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有关新疆一系列纪录片的公映，除了对极端宗教和境外势力渗透让人感到愤怒，两面人的疯狂更让人震惊。新疆是个复杂的问题，边疆的秩序是国家秩序的末端，当国家出问题时边疆往往表现的格外严重。随着国力的进步，政策的转变，新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还有一些根本性的争议，就像明目张胆的两面人可以被消灭，但怎样才能杜绝其产生的土壤，在边疆问题上是多民族大团结还是单一民族自决，人们头脑里的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巨的，需要靠发自内心的认可。
当我们把眼光从一隅放大到全局会发现，新疆的问题有边疆与民族的特性，但也有大时代的共性。实际上新疆，乃至港台，甚至国内与西方呼应而涌动的一些矛盾是彼此关联的。中国的崛起已经毋庸置疑，但到底中国的意识形态更管用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更管用，在人们心中谁才是主流和正道，这就不仅局限于新疆，而是到涉及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走向的。
两面人的产生
首先，我们不妨先从两面人谈起。说到底，吃国家饭，砸国家锅，出卖国家利益的，其实都可以算两面人。新疆可以有，港台可以有，甚至在其他领域恐怕也不少。新疆的问题当然有特殊性，它出现危害特别大的两面人有边疆危机的背景，有民族问题的加成，但也有具备普遍性的问题。两面人的产生，除了个人野心，说到底是和他们对形势的误判有关。甚至颇为荒谬的说，两面人的作为虽然最后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但他们成为两面人的初衷反而可能是自保。
两面人问题的出现，大背景是基于外强中弱的形式，但两面人对形势的误判则要复杂些。两面人能造成严重危害，是因为混入体制内掌握了权力的身份。但体制内，甚至一定级别的地方官员是不是就比一般人更了解国家的实力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部分体制内人员和一般人对国家的认识很多时候是没差多少的。而体制内的人员见多了体制内灰色，乃至黑暗面，对国家的判断本就容易比一般人更糟。
比如常见的官出数据，数据出官，见多了体制内的数据注水，见多了官商勾结，又怎么不会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质疑与动摇呢？这种动摇迷茫，一旦遭遇外部的诱惑，自然容易激起内心的不安，成为两面人存在的温床。
应该承认，很多一段时间，我们的舆论环境是很不正常的。对国内谈问题多，谈成绩少，甚至无中生有的造谣，对国外则热衷于美化，甚至是遮掩，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扭曲变形。在宣传领域，一些人的认识水平本就很有限，乃至立场本身就是错误的，却长期负责对大众传播信息。这种情形下，大部分人对国家发展的认识是滞后的，对内外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不够了解乃至错误的。
从这个角度说，两面人的动摇和社会 环境与舆论基调的扭曲是有关系的。不外乎是一般人最多变成恨国党，内地贪官变裸官，而在外国渗透更严重，统治秩序更薄弱的边疆地区，两面人就变成卖国贼了。
其次，两面人成为两面人自然不会只是愚蠢，在边疆地区的两面人是带有特殊性的。纪录片里的两面人在忏悔时，都喜欢往被极端民族主义渗透引诱上靠，装出也是受害者的样子，但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能有多少主义。在这些人身上，最让人愤慨，也不能接受的是一种升米恩，斗米仇，恩将仇报的情形。
在很长时间里，国家对这些这些地区是进行了长期政策倾斜的，党和政府的培养，民族政策的照顾，广大同胞在困难年代从牙缝里挤出资源的供养，甚至很多两面人能上位，完全就是依靠自己的民族身份。
这种背叛在是历史上常见的，在当代我们也熟悉。它不会表现出恩深义重，只会表现为越是妥协讨好，越容易养出白眼狼。说到底，这种片面的好，在面临考验的边疆危机到来时就是隐患。这种隐患有两种，一种是养出来的贪欲，贪得无厌，吃了汉人想吃洋人，吃了内地想吃外国。另一种则是危机感，对这种靠天吃饭的好日子能持续多久的危机感。
这说到底，是以委曲求全的方式，用较低成本下来维持局面的稳定。而反过来在不少地区的本土势力眼里，就是内地依赖于他们来维持稳定。
两面人的本质
两面人们不是认识不到中国是自己的靠山和饭碗，而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忧。他们要维持自己的特殊地位，一要固宠，显示价值，二要留拥有讨价还价的实力，留有后路。那么怎么显示价值呢？通过制造动荡不安来显示能力，养虎遗患，这是历代豪强常用的手法。在西北落后地区是这样，在东南发达地区，其实也是这样。如果说制造麻烦，是常规的，讨价还价的A面，那么还有翻脸的B面。
对两面人来说，他们对暴恐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纵容，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彼此勾结，就是对日后可能对他们的清算制造全面对抗的底牌，这就是豪强们的土原子弹。他们能制造问题，也能表面上抹平问题，显得天下太平。在他们的认识里，只要制造的麻烦足够大，那么彻底翻脸的机会就足够小，他们也就足够安全。如果长期放纵他们，最后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动荡的间隔越来越少，以此来谋取一种东食西宿的半独立的状态。
从历史上看，一切豪强，无论披着什么外衣，极端民族主义也好，前殖民余孽也好，都是贪得无厌又心虚的，都是必然要从恭顺走到割据，从割据再走到对抗祖国的。
说到底，这就是我们总说的，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斗争求团结的团结存的问题。而根本上说，就是依靠广大基层人民群众求发展，还是来依靠地方豪强来求维持的问题。短期内依靠一些上层人物，一些收买政策，以较小的成本，就能求得一时的风平浪静，宾主同乐，而代价就是养虎遗患，尾大不掉。
