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玉宇澄清万里埃
从《中华民族为什么与众不同？》文章结尾的话题谈起——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是由文人士大夫阶层——具体可分为国家精英、职业精英、地方士绅共同赋予了意义。但是少了一个：最普通也最普遍的劳动人民。
曾经的“祖国”，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曾经的国家属于皇室贵族、属于文人士大夫、属于地主乡绅；到后来又属于外国老爷、官僚资本。唯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危亡之际。唯有这时候底层人民才可能建立起“想象共同体”的意识，但是促使他们建立这种意识的不是来自国家的文明之光，而是异族的屠刀——不反抗，便是刀下亡魂或是猪狗一般的奴隶。也是基于此大思想家顾炎武才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概念。
只有等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运动、城市文明建设、没收官僚资本、收回租界和帝国主义一切特权、农村农田水利建设、普及识字消灭文盲、取缔烟馆妓院赌场、消灭天花霍乱血吸虫病，再到后来的三线建设、乡村教师、赤脚医生等等等等一系列举措，现代文明之光才第一次照进中华大地最基层的角落。
自此“国家”的概念，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才属于了所有的人，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底层人民。
（二）庶民的胜利
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就这样评价“自古得国之正，无甚太祖皇帝者也”。为什么说明太祖朱元璋“得国最正”呢？因为他“伐无道，诛暴元”“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他是真真正正最底层的人民，活不下去了才被迫起义，而且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和“天下”的利益。
无论是明太祖还是汉高祖，用一个词来精确地总结他们的行为就是“吊民伐罪”，也正因为此汉朝和明朝被认为是合法性最高的两个朝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夫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绝对正义，是崇高的道德观。
以合法性而论，新中国毫无疑问站在了历史的最高点，纵观全世界与之比拟的国家也并不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自古得国之正”——因为他领导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生活在和平繁荣年代的年轻人，往往体会到“三座大山”意味着什么，我们引用一些史料来看。
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了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83可能仅为参加调查的乡数）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被这些“有主要罪恶”的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杀害了59条人命。吴县永安乡迂里村总共216户中有108户坐过监牢。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逼致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烧死溺死小孩的1245户。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
以当今而论，间或爆出的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的新闻，整个社交网络都会为之愤慨；在旧社会，仅苏南五个县就有一百多妇女被强奸，近五十名妇女被霸占——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在衣食富足的年轻人很难去想象。
我们再来看看城市工人的遭遇。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其中记载了大量旧社会工人悲惨的遭遇：
解放前，湖南湘潭市杨家桥煤矿，一九四八年五月的一天，有个工人叫李德云，路过工头“肖侉子”门口，“肖侉子”故意放狗咬他。李德云气不过，拣了块石头打狗。“肖侉子”一看，嗬！一个工人竟敢打他的狗，拖了把大刀，气呼呼地朝李德云追来……李德云就被“肖侉子”打死在路上。
一九四七年有一天，有个煤井“冒顶”，大块大块石块往下砸，工人周顺洪被砸昏在地下。工人们不顾危险，跑去抢救。可是有两块大石头，卡住了周顺洪的脚，翻不动，扯不出。大家正在着急，监工牛风田来了，一边走，一边骂：“围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干活去！”说着扬起皮鞭就挨个儿打，一边打一边骂：“莫翻了，耽误工。拿斧头把脚砍了算了，老子要的是煤不是人。”
一九四八年上海达丰纱厂女工金小妹，干活时候无意中放了几根粗纱在身上，放工时候忘了拿下来，被资本家的狗腿子发现，说她有意偷纱，把她衣服剥光，在她身上贴上纸条和标签，敲锣打鼓地在全厂兜圈子示众，当天就把金小妹逼死了。还有一个叫刘根娣的女工，生了孩子没人带，也是偷偷地把孩子带到车间来，用棉花盖着。有一天，工头来车间遛达，见一筐棉花在微微动弹，跑过去掀开棉花，一手抓起孩子，骂道：“谁的小杂种？”根娣气愤地跑过去，要跟工头讲理，狗工头一脚把她踢开，当场就把她开除了。
