几亿人口的杨白劳们，跟在他后面喊他“爸爸”!
属实站着把爹当了。
去年，从蚂蚁金服进阶到风光无限的蚂蚁集团，根据其招股说明书来看，截至2020年6月末，平台促成的1.7万亿元信贷余额中，由金融机构合作伙伴进行实际放款或已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合计约达98%!
剩下的2%则才是自己旗下小贷公司蚂蚁商诚与蚂蚁小微发放——这种「贷」，不是一本万利，而是无本万利。
所以国家必须把它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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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运动。
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一定同时是斩草除根、翻覆结构的经济革命与文化革命。
同理，一场真正的女权运动也一定是嵌入于阶级斗争中。
抨批“彩礼贷”的前提，是先解放自己的思想。不解放思想，就无法解放肉体，比如你如果嫁给一个靠彩礼贷结婚的男人，嫁过去你还“依附”进他的还款生活、陪着他一起成为贷奴!
因而，彩礼贷真的会促进结婚率上升吗？能够促进结婚率和生育率上升的，永远只有公平正义的分配、合理的社会生存成本与高期望的阶层状态。
其他的，都是资本的割韭游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