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4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我以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一称呼应当是毛主席最满意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举起了革命的大旗，作为党的领袖的毛主席把全副心身和他的六位亲人都献给了他毕生所追求的革命事业。毛主席讲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回望过去的峥嵘岁月，我们不禁想问一问，毛主席、共产党到底革了那些人的命？
一、毛主席、共产党革了特权阶层的命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居于社会顶端的就是特权阶层。特权阶层掌握了全中国大部分社会财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少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属于特权阶层。蒋介石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继承人自居，蒋介石所建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依靠数量高达800多万的军队在对全国进行统治，800万军队的背后所依靠的就是江浙财阀集团。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靠财富豢养军队实现统治，又依靠军队统治掠夺取财富，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几乎垄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将从国内搜刮的巨额财富转移到了美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后人，不管是后来逃到台湾还是定居美国，他们依然富可敌国，他们依然过着资产阶级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的财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血汗，他们的财富来源于对中国人民的压榨。
毛主席、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革的命，就是就是要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命。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财产予以全部没收，最典型的就是那些被关押的国民党战犯，他们留在大陆的子女家属不再拥有比别人多的财富，他们的子女也不再是“少爷”和“小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新中国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接受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最典型、最成功的莫过于“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据说原来自己连衣服也穿不来还得仆人伺候，经过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溥仪从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到北京后，自己去辖区派出所申报户口，就连办事的民警也感到惊奇，“原来大清朝的皇帝，也不过如此”
新中国建立以后，各项建设百废待兴的，各种国是纷繁复杂，但毛主席始终关注和思考如何防止他的战友们当“李自成”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早在延安低矮的陕北窑洞里，毛主席就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了著名的“窑洞对”，毛主席就开始思考和探索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之问。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的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体革命功臣“新中国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革命路程更长、更艰难”，“我们的同志没有被拿枪的敌人所打倒，但可能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所击倒”。毛主席深知革命成功以后最危险的问题，其实就是那些不愿意继续革命的“革命功臣”，这些“革命功臣”他们灵魂深处“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们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后，不少人也想将自己变成“特权阶层”，将自己的子孙后代变成“特权阶层”，来一个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防止新的“特权阶层”产生，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向当年的革命功臣开刀，“杀了一个张子善、刘青山，挽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张子善、刘青山”；为了防止新的“特权阶层”产生，毛主席以身作则自降工资，不断缩小全国各阶层的工资差距，还取消了建国初期在军队实行的“军衔制”；为了防止在他身后“党变质”、“国变色”，在中华大地上再出现新的“特权阶层”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悲剧，晚年的毛主席更是不惜代价鼓励发动青少年参加政治运动，让年轻一代在“革命的大风大浪里成长”，从而培养红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毛主席把“拒腐防变”的希望寄托在了他所接见的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身上，毛主席始终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始终相信即使在他身后中国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经过了革命洗礼的广大人民群众绝不会答应。
二、毛主席、共产党“革了买办阶级的命”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走上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并发展成为到处掠财富和夺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肥大虚弱的大清王朝自然成了八国联军掠夺瓜分的对象，随着大清王朝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专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也应运而生。“买办阶级”在帝国主义主子面前摇尾乞怜，在中国人民面前狐假虎威。1927年夺取国家政权的蒋介石，其实就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阶级的总代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巨额财富无不是与帝国主义合伙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结果。在蒋介石政权的后期，为了换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实现了最彻底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1946年那个臭名昭著的所谓的《中美友好通商协定》签订之后，美国的军舰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内河横冲直闯，美国的大兵可以对中国的女学生尽兴强奸，美国的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任意创办奴化中国人的各类学校，美国的商品大量倾销导致了民族企业相继破产，国民党统治区成了美国人的摇钱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苦不堪言。
而毛主席始终将注重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早在解放战争的在渡江作战的前夕，面对长江上横冲直撞的英国军舰，人民解放军果断出手开炮，最终让“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中国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第一次尝到了毛主席共产党的厉害。而新中国建立不久，毛主席面对鸭绿江边美帝国主义的炮火，最终做出了他一生最艰难的决策，用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9,5万志愿军战士鲜血生命迫使世界上最凶残的帝国主义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不甘心失败的美帝国主义再次从越南出手，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越”战争再次打响，一直把美国总统打到了毛主席的菊香书屋，开始听毛主席讲“哲学问题”，“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口头禅”，而且成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信仰，旧中国靠“舔美”“跪美”为荣为业的“买办阶级”在中华大地彻底销声匿迹，代之以挺直腰板“赶英超美”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毛主席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用短短的27年成功地完成了“两弹一星”，建立起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飞跃。