资本家们以“管事、监工、领班、工头”等名义招募地痞流氓，实际上是组织了一批自己的“私军”，并对工人肆意动用“私刑”解放前陕西省西安市华峰面粉公司的资本家，残害工人就有“打铁棍”、“过电”、“烈日里毒晒”、“雪地里罚跪”、“吊打”、“打耳光”、“拧耳朵”等好多样。湖南省常宁水口山铅锌矿的资本家，更想出了十多种骇人听闻的残酷刑法来糟害工人。什么“雷公尖”、“快活凳”、“香火熏”、“猴子抱木桩”、“吊半边猪”、“踩杠子”、“扳罾”、“背枷”、“电刑”、“枪杀”等等。
资本家常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在旧社会，工人的生命没有丝毫保障。解放前，甘肃省阿干镇有个煤矿，工人们在煤矿上干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破破烂烂的矿井，巷道小得象狗洞。光着身子的工人在井里干活，随时都有可能被砸死。他们背着沉重的煤炭，爬进爬出。饿了，咽口唾沫；渴了，喝口黑煤水；爬慢了，背少了，皮鞭子就雨点一样地抽打过来。一九四○年有一天，有个煤洞着了火，当时有十七个工人正在井里边干活，资本家怕火烧大，给他造成损失，。马上要人堵死了出口，把十七个工人活活地闷死在里头。象这样灭绝人性的事，在旧社会多得很。解放前，沈阳有个日本人开的工厂，有一次，工人杨宝美给机器添油，因为机器皮带上没有防护罩，衣服一下就缠到皮带上去了，跟着，人也绞了上去。当时要是马上停车，最多绞断一只手。可是恶毒的日本资本家却说：车一停，那正在加工的产品就要作废了，说什么也不叫停车，结果活活把杨宝美绞成了肉泥。
旧军队呢？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心路沧桑——从国民党第六十军到共产党第五十军》一书中记载了一群无组织、无纪律、欺压民众、调戏妇女、吸大烟、逛窑子的旧军队是如何变成朝鲜战场上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的。国民党的基层官兵，也都是穷苦百姓出身，被国党当局强行抓壮丁进军队。但正如“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同样的士兵在新旧军队中的表现也是截然不同的。书中记载了国民党官兵的悲惨遭遇：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过的确实是非人的日子。九台政治整训统计资料显示，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五十二师最为残酷。该师第三团某军官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
他们的家人，也是备受欺凌：原六十军有一位新兵跑了，连长便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
一个政权，连保卫它的军人都这样没有尊严、备受压迫，那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至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更不用说了，近代中国是被列强凌辱的中国，不平等条约、殖民地、治外法权、租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首都被外族屠城等等，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摧毁的。曾经，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下等人，是奴工，是黄祸，是傅满洲，是不配与高贵的民族平起平坐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时，毛泽东主席特别电令解放军部队要穿过东交民巷。因为东交民巷在旧社会是属于外国老爷们的“特权区域”，外国人派兵驻守，中国军警无权进入，中国人更不能入住。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要证明：旧时代结束了，我们中国人就是要光明正大从我们自己领土上走过。用毛主席的话讲：“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毛主席又说：“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中国建立的过程，是劳动人民解放的过程，同时是中华民族重塑民族性的过程。
地主阶级中确实有济弱扶贫的“大善人”，资本家中确实有为国为民的道德模范，帝国主义中确实有办学堂、兴教育的国际友人，旧军队中确实有赏罚分明爱兵如子的将领。但是，正如吕思勉先生的那句名言“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这些旧势力注定要丢进历史的垃圾桶，这就是新中国的意义，这就是属于庶民的胜利。
（三）屠龙术
新中国的“与众不同”，还体现在这解放过程的艰辛：发动最基层的群众，并建立起现代文明的秩序，是五千年来中华历史未有之伟业。
让我们就看看这曾经的“屠龙之术”，看看劳动人民是怎样发展起来，新秩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先以土改为例，绝大多数时候，劳动人民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动员起来”。《塞上风云》《三毛流浪记》的编剧阳翰笙早年在柳城县参加土改时记载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因为旧社会地主阶级千年以来的肉体压迫与精神奴役，让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产生了“奴性”，在他们看来土地交租、放贷交利、为东家做杂役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阳翰笙的笔记中就记载农民的疑惑：“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
