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15日，在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主席献报喜信。图源：新华社】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个疑问是困扰着很多人的。毛主席一直强调要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就说明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这个界限是不清晰的，容易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个难题，区分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它的经济基础。
1957年10月2日，毛主席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他说过一句话：
“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
这句话非常重要，“基础决定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质。其时，中国刚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所有制是根本的经济基础，它的转变，才意味着社会的质的改变，变成社会主义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建国后六、七年才开始的，为什么不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开始？就是因为那段时期的经济基础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尽管成立了新中国，仍然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叫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历经那么多曲折，付出那么大牺牲，目的就是为了一个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最高纲领：社会主义。早在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论述新民主主义时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这就是历史赋予共产党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共产党人所要走的道路。
毛主席无疑是时时刻刻牢记着这一历史使命的，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中国。
办法只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主义经济基础。
1952年9月，毛主席提出了“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构想，过渡的办法就是“改造”。195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武汉同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时说：
“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私人工商业如何转变？资本家转变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就要给饭吃。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1953年11 月 4 日，毛主席在陈伯达等人谈农业的互助合作问题时，提出要“办社会主义之事”，他说：
“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
1953年12 月，毛主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指出了过渡的实质，并最终确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问题，他在改写中说：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 ，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最后确定的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表达是：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过渡时期，是毛主席构建社会主义基石的最重要阶段，是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由最低纲领迈上最高纲领的跨越阶段，是向中国人民兑现历史承诺的庄严阶段。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图源：新华社】
1954年9 月，毛主席在审阅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 》时，关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的论述，他作了以下修改：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家的任务是尽力巩固和发展前两种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所以国家要‘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特别要注意逐步建立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基础的重工业，同时要‘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式上，毛主席谈到农业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时说：
“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就这样，用了4年的时间，至1956年，新中国搭建起了社会主义的框架，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中国真正迈进了几千年大同理想中的新时代。
【1956年1月21日，上海欢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会和游行。图源：新华社】
毛主席为什么要坚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而可靠的保证。
1959年12 月18日，毛主席学习小组成员们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时，读到苏联宪法规定的人民享有的种种权力，毛主席做了批注：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他指出教科书中“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进而说道：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是一朝建立就可以安于泰山的，它还存在着一个“谁胜谁负”的问题，毛主席一直对此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保护，它的稳固需要斗争去实现。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法制问题，他说：
“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
1959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读到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作斗争这一问题，他说：
“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62年12月 21日，毛主席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谈到精简问题时，他说：
“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
1968年8月，毛主席在改写《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时，在当前斗批改处改写到：
“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毛主席始终站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最前线，他与一切可能动摇这一基础的思想、现象进行着不屈的抗争。
当美国人杜勒基斯预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时，他说：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当来自高层的单干风越刮越大的时候，他硬着头皮也要坚决地顶住，他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生产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户，困难户怎么办？劳力不足怎么办？时间长了怎么办？如果那样，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见分晓，穷的穷，富的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几十年，难道还要学洪秀全？还要退回去？难道还要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向农民收地租？”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当中国的文艺界充斥着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时，他怒斥：
“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无数的先烈拿生命换来的，是他们用伟大的牺牲为中华民族奉上的最宝贵的财富。它是毛主席最看重的东西，是他不可碰触的底线。毛主席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最坚定的捍卫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主席曾在批评一些知识分子时用过这个话，他说：
“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
经济基础变了，建立在它上面的东西也会随之改变的，一时不变，终归要变，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它依附的“皮”不存在了，它生存的基础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劳动者管理国家权利的基础，从而也是劳动者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的保证，这个基础一动摇，就会地动山摇，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空名，所谓劳动者的权利自然也就无从保障。
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过去有句妇孺皆知的话，叫“挖社会主义墙角，薅社会主义羊毛”，这实际上就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是偶然性的、不成系统地挖一下，薅一把，还不足以动了这个基础的根本；如果系统的、一贯的挖和薅，按毛主席的说法就叫“修正主义”，危险就大了，就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国本”，就会把社会主义挖空，把社会主义变成一个空名。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农村单干风造成的“三农问题”，城市股份制造成的“下岗运动”，以至于现如今广泛存在的侵害劳动者权利的社会痼疾，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动摇的后遗症。
毛主席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这句话不是一句狠话，但它却象一根长鞭，挥舞在历史的天际，狠狠地抽了不少人的。搞社会主义，就要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动了歪心思的人，向资本主义找答案的人，无论说的多么动听，是骗不了人的，终会被人识破，你搞的那不叫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能叫社会主义吗？搞社会主义，真的不能偏离了这个基础。
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存在不足的，但他懂得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他构建的社会主义是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也是名符其实的，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他能够获得世人越来越多尊重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