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驻旧中国的最后一位大使，司徒雷登成了近年来中国公知们推崇的偶像。特别是其在十年前归葬中国之后，更是成为了近乎不容批评的政治正确。例如，一位知名学者的文章《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中就如此煽情地吹捧司徒雷登：
“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民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地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齐宏伟著，《信与思》，商务印书馆，2012.02，第20页）
究竟是中国对不起司徒雷登为代表的近代来华美国人，还是这些人对不起中国。这是一个不能不弄清楚的大是大非问题。近日来，有学者在相关文章中揭露了司徒雷登的真面目。笔者想在此基础上补充司徒雷登鲜为人知的几个侧面，以此帮朋友们更全面的了解司徒雷登。
第一，燕京大学不仅是文化侵略机构，同样也承担着间谍活动的使命。
关于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传播基督教和推崇美国文化的情况，不少朋友们已经有叙述。比如说，很大一部分燕京大学的学生只会说英语却不大会说中文，并以作为中国人为耻，把加入美国国籍作为最大的奋斗目标。不过，这一切还没有完全超出“外国教育机构”的权限。司徒雷登也并不以此为满足。在燕京大学的相关活动当中，司徒雷登还采取了更为恶毒的一招，对于教职员工和学生，尤其是入学的达官显贵们的子弟，采取了甄别思想以供日后利用的方法：
“他对所有教职员工，特别对于出身于官僚、政客、军阀、华侨巨富的学生的思想观点，逐个进行秘密了解，加以分析，哪些可供利用，哪些可以培养，分门别类记在胸中，时而还单独召见谈话。有一个山西省的老官僚的儿子在燕大上学，一入校就被列入单独召见的册子，但长期未召见。司徒雷登对下属说：“这学生豪门家庭，但赤化思想。”随即在这学生名字上作了个记号。”（《红色记忆》编委会主编，《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五周年》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06月第1版，第491页）
经过这种甄别培养之后，很多这所大学出来的学生就承担了美国代理人和在华间谍的使命，也为司徒雷登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正是这个缘故，司徒雷登才能够成为中国命运决战期间的美国驻华大使。
第二，司徒雷登在抗战期间留在中国并不是“爱中国”的表现。
众所周知，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在美国爆发的，受打击最严重的也是美国。不过，较之德国和日本这些相对弱势的帝国主义国家直接通过参与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不同，美国采取了更高明的技法。也就是先挑动日本侵华，然后再通过卖战略物资等方法从中渔利，最后当日本消耗的差不多了之后介入战争以最终摆脱经济危机。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在华的代表之一，对于日本侵华同样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比如说，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司徒雷登就通过积极和汉奸建立秘密关系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怂恿日本扩大侵华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内蒙古德王(德穆楚克)降日。在日本支持下，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很快与德王建立起秘密关系。东北军一团长李守信1934年投降日本，成了德王伪自治政府的副手，司徒雷登同样与其建立秘密关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档案馆 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五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09月第1版，第189页）
后来，在七七事变以后，司徒雷登又积极策划“远东慕尼黑”，曾经充当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三次派人去东京传话，提出所谓“只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就可以实现中日共同反共”。日本方面也高度评价司徒雷登，一度表示“司徒雷登的工作是有希望的”。虽然最终没有谈成，但是这也说明司徒雷登绝不是什么光彩的角色。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司徒雷登的确被日本软禁了起来。但是并不像一些宣传的那么夸张，他没有坐过一天的牢房，更没有受任何的刑罚。
相反，日本始终对司徒雷登待以上宾之礼，衣食住行都有人伺候。更有甚者，当时的王揖唐等不少著名汉奸还在看望司徒雷登时就一些政治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并帮助司徒雷登办事。可以说，软禁状态下的司徒雷登仍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人物。
第三，在解放南京前后司徒雷登的间谍活动到了高潮。
现在很多人宣称，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时留下不走，是因为他希望能够代表美国和新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其实恰恰相反，这不过是因为司徒雷登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华间谍活动的总负责人之一，只有留在南京才能够保证美国整体的特务破坏活动罢了。例如，在南京解放前夕的1949年头几个月，司徒雷登就做出了以下分裂和颠覆中国的活动：
“司徒雷登命令美特务机关新闻处，拨给德王四部电台。派六名受过美国情报局严格训练的蒙族人去西蒙地区潜伏。同时命令美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事巴茂松和副领事马可南组织武装叛乱，阻止新疆和平解放。
司徒雷登在南京解放前夕，还命令特务机关新闻处，抢时间把他们所训练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百名中国特工人员，秘密派遣回到他们各自的地方潜伏;给最忠诚可靠的有相当地位和名望的亲信留下秘密电台备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档案馆 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五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09月第1版，第198页）
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对于司徒雷登的表现心知肚明，还是采取了留有余地的方针。像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共就派原来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和他会面，但是司徒雷登却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蛮横无理——其仍然以太上皇自居，对于新中国指手画脚和大加恐吓：
