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与病毒共存”的说法引发了巨大争议，网络上已经形成了挺张与批张两大阵营。
挺张派的辩护说法是，“批张派断章取义，将张文宏‘与病毒共存’歪曲成‘消极抗疫’，给张文宏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实际上张文宏并没有主张‘消极抗疫’；原卫生部部长主张对病毒‘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
就连某些左派朋友也持挺张派的类似观点，他们把中国现在的处境比喻成“负海拔岛屿”，根本防不住；全员检测成本高昂、严厉封城措施代价巨大，难以持久；严厉的封控措施，会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导致底层民众生存更加艰难……
因此，他们认为“不仅要学会与病毒战斗，也要学会与各种各样病毒共生共存”，才是理性思维。
事实上，去年以来张文宏就已经多次阐述过这个观点，2020年9月20日，他在为美国政府放开管制“消极抗疫”进行辩解时讲道：“新冠死掉的人不影响美国的整体寿命，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疾病事件；反之，如果经济崩溃掉了，很多人失业，很多人要跳楼，死掉的人更多”。
2021年4月20日，张文宏解释“为什么要打疫苗”，讲到“我们不打疫苗，世界就不能开放，世界就会进入一个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要死很多人，到时死的都是穷人”，“到时我们一开放，就会有病例漏进来，这时候大部分人都接种疫苗了，这个病毒引起的风险就会降级到现在的流感”。
所以，张文宏的主张很明确，那就是尽快完成疫苗的全员接种，然后放开国门让打了疫苗的人进来，恢复对外贸易；不必严防死守、担心有病例漏进来，因为“大部分人都打了疫苗”。
这两天，国外媒体也在配合张文宏，反复敦促中国放开管制：
笔者对张文宏这个主张的理解是不是断章取义，挺张派不妨自己把张文宏的相关视频和文章找出来对照一下。那么，这样的主张究竟是不是批张派指责“消极抗疫”、“投降主义”？笔者再来进一步分析。
“严防严控、动态清零”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这个问题笔者先不做明确的回答，挺张派指出这个代价的时候提出的很多问题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也不少夸大其词的成分（例如他们对全员核酸检测的代价估计）。
无论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只能比较哪一种选择付出的代价相对小，更进一步讲，哪个群体或者哪个阶级付出的代价小。
不得不指出，张文宏在做上述表达时，尽管表面上站在穷人立场，却又是在歪曲、夸大事实吓唬穷人。在去年9月20日的讲话中，张文宏讲，“把整个国家都封掉，外面的人都不要进来，城市与城市之间不要通航，所有的人过来都要隔离，然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待在家里，这样的话有多少人要死啊。第一件事，在座的各位全部下岗，家里的人开始造反，巨大的社会问题就出来了。”
事实上，在中国本土已经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张文宏说的“城市与城市之间不要通航”，“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待在家里”，中国的老百姓照样正常工作、出行、旅游；只有在病毒突防的情况下，局部极少数地区才需要封控。
另外，也根本不存在张文宏说的“外面的人都不要进来”，只是目前对进来的人实行严格的核酸检测和隔离措施；与之同时，对外贸易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大幅增长，增长率甚至超过以往。
试问，中国还要怎么“放开”和“开放”？难道真的要像川大引进的那个美国副教授拒不配合隔离措施、肆意攻击中国防疫政策那样，完全放开管制和隔离？
别说外贸经济还没有萎缩，就算萎缩了，那也是好事不是坏事？这难道不是尽快启动经济内循环的大好契机？
在全球病毒肆虐、生产力集中在中国的前提下，出口经济的大幅增长并不完全是什么好事。目前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对外出口的增长固然稳定了就业，但资方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获益更大，出口增长等于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分化；目前的商品出口，主要收获的是来自美欧发达国家的“白条”、进一步形成外汇储备，并不是真金白银，甚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在打“白条”从中国进口商品。“白条”的大幅增长等于埋下了巨大的债务隐患，笔者一直担心的美国撺掇其他国家联手敲诈中国的局面也就有可能出现。
经济内循环之所以很难实现，其根源就在于内部巨大的贫富分化，劳动者劳而不获、无力消费。想要实现内循环，只能是节制资本、均贫富。这样的改良主张当然近乎“妄想”，但左翼考虑问题，这样的“妄想”总好过跟着资方去鼓吹“恢复全球化贸易”吧，左翼也持后者的想法，那屁股就不是一般地歪了。
所以，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严防严控、动态清零”根本不会带来所谓的失业和下岗问题。
挺张派所谓的“理性”根本上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产阶级的理性，绝不是无产阶级的理性。
“开国门”可不可行？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下，张文宏主张的“打疫苗开国门”究竟可不可行。
专家现在已经承认疫苗并不能防感染，但即便按照专家的说法，现有的疫苗可以防重症、降低死亡率，降低病毒传播速度。
但是，正如笔者昨天文章指出的，新冠大流行持续到现在才一年多时间，已经变异出了阿尔法毒株（英国）、贝塔毒株（南非）、伽马毒株（巴西）、德尔塔毒株（印度）等11个变种，专家甚至担忧24个希腊字母不够用，打算改用星座命名。
在病毒变异过程中，无论是疫苗防火墙还是单克隆抗体疗法，始终是被动式防护，其所针对的都是既有毒株，面对新的变异毒株，其效能都在不断下降。最新出现的λ毒株更是可以逃避现有的中和抗体和疫苗。
按照8月11日的通报，目前扬州的448例确诊病例中，已经出现重型23例、危重型12例，7.6%的重症比例并不比去年3月全国稳定之后的8.9%的重症率低多少，事实上，扬州7月20日的接种率已经在18-59岁人群达到70%，60岁以上人群达到40%。这说明疫苗对于防重症可能有作用，但也绝不像专家预测得那么神奇的作用。
此外，扬州普通型339例，占比超过3/4，轻症73例，占比16%；武汉、郑州很多地方的无症状感染者陆续变成了确诊病例，这跟专家说的“打了疫苗之后绝大多数将是轻症或无症状”的说法也并不一致。
当然，这并表示疫苗完全无效，但至少单纯依靠疫苗根本无法防住病毒，更不会像张文宏说的，大部分打了疫苗就能把新冠病毒降低到流感的危害水平。
毕竟，流感病毒相对稳定，在感染人类的三种流感病毒中，甲型流感病毒有着极强的变异性，乙型次之，而丙型流感病毒的抗原性非常稳定，而即便是甲型流感病毒每隔十几年才发生一次抗原性大变异，产生一个新的毒株。
而新冠病毒之所以出现如此多、如此迅速的变异，根本原因就是国外消极的防疫措施，为病毒提供了大量的宿主，再交叉感染，从而为病毒变异提供温床，中国绝不能步此后尘！
可见，即便中国完成了“全员接种”的目标，也绝不能像张文宏说的那样“开放国门”、“让国外打了疫苗”随意进来，更不能像帝国主义媒体敦促的，让中国放开管控。
病毒突防首先受害的就是“穷人”