三、毛主席、共产党“革了的土匪恶霸的命”
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叫“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纵观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历史，与私有制相伴相生的“黄赌毒”现象一直由恶霸流氓操纵，成为人类历史上不曾被消灭的“古老行业”。在清朝灭亡后到新中国建立前的100多年旧中国，军阀混战、土匪横行、黑道林立、娼妓遍地，广大人民暗无天日、苦不堪言，“宁做太平犬，不作离乱人”这句古话就是旧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主席、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彻底消灭了国民党残匪，彻底清除了困扰广大人民群众的匪患。随着在广大农村随着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和城市工商业改造运动的开展，毛主席、共产党镇压和处理了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称霸一方的无数的“南霸天”、“北霸天”。最典型的就是在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大上海，被称为“流氓大亨”的“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他们与中华民国大总统蒋介石“称兄道弟”，他们把持的“青帮”“红帮”黑社会甚至全国组织在上海呼风唤雨，无恶不作。解放后已经80多岁黄金荣自感来日无多，他没有像杜月笙那样逃到香港，昔日不可一世的黄金荣尽管已是风烛残年，但还是未能逃脱惩罚，也只能选择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一张黄金荣拿着扫帚扫大街的照片至今依然能出网站上找到。在全国各地随着镇压反革命和土匪恶霸运动的开展，一大批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被判处死刑，广大人民群众从此才过上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日子。在北京随着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一声令下，北京市的全部妓院被一夜清除，昔日遭受“肉体剥削”的妇女跳出了火坑，在接受治疗、学习技术之后开始成为新中国的工人、农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毛主席共产党彻底消灭了旧中国娼妓遍地，黑道横行的“顽瘴痼疾”，作为恶霸流氓的传统领地和主要经济来源的“黄赌毒”现象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彻底销声匿迹。
四、毛主席、共产党“革了贪官奸商的命”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贪官和奸商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共生共存。自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打通了下层地主阶级的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也通过科举制度让中国政治的道统和文脉得以代代延续，应该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各级官吏也不乏“油盐不进”的清官，但“衙门自古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也应该是严酷的现实。
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里，买官卖官更是公开的秘密。据后来担任新中国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将军回忆，他也曾有过退出军队担任国民政府水利部长的念头，也采取了“提钱进部”的办法，但他所带的几千万钞票远远不能满足上司的胃口最后只能打道回府。而贪官进钱的最大通道莫过于“官商勾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私营企业主莫不挖空心思拉拢党的干部“下水”，不少党的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而腐化变质。就是在最严酷的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与资本家订购的急救包也被黑心的资本家用黑心棉代替，在资本家的眼里金钱显然比志愿军战士的生命更值钱。这也确实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资本从诞生之日起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腥的味道”，当办案的天津检察院领导将案情向毛主席汇报之后，毛主席除了气愤之外，还促使毛主席下了完成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毛主席通过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让工人阶级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旧中国城市里千千万万个“包身工”不再受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他们挺直了腰板焕发出了无比的工作热情，无数社会主义的奇迹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在农村得到土地的农民也不再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组织起来的农民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发生两极分化。工人、农民参加国家管理，倪志福、吴桂贤、李素文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李顺达等作为农民的代表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成为常态，许多在“五七干校”受过一点所谓的“苦头”的干部，也许当时不够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但到后来回过头看大多认识到，通过“五七干校”这种形式教育干部、培养干部其实最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五七干校”其实是淬炼干部革命意志和革命品质，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革命摇篮”，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钱学森以自己的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晚年的钱学森曾谈起自己一生最自豪的事就是自己已经被认为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据说他在晚年也曾讲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那就是“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那就完了”，我多次从网上看到过这个故事，我想应该确有其事，我想钱老一定亲身经历了毛主席、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魅力，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下不再有“官商勾结”的土壤，不会将国家项目、资金通过权力与私人企业勾结攫取巨额财富从而形成利益集团，全国人民都被安排在单位里，都靠国家的安排的工资或工分过日子，大家当时在物资上紧缺一点，但毛主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没有两极分化，更不存在贫富悬殊。一个家庭拉扯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遍的现象，家长也不用为自己的孩子上学择校发愁，业没有买不起房、就不了业的问题，我敢讲毛主席、共产党创立的人民政府，应该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最清廉的政府，毛主席、共产党培养和教育下的干部，应该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清廉的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历经百年风雨的中国共产党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370万烈士的生命和鲜血一定不会白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