“司徒雷登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这位学生。黄华当即驳斥了他的老师。”（陈锋、王翰 主编，《毛泽东瞩目的世界名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03，第280页）
第四，是美国方面逼走了司徒雷登。
不过，虽然司徒雷登在和黄华的会谈当中极尽恐吓之能事，并提出了保留在华一切特权等等新中国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是新中国仍然没有把他赶走。相反，在司徒雷登提出去北京过生日的要求之后，新中国领导人提出欢迎其前来北京，并且如果要是他来的话，愿意将其作为中国人老朋友进行接待。可是就在此时，美国方面不少人由于不能容忍新中国成立，把罪责扣到了司徒雷登等人办事不力头上。当时杜鲁门政府随即公开了司徒雷登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一系列报告，实际上也就公开了其在华的干涉活动。例如，其中的一个报告中如是说：
“这个国家的最好的希望寄托于她的受教育的青年。应当扩大这部分人，使之包括进那些一度是热诚爱国学生，后来对恶劣现实丧失信心变得有些愤世嫉俗，但在较好的条件下可以期望他们恢复已经失去了的热情的人，假定实施我们考虑的那种美国援助，这些青年人就可能成为我们的‘突击队’。假如我们能把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升华为在民主原则下导致和平、自由和经济复苏，包括使人民负责参加改革他们的政府的运动，这就可能赢取青年人们的心，使他们免去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怀疑，使之成为一支加强这个虚弱的政权的可靠的反苏力量。……假如这种程序不能战胜共产意识形态及其伎俩的话，其他就不必说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二十八卷总第81—8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06，第318页）
这些东西一公开，司徒雷登“老朋友”的面具也就没法再戴下去了，于是便灰溜溜的滚回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别了，司徒雷登》。
第五，《别了，司徒雷登》并不是毛主席个人意见。
这里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近些年来中国公知普遍在吹捧司徒雷登的同时，把毛主席撰写《别了，司徒雷登》当做主要靶子。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毛主席个人意见。相反，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署名“毛泽东”，甚至在1952年选入教科书的时候也只是作为“新华社社论”而不是“毛泽东著作”。而且，其中对于司徒雷登的态度也是比较温和的，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侵略政策，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
事实上，解放战争后期起很多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要比《别了，司徒雷登》还要尖锐得多。且不说共产党人的著作，仅以著名民主人士、民盟的成员黄药眠为例吧。他早在司徒雷登离华之前一年多的1948年6月就写下了《斥司徒雷登大使》，这里简单摘录几段：
“读了六月四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在南京发表的声明，我们实在不能不感到万分的愤慨。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的侮辱，对全中国知识分子的侮辱。
一开始，司徒先生就以中国学生的保护者自居，可是司徒先生，今天你可再用不着这么伪善者的一套了!你最初到中国还不是怀抱着“上等民族向落后人民施舍”的观念而来的吗？你还不是怀抱着在中国人民中间散播“亲美”种子的观念而来的吗？……司徒先生，你的失败是已经决定了，但这并不是你个人的失败，而是美国侵略主义者的失败。因他们并没有通过你这个伪善者获得任何精神上的效果，把中国青年都转变成侵略者驯服的奴才。
司徒先生说完了他的侵略主义者一套理论以后，马上就露出他的真面孔来了。他说‘鼓动或参加反美反日政策运动者，对余之所言如不同意，则诸君必须准备承受行动之后果……’从来没有一国的大使，对于驻在国的人民有如此不礼貌的说法!这简直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侮辱。我们要正告司徒先生：中华民族是一独立自尊之民族，他有权反对任何国家所执行的不利于我们民族的政策。如果说因此我们就要承受行动的后果，那我们是无所惧的。”（黄药眠 著，张春丽、黄大地 编，《民主的呐喊》 下卷，群言出版社，2012.10，第512页）
第六，司徒雷登提出归葬中国并不是对华友好的表现。
近年来不少人宣称，司徒雷登希望归葬中国表明了对于中国的热爱。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之后就成为了亲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而他所谓的“归葬中国”无非是想要表达出，自己即使生前看不到这一天，死后也希望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让美国丢掉中国的意思而已。其实，其在提出归葬中国的遗嘱的同时，还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当中提出了以下给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建议：
“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大大帮助共产主义世界，同时将大大损害自由世界。这就会使共产党人在巩固其在华地位的道路上去掉一个最大的障碍，这将毁灭中国国民政府，从而取消了它对共产党的抵抗……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利的行动无不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我诚恳地希望美国基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自身及全人类的福利，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在联合国中让那个政府占据中国的席位，坚决反对一切旨在加强那个政府的行动，坚决支持和援助一切旨在防止那个政府及共产党集团得到巩固和发展所开展的运动以及所作的努力。”（《红色记忆》编委会主编，《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五周年》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06月第1版，第502页）
现在，司徒雷登已经葬在中国了。还好不是他遗嘱中的北京，仅仅是杭州。看来那个美国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毕竟还是过去了。不过，在司徒雷登安葬地却并没有关于其以上在华侵略活动的介绍，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也让很多年轻一代人对其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成为了公知美粉的俘虏。
笔者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在司徒雷登的安葬地建立起包含上述历史资料的纪念物，使其与杭州的秦桧像一起成为象征侵略者和卖国贼走向灭亡的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