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是谁在“满口谎言、颠倒是非”?
——驳“退休作家”唐耀坤的诽谤
日前，网上读到“退休作家”唐耀坤的文章——《5.16这个令我们中国人痛定思痛的日子!》。该文以对“文革”的不同看法为由，指名道姓地斥责笔者“是一个满口谎言、颠倒是非之人”。涉嫌诽谤。
“文革”是40多年以前的事，早已成为历史。不同人们对它存在不同看法、评价，纯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是个法治国家，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公民对本国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看法，纯属公民理所当然拥有的宪法权利。凭什么可以剥夺人们的发言权?
笔者并不认识唐某。网搜“唐耀坤”，亦未觅到这位堂堂“退休作家”的资料。然从其行文口气判断，笔者估计他在“文革”期间不过是个“穿开档裤”的屁孩，对“文革”的认知无非就是“道听途说”、不甚了了。如今居然指责起一个“文革”过来人，堪称井蛙自大狂一个。
写书作文，无非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唐某人既然自诩是“作家”、文人，理该言必有据，岂能信口雌黄。他在文中写道：
“2016年，乌有之乡网刊作者钱昌明，发文赤裸裸地要为“文革”翻案。钱昌明在文章里肯定“文革”的正确，……他在文章里写道：否定了“文革”，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制度的复辟”。
紧接着又批了钱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伪命题——兼与“辽宁王忠新”同志商榷》一文。随即断言：
“钱昌明……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要真理，他是一个满口谎言、颠倒是非之人，最害怕的就是真理。纵观钱昌明的文章，他都是在继承姚式(姚文元)文体：夸大其词、谎话连篇;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为达目的、黑白颠倒。他这样挖空心思、胡言乱语撰文煸动民众情绪，为的是要搞乱社会，达到他能浑水摸鱼、乱世取利之目的。”
按照书面辩论的逻辑，唐文在列出了钱文的观点后，理该进行针对性的说理与批驳。可是奇怪的是，人们什么也没看到，看到的只是唐氏的强加于人，看到的只是唐氏一系列“莫须有”式的武断“罪名”。
这能服人吗? 显然不能。
从网上晒出的《唐耀坤文集》里，笔者倒发现有一篇值得肯定的文章：《正确的观念应经得起质疑和讨论的》。其中讲到：
“为了避免强权观念出现，应该说，每一个观念都是可以讨论的，每一种理论都可以批评的。人们可以随时对某一个观念展开讨论;人们也可以不分场合对任何一个理论展开批评，这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正常状态”。又说：
“正如罗素所言，当一个社会充滿了许多不同意見的時候，社会就有活力，社会的种种错误都会有纠正机会;当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的話，這种声音就一定是谎言，社会也就沒有纠正错误的能力。如果观念不许质疑、讨论，如果理论不许批评、确证，那么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将不复存在。”
说得多好啊!可惜唐耀坤是个言行不一的人。他在文章中反对“强权观念”，主张任何观念“都是可以讨论的”;可是在行动中，却不准笔者对“文革”的权威性评价——“强权观念”有任何质疑。
按理，唐先生要维护“‘文革’是一场浩劫”的观点，理该对笔者提出对肯定“文革”的三点理由，进行针对性的反驳，即：
否定了“文革”，不存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否定了“文革”，也不存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否定了“文革”，更不存在“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制度的复辟”问题。
请不要忘记：1966年，毛主席、党中央当时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讲得很明白，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斗”、“批”、“改”。即“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改”上层建筑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以往人们接受“文革”是“内乱”、是“浩劫”的权威观点，那是建筑在“‘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走资派”问题，不存在“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更不存在复辟资本主义危险性的问题。
如今，自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经过40多年的演变，再看看当今社会现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当年的担忧：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鸦片烟。如果这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严酷的事实反证了“文革”“斗”“走资派”的正确性。它证明：当年不是没有“走资派”，而只是不承认“走资挀”的存在而已。现今复辟私有制，公然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国际接轨”，这些已都成了客观事实，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你可以闭上眼睛，不承认客观事实;但客观事实依然存在。
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们，看了拙文，你们能从中得出结论吗：
究竟是谁在“满口谎言、颠倒是非”?
附：唐耀坤文
5.16这个令我们中国人痛定思痛的日子!