就像《让子弹飞》中，张麻子让他们站起来别跪着，说只为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然后围观群众又跪倒一片。鹅城人民，受黄四郎欺压这么多年，当张麻子出头想要替人民解决掉这个恶霸、想要让人民得到解放，又撒银子又撒抢，喊了半天“枪在手，跟我走”，然后，跟过来一群鹅。
旧社会农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苦日子，但是对于眼前的苦日子，他们往往是怨老天、怨命运、怨自己，没有人想到这是地主阶级剥削的结果，很少有人会把矛头对准他们奉若神明的“东家”。阳翰笙日记中就记载：“天福的老婆最不觉悟。有人去串她，问她衣服为什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什么不买？’‘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也不敢去串她。”
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所以共产党人做的第一步，就是破除广大穷苦农民对于封建地主、士绅的“精神奴性”。《让子弹飞》中，张麻子砍了黄四郎的替身，这是革命成果至关重要的一步。假黄四郎的隐喻也非常明显，权贵之所以为权贵、统治者之所以为统治者，是因为他们构筑了一套与其统治相匹配的制度和概念（礼乐制度、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就是这些虚伪的画皮，成为了人民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图腾。
而革命者，就是要砍掉这个图腾、撕破这个虚伪的画皮，告诉大家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说简单点，“黄四郎”之所以成为“黄四郎”，不在于哪个具体的人谁是“黄四郎”，而在于“黄四郎”这个名号对人民的精神奴役。当人民畏惧的画皮被革命者戳破之后，后面的一切也都顺理成章了。
于是土改的第一步往往从“诉苦会”开始，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这些人被土改工作队称为“根子”。参加过土改的叶君健认为：“至于诉苦，这是提醒农民认清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提到过一首革命歌曲《谁养活谁》，这就是在启发底层人民的阶级意识，让他们明白社会本质的真相：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咱劳动，那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两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
创造世界全是咱们的力量，
吃穿用住生活不能少一样，不是咱送上粮，
地主早已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不用仔细想。
谁养活谁，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穷人开荒山，财主哪来的千倾田？
没有穷人来种地，财主家粮食哪能堆成山？
没有穷人把屋盖，财主家哪有楼堂瓦舍一片片？
没有穷人种棉养蚕纺线和织布，财主家哪有绫罗绸缎穿？
想一想，看一看，穷人养活地主还是地主养活咱？
想一想，算一算，咱穷人养活地主多少年？
不信神，不靠天，全靠共产党把身翻。
斗倒地主和恶霸，封建势力连根端。
斗倒地主和恶霸，也有吃来也有穿。
斗倒地主和恶霸，穷苦大众坐江山！
我们党的基层干部，就是砍掉众多黄四郎替身的张麻子们，让劳动人民彻底破除了对于旧统治阶级的精神迷信。另一方面，解放了的人民也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新政权，踊跃参军、支前、缴米缴粮。中华大地最根基的伟大力量，开动了起来。
打仗没有什么妙计，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毛泽东
发动城市中的工人也是如此。一个城市一经解放，便有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领导工人进行工厂民主实践和生产改革。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里这样描述那段历史：“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了旧的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清除了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生产改革主要是废除了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封建把头摇身一变，窃取一些基层部门的领导权，继续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据统计，山西阳泉煤矿等四个矿区领导生产的57 大组长中，有43个是过去的把头；矿长以下38 个干部中，有20 个过去当过把 头、监工。民主改革以后，这些把头、监工不再担任组长、干部，极大地提高了 工人的积极性。上海中纺十二厂废除搜身制以后，工人在厂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五十年枷锁一旦废除，咱们翻身做主人；无数年压迫从此解放，工人齐心忙生产。”
再来看看对旧军队的改造。国民党六十军在1948年10月的长春起义，“起义后六十军企图逃跑的约有两千多人，企图叛变的有五百多人。在企图叛变的人中，有些是企图杀害解放区来的干部后再逃跑……”（《心路沧桑——从国民党第六十军到共产党第五十军》）
我们的党怎么做的呢？派政工干部进驻六十军工作，团以上派政委，连以下派指导员；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开展了对旧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反对封建地方阶级的诉苦运动、思想还家的阶级自觉运动。最关键的是做到了官兵一致、军事民主，长官随意打骂、惩罚士兵的现象被杜绝；克扣军饷、军粮的惯例也成为了历史。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对咱自己好都能看出来，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国民党士兵们也纷纷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国民党的旧军，变成了人民的新军队。
六十军叛变事件发生仅仅两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白云山鏖战11个昼夜，而坚守白云山主峰的，就是由国民党六十军暂编第52师第一团四连改编而成的解放军五十军149师447团二营五连（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番号同），浴血奋战的英雄中，就包括了2年前携械叛变的士兵！参加此役的447团因战功卓著，被志愿军总部授予“白云山团”称号，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唯一一个获得称号的团级单位。五十军所辖第149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此外，第一个攻进汉城的部队，也是五十军。
共产党人如何做到这些？最重要的两点是先进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制度建设。先进的思想就不用说了，五本毛选拿去随便看。制度建设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先进：我党坚持以党委为核心，以军和政为左膀右臂，建立一元化的基层政权体系，党政军高度融合又互有分工。每到一地，派出工作团协助县委建立区、乡两级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后建立村党支部。同时建立起自卫队、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团体和协会，把不同年龄、职业、性别的人口纳入党组织领导。（《淮海战役·第三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淮海战役手推车转动的奥秘》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10期）
如此先进的制度建设背后，离不开千千万万党的基层干部。不要以为当年共产党都是“土包子”，他们相当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人、大学生，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热忱，贡献者自己的满腔热血，为整个革命事业添加着一砖一瓦。他们没有私欲和私利，有的只是国家和民族，这也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最大的区别。
重庆会议期间，蒋介石宴请毛泽东，同时也让自己的侍卫招待毛泽东警卫员陈龙。蒋介石用人最迷信两点，一是老乡，二是黄埔学生，他的侍卫全部来自浙江奉化。饭局中蒋的侍卫发现陈龙来自东北抗联，既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便诧异地问:“你同毛先生有什么亲故?”陈龙如实相告：“我同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农民，城市工人，旧军队，都从共产党人手中手把手学会了“屠龙之术”，成为了大刀阔斧改造社会最锋利的武器。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著作《愚公移山》中指出：“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他们做到了。
一个崭新的中国如初升的红日一般，在亚欧大陆的最东方冉冉升起。
（四）六亿神州尽舜尧
新中国为什么与众不同？共产党通过先进的指导思想、高效的制度建设、庞大的人才储备，动员起了中国社会最基层、也是最伟大的力量，一个属于所有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代来临了。
央视纪录片《我们走在大路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北京城很多街巷胡同里，甚至有清朝时期的垃圾，故宫西北的垃圾甚至有几米高。干部群众积极参加义务劳动，修下水道，搞爱国卫生运动，堆积百年的垃圾在北京全城消失了。北京城清爽了，更宝贵的是，人民在清污扫浊的日子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就是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美好景象。
清朝时候攒下来的垃圾，一直都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治理，而人民政府成立后，积攒了百余年的垃圾在几个月内被清理干净。这件事情也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啊，不只是这些“垃圾”，还有更多的“垃圾”也一扫而净，这就是新时代的气象。
比如黑社会、烟馆、妓院、赌场等“垃圾”也被一同清理，整个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在电影《霸王别姬》中葛优饰演的戏霸袁四爷，清朝的时候他作威作福，民国的时候他作威作福，日本人来了他还作威作福。看他的名字“袁世卿”——世代公卿、永为贵胄。唯有人民政府成立后，他的好日子才到了头。
这段故事来源于真实的历史：在群众的支持下，黑恶势力代表“天桥四霸”被一举打掉。对横行一方，欺压民众，让人人为之侧目的东霸天、西霸天之类的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等恶势力，各地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打击，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中国人的命运，一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像一个什么东西呢？像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新中国。——毛泽东
前几天还在新闻里看见，有个智障艺人吹嘘什么“贵族精神”，实在是可笑之极。旧社会艺人什么地位？下九流。旧社会倒是有你心心念的“贵族”，但是你连给人暖床都不配。不知道她是代入感太强，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世家大小姐、现在生活受委屈了，还就是原汁原味的蠢。
在旧社会，读书写字是属于“士人”的特权。我每次写文章批判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时候，总有脑子不太灵光的人质疑：你不也是文人么，你有什么脸说他们。我算个鸡儿“文人”，所谓的文人只不过是他们粉饰风雅的表皮，背后的本质是地主、官绅、士大夫等反动阶级。写文章、著历史，是他们在经济特权、政治特权背后的文化特权。只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咱老百姓也有条件读书写字写文章了，不能因为谁写出几篇长文章来就骂人“文人”。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半文盲率超过90%。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短短几年间，新中国就有超过一亿人都识了字，到了七十年代，全国文盲率下降到了20%以下。伴随着义务教育、乡村教师的普及，越来越多最基层的广大人民，也能沐浴在文化之光的照耀中，同时更是提供了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机遇。
新中国的向心力是无可比拟的，反动势力之外的一切力量，都团结在了红旗之下，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周学熙是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周馥的儿子，周馥曾任两广、两江总督。近代民族工业创始人之一。是华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奠基者之一,他所开创的实业集团奠定了京津唐地区近代工业的基础。周学熙亦因此与同时期在江浙一带致力于实业救国的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并称“南张北周”。他的重孙子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建设新中国的景象：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乱、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
“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从这时起，资本家阶层，都多少有了一些“赎罪”意识。这一年，他们的社团与政党积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学习宣传国家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参加土改。这都是当年几项最时尚的活动，资本家不甘人后，有的还做得比较超前……当年的中国资本家为国不知捐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与高射炮。
回到开头部分所探讨的问题，新中国是中华民族重塑国民性的历史阶段，而这种国民性的重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构建：所有人都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所有人都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所有人也都分享了国家发展的果实。这就是“万方乐奏有于阗”，这就是“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就是宏观叙事。也自此，“国家”的概念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才属于了所有的人，属于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底层人民。
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钢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而他在一年前也说过“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于是乎这两句话变成了著名的“赶英超美”，一直以来被当做自不量力而被嘲笑的典范。晚年毛泽东依然心心念着国家钢产量的问题，一次大病之后，毛泽东说：“我刚才去见马克思了，但是马克思说你们国家的钢产量还没超过英国，你还不能死，于是我又回来了。”
然而没有人会去留意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口号的本意是“十五年钢产量赶上英国，五十年超过美国”——15年后的1973年，英国钢产量2665万吨，中国产量2522万吨，“赶英”目标基本完成；等到了“超美”口号提出五十年后的2007年，中国钢产量已经接近5亿吨，是美国的5倍有余。只