去年以来全球的大流行，让我们充分见识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如何把“疫病”变“穷病”：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外奔波的无产者，首先暴露于病毒的威胁之下，大多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非裔感染比例大大超过美国的中产精英；高昂的检测和治疗费用让被感染的穷人只能等死，富人精英享受到了最好的医疗资源；那些医药资本把一场大流行当作了发财致富的大好机会，穷人的“危险”成了他们的“机遇”……
而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已经普遍存在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无论是此轮首先被突防的南京东部机场的保洁员工，还是武汉发生聚集性感染的工地建筑工人，亦或是扬州菜市场和棋牌室的那些老人，他们实际上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特别是南京机场的保洁员工和武汉工地的建筑工人，他们从事着最辛苦的体力劳动，忍受着最残酷的资本剥削，却无法享受到应有的个人防护，从而也就成了病毒突防的首要对象；而那些出入豪车、住独栋别墅的富人们自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尽管这些被确诊的底层劳动者群体也都得到了免费的救治（实际上这个免费的费用也是来自全民医保基金），但这些底层劳动者个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一旦被确诊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就意味着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一家老小也就失去了生活倚靠……
真要是站在穷人立场，为穷人说话，就完全不应该讲出“开放国门”那种混账话。
辩证地看待“御敌于国门之外”
熟悉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人都知道，王明路线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严重错误的，但判断“这个策略是错误的”是有前提条件的，重要的是看力量对比。
五次反围剿以来，王明路线提出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依靠单纯军事路线，没有发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优势、在运动战和游击战过程中逐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却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正面对抗的阵地战，用大刀长矛去硬拼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乞丐与龙王比宝”，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能不败乎？
抗日战争前期，中共批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先丢东北，再丢华北，以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获得可观的兵源及物资补给（这类似于消极防疫为病毒变异提供了温床），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力量对比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倾斜。这时，国民党单纯依靠正规部队的精英式抗战必然遭遇屡战屡败的局面。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之前，“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是没有可能。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彻底转换，毛主席就提出了打“大歼灭战”的思想，辽沈战役先打锦州关门打狗、力图全歼，尽管代价巨大，但却能防止国民党有生力量窜逃华北，给解放华北乃至全中国制造困难；至长江对峙，毛主席又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去年中国已经取得抗疫成功的前提下，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到“动态清零”，尽管全面防守、“御病毒于国门之外”的代价也不小；但反过来想象一下，究竟是被病毒二次攻陷的损失大，还是全面防守的损失大？
全球防疫战与反资本主义斗争
武汉抗疫战前后总共打了两个月有余，笔者经常跟朋友开玩笑，如果世界上那些正处于大流行的国家可以按下两个月的“暂停键”，这场大流行基本就可以彻底消灭了。
两个月的“暂停键”，意味着大多数无产阶级在这两个月时间里没有了工作，没有了生计来源，但以目前世界的生产力水平，两个月的“暂停键”并不是不能做到的事情。只是这意味着在这两个月时间里，需要公平的食物分配，以及公平且高效的医疗资源供给，这恰恰是各国的资产阶级不愿做以致于资产阶级政府做不到的。
这个观点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阐述过：
“流动性”是资本体系下财富涌流的基础——这也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不肯抑制“流动性”从而对病毒“投降”的根本原因，抑制“流动性”对已经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异于雪上加霜；而对于底层无产阶级来讲，因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随着资本的繁荣反而不断加剧，成为房奴、车奴……债务压身，陷入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境况，根本承担不起“严防严控”所带来的生存压力。
而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困难并非不可克服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商品和人员的流动都是带着计划性的，本身就是有序可控的，借助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病毒溯源在有序流动中变得透明而简单；按照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公有制下的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足以消灭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整个社会完全能够承受一定时期内在一定区域的“严防严控”所导致的生产停滞，医疗资源也能够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分配，从而快速扑灭病毒传播。
然而，目前的状况是，美欧的无产者正在将矛头指向资产阶级政府有限的防疫管控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正在导致他们失业；但是，一旦美欧的资产阶级政府全面放开管控，首当其害的还是这些无产者。
西方无产者的正确做法，显然应该是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通过自己的抗争迫使美欧的资产阶级政府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以及提供更加公平的食物及医疗资源分配。而这样的斗争，离不开西方无产阶级对民众的组织和动员；病毒大流行尽管加重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不失为反资本主义斗争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