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主持起草，领衔起草人物是康生、陈伯达，参与者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拟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通过，并立即贯彻，就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8)……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因被称之为历史上的十年浩劫。
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直接损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李先念就国民经济损失的情况说，文革使国民收入损失了五千亿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百分之八十，超过了3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化大革命的惨剧，在我国连续上演了十年之久，二亿人被整、二千万人被害，这种血与泪的教训，离我们今天才仅有五十来年。现在有六七十岁年纪的人，都经历过这场灾难，那无法无天、腥风血雨场面犹在我们眼前。
然而，不知何因?我们好象并不想让这段悲惨的历史以警后世，而是有意让那惨无人道的岁月淡出人的记忆、让人遗忘。这样，正中“文革”时期、那些钻营夺得好处造反派之下怀，他们做梦都想回到自己能忘乎所以、为所欲为，而广大人民只能战战兢兢受他们奴役的“文革”时代。他们是火烧冬茅心不死，总想将“文革”的死灰煸燃，再次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伤中华大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80、90后的年轻人身上，这些年青人不但没有经历过那段惨痛的“文革”历史，而且对那段悲惨的历史知晓甚微、渐渐已被遗忘。
2000年，《中国青年报》载：宁夏银川市最繁华的步行街，于2000年12月19日出现了一家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的餐厅。门口贴着“回味逝去的岁月”的条幅，一楼展柜内陈列着“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最高指示》、《红旗》杂志等书刊;雅座以“前进大队”、“向阳大队”命名;电视里播放“革命样板戏”，整个餐厅有意营造出一种“轰轰烈烈”的“文革”气氛。以此来招揽顾客，很多青年人觉得希奇、新鲜，纷纷前去就餐。
河南省的一个刊物《大学生》，他们以“文革”为题对当地的大学生进行测试调查，竞有80%的人不知道“文革”为何物，有的人甚至说“希望再来一次让我们看看。”
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记》一书中这样写道，他跟年青学生讲到“文化大革命”时，将老师、知识分子作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游街、批斗时，学生们都瞪大眼睛看着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由此可见，我们的国人对十年浩劫，这样血淋淋的历史竟是如此的健忘!倘若，一个民族轻易忘记自己惨痛的历史，那么，惨痛的历史就会再次在这个民族中轻易的重演!
文学家巴金有先见之明，他害怕国人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他在“文革”二十年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他老人家所料，这些年来，社会上淡化“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史实。“文革”中既得利益者——造反派，他们蠢蠢欲动，积极地为“文革”、为“四人帮”招魂;他们见“文革”随着时间的推移渐去渐远，新一代的年青人没有“文革”的记忆，已遗忘了那段惨痛的历史。他们乘机以极左的思潮来忽悠年青人，再以“文革”运动的手法激起年青人易冲动的情绪，唆使青年人再做非理性之事——破坏国家，搞乱社会。他们好在乱中夺权、乱中取利，再一次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2013年，刘小枫打着造神的晃子，到处忽悠国人，竟到了招摇撞骗的地步;武汉大学教授、哲学家邓晓芒先生，他一身正气，义正词严地对刘小枫的无耻行为、歪门邪说进行了批驳。邓晓芒先生先后写了《刘小枫崇拜毛泽东可以，但不能忽悠人》、《评刘小枫的“学理”》等文章，对刘小枫的马屁理论批得体无完肤。刘小枫自知行文学理不通，忽悠伎俩已被揭穿，才有所收敛。
2016年，乌有之乡网刊作者钱昌明，发文赤裸裸地要为“文革”翻案。钱昌明在文章里肯定“文革”的正确，谁否定“文革”他就跟谁急并咬谁。他在文章里写道：否定了“文革”，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制度的复辟。
钱昌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伪命题——兼与“辽宁王忠新”同志商榷》一文里这样叫嚣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标准》)。打着“科学无禁区”的旗号，掀起了一股以所谓“拨乱反正”为总纲，否定“文革”，否定毛 革命路线，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社会思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的一切变化——打开潘多拉魔法瓶的瓶盖，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
钱昌明为什么仇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要真理，他是一个满口谎言、颠倒是非之人，最害怕的就是真理。纵观钱昌明的文章，他都是在继承姚式(姚文元)文体：夸大其词、谎话连篇;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为达目的、黑白颠倒。他这样挖空心思、胡言乱语撰文煸动民众情绪，为的是要搞乱社会，达到他能浑水摸鱼、乱世取利之目的。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要繁荣富强，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客观环境。
刘小枫、钱昌明之流，他们却偏爱“文革”式的动乱时代，也狂喜人斗人、人杀人，不要法理、不分黑白、弱肉强食的混乱社会。他们见中国人民过上安稳、富裕的日子，就浑身不自在;他们到处煸风点火、歪理邪说，心心念念要为“文革”招魂。再次将中华民族推进灾难的深渊。
“文革”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已被历史证实了是极其惨重的。刘小枫、钱昌明，难道你们不知吗?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履历，你们也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可以说是“文革”的亲历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要把国家和人民再次推向灾难的深渊呢?试问，你们又有什么权力，要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过“文革”时期，没有法理、泯灭天良的野蛮丛林生活呢?
“文革”过去虽54个年头了，但“文革”的影子随着那些为其招魂的人，一直在缠绕着我们。十年“文革”这幕惨痛的历史悲剧，在中华民族的舞台上演，我们要对剧中的悲情、悲景、悲痛应深深地铭记在心。我们要去深思因肓从而带来的恶果，我们要去吸取血的教训。我们要时刻谨记那段暗无天日的历史，杜绝它重演的可能;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中华民族要复兴，首先，我们就要避免再次走进“文革”式的深渊，我们应旗帜鲜明的抵制社会上，为“文革”招魂的人和现象。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对为“文革”招魂的人，大声喊出——不!
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在此应谨记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说过的一句话：邪恶盛行的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唐耀坤文集退休作家05-15 1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