而依靠包括一切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就不能流于形式，需要大量的投入，靠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靠艰苦卓绝，为人民群众所认同的工作来实现的。这是治表还是治本的问题，釜底抽薪谁都喜欢，但更依赖于国力的强大，所以边疆问题的解决才要到今天。只有到当代，我们才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社会治理深入与进步的问题，到了应该清扫旧弊，整顿山河的时候了。
随着内外力量日益表现出东升西落的变化，中国终于有能力无需顾忌西方的干涉来整顿国内秩序，实际上新疆，港台很多问题上，不是对新问题的发现，而是对积弊的治理。同时近年来西方丑恶面的不断暴露，西方国力的衰退也导致在乌克兰，在叙利亚，在那些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地方，西方追随者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祸国殃民后自取灭亡，越来越可悲的下场。
经过新冠疫情的大考验后，使得对西方迷信不断被破除，都在人们心头彻底铲除这种动摇的土壤。当然，这个工作还很漫长，要把那种西方是强势的，值得投靠的错误认识从人们脑子里消灭掉，任务还很艰巨。
无论是社会治理和舆论氛围的改进，还是统战工作的调整，都主要是基于我们内部，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能只停留在内部。长期以来，都是我们被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包围和渗透，所谓久守必失，哪有守而不攻的道理。这种状况到了要改变的时候了。
道路之争
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长期和谐共存，各民族平等的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是不同的，也和他们一个世纪主导的意识形态是不兼容的，中国这种情形，在西方那套话语权里是非主流的。
实际上，世俗主义的无神论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中国在很多领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是对冲而难以调和的。在边疆问题上，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扎扎实实深入群众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是多民族团结的繁荣进步，还是极端主义的动荡不安，中国和西方，到底谁在这问题上有道理，更有前途，是越来越清晰的。但这还不够，在国内把西方那套批驳在再透彻也影响不到西方人。怀着恶意的帝国主义是不讲道理的，你得扯着他的耳朵，堵着家门口，逼着他讲道理。
由于西方一贯的强势，冷战后，从来只有它整人，何尝有过人斗它。西方世界是傲慢的，他们的指责一贯是无端和武断的，以至于变成自说自话，只会使了解情况的人觉得可笑。就像西方人拼命抹黑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但迄今为止，大部分西方人都还没搞明白，新疆是一个汉，维，锡伯、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长期共存，甚至汉族人口极多的地区，而不仅仅是只有一个维族。
然而，西方再无理取闹，它造成的渗透危害也是现实的。就不说我们国内总会出几个被他们利用的蠢货和野心家，就算我们把国内都治理好了，也架不住西方现在自己国内就一堆极端主义垃圾，都满的快溢出来了，向我们倾倒，我们也受不了。
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长期包围和渗透，中国意识形态绝不可能是始终独此一家的，也不能只靠经济上的优势来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一国能建成的，中国的经济圈也不可能局限在一国，理念当然也不能。
在过去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垄断了进步的话语权，定义了世界的发展模式，也让世界上大部分人天然的觉得西方才是进步的方向。这种软性的话语霸权是日益衰微的西方核心力量所在，就连英国这样的破落户都还能认为有文化软实力上的优势，是可笑的。如今时代变了，就像在少数民族这个问题上，中国并不特殊，而应该自信些，是意识到我们是更先进的。
实际上，和所谓发达国家相比，就像美国人对黑人族裔，法国人对北非裔移民，都没办法实现有效融合，矛盾越来越激烈，而中国各民族之间确实更平等，更没有芥蒂。在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不光要防御还要进攻。西方基于欧洲特殊环境形成的单一民族意识形态是没有适用性的，相反中国的多民族观才更适应人类进步的需要。
长期以来，西方人借民族问题在广大第三世界兴风作浪，甚至在南联盟发起了战争，这作为是受害者之一，是我们的耻辱，是不会忘记的。面对西方的这柄利剑，就像中国如今在西方人权问题上理直气壮的态度一样，随着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中国有能力为世界上那些被长期西方利用祸害的国家和民族发声的时候了。
当然，这种反攻才刚刚开始，但反攻总是胜过死守的。实际上，无论是在西部还是东部，中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直到今天，我们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广泛敌意，西北、西南边疆积累的历史问题还有待发展理顺，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的反动势力还盘踞在东南，旧时代的反动派和前殖民地的余孽，还在作为外部渗透国内的窗口。
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彼此关联的，欲平西北乱，当破东南贼。也只有随着各种反动势力的消灭，我们才能真正称得上完成了统一的事业。这种统一，不仅仅是国土的，也是意识形态的，而团结在一起的中国人民，才更有力量，更有自信，也更有责任，向世界发出正义的声音，引领正确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