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就很多地方出现的“强制打疫苗”现象，笔者写过几篇文章予以驳斥。在6月9日的文章中，笔者指出：
近几天，南京机场的“爆发”以及向全国范围的迅速扩散，证实了笔者的担忧。目前的一百多例确诊病例，除了个别未接种疫苗，绝大部分已经进行了接种。
有读者私信笔者，问笔者“是神预言还是乌鸦嘴”，然而，这既不是什么“神预言”，也不是什么“乌鸦嘴”，只是基于事实的最基本的逻辑推理。
“防发病不防感染”可不是笔者的杜撰
几篇文章发出后，很多人连文章内容都不看，仅凭标题就给笔者贴上了“科盲”、“反疫苗”的标签，这样的舆论空气是不正常的。
认真读过笔者文章的朋友，都知道笔者从来没有“反疫苗”；笔者仅仅是透过“强制打疫苗”的现象，看到了某些地方官僚身上的懒政、惰政、怠政、庸政，更看到了这些官僚因为对疫苗的过度迷信，而忽视了中国防控既有的成功经验，这才是最可怕的。
既有经验是什么？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已经反复说过，那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下群防群控，再加上中医药”。这三位一体的防控措施才是中国防控的“中流砥柱”。
疫苗或许可以起到很好的辅助配合作用（如降低重症率），但从最基本的事实（如病毒的不断变种以及疫苗并非足够理想的有效性）和逻辑出发，都不应把接种疫苗作为防控措施的主力甚至全部，而走上“唯武器论”的错误道路；即便讨论使用什么武器的问题，疫苗也并非唯一必选项，中医药同样可以降低重症转化率，而且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疫苗的负面作用是在防控措施放松的情况下，无症状感染者并不能通过体温监测被发现，滞缓了个别首发病例的发现。
早在7月20南京禄口机场通报确诊病例前一周，记者宋阳标就以自己坐飞机的亲身经历，批评禄口机场拉跨的防控措施。他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却遭遇了不同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踢皮球”；在网上发文揭露，却被要求“闭嘴”。
从目前媒体报道看，禄口机场防控的糟糕程度大大超过宋阳标所反映的情形。
禄口机场失守的后果目前还难以估量。从发现第一批本土确诊病例开始，禄口机场并没有及时进行闭环管理；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卫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京现在事实上已经封城，但还是有点晚了。”这导致传染源难以阻断。南京的防控力度与此前遭遇爆发的广州、成都等地相比，存在着太大差距。
从7月10日开始计算，从禄口机场出发和转停禄口机场飞往全国各地的旅客高达80万人，密切接触者的筛查成为一项浩大工程。从28日成都通报的一家三口的确诊病例行程来看，他们仅仅是与曾经途径禄口机场的大连确诊病例在湖南张家界旅游时有行程交叉，好在他们自觉地前往医院进行了核酸检测，随即就被确诊；而全国其他地区，还有多少“不自觉”的类似情形呢？
南京失守的主要原因是禄口机场背离社会主义性质的管理。禄口机场的最大错误是将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由原来的分开运营变为统一混合运营，造成境外变种病毒流入。最先检测到的感染者是9名保洁工人，他们无差别地参与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的保洁工作。
而导致这一致命错误的根本原因却是禄口机场为了降低成本，大量使用派遣工，就连保洁地勤也外包给了劳务派遣公司。禄口机场保洁员的工资大约是5000~6000元不等，为了省钱，劳务派遣公司会让原本两个人的活由一个人来完成。
中国青年报26日发布了20-25日感染病例分布图：
从这张图看，感染者大部分是来自禄口机场附近的四五十岁的农村中年妇女，然后她们又间接传播给了家人。在劳务派遣制度下，这些农村妇女所面临的不仅是繁重的工作、低微的工资（5000元在房价高企的南京并不高），还有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的缺失。
派遣公司将劳工推给机场后，双方却在劳工防疫安全装备及知识培训方面相互推诿，最终导致了病毒不可遏制的扩散。
网上流传的一段朋友圈内容讲出了关键
资本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使用派遣工的问题，早已经广泛存在。尽管在司法实践中资本企业“合法”地规避了劳动法的具体规定，但劳动法的立法宗旨看，使用派遣工没有丝毫的“正义”可言。就连一家国有单位都不去认真执行劳动法，我们还能指望那些私人资本企业去认真执行劳动法。资本至上的劳资关系，让看似“偶然”的“南京失守”，几乎变成了“必然”。
如此种种，“党的领导”表现在哪里？共产党人的使命难道不应该是消灭私有制吗？而沦落为雇佣劳动者身份还要遭受派遣工制度双重压迫的机场保洁员们，早已失去了主人翁地位，“群众路线”、“群防群控”也就无从谈起。她们连基本的防疫保护措施都没有人出面认真培训，更别说日常的主动防范意识。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面对仍在全球肆虐的病毒、面对那些已经向病毒可耻地投降的西方国家，我们除了严防死守、捍卫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全面推广中医日常保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免疫力，没有捷径可走。那些网红专家口口声声鼓吹的“打疫苗、开国门”，完全是在误国误民！
“严防死守”并不意味着举国上下同等地“紧绷一根弦”、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重要的是守好国门、堵住源头，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而这个过程中，对“自由”的部分限制以及对“流动性”的部分牺牲是在所难免的，然而这个代价要远远小于“全面失守”所带来的损失。
正如笔者之前指出的：
“流动性”是资本体系下财富涌流的基础——这也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肯抑制“流动性”从而对病毒“投降”的根本原因，抑制“流动性”对已经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异于雪上加霜；而对于底层无产阶级来讲，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随着资本的繁荣反而不断加剧，成为房奴、车奴……债务压身，陷入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境况，根本承担不起“严防严控”所带来的生存压力。
而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困难并非不可克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包括旅游）都是带着计划性的，本身就是有序可控的，借助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病毒溯源在有序流动中变得透明而简单；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公有制下的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足以消灭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整个社会完全能够承受一定时期内在一定区域的“严防严控”所导致的生产停滞，医疗资源也能够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分配，从而快速扑灭病毒传播。
包括本文提到的派遣工制度下的禄口机场保洁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她们本来应该是处于主人翁地位的、受到充分教育和充分的劳动保护的劳动者。满足了这一条件，禄口机场的“群防群控”才能真正得以实施，国门才能被守好、源头才能被堵住。
这一切看似还很遥远，但必须是无产者努力的方向。民众的呼声不妨先从集中到让禄口机场这样的国有单位终结劳务外包和派遣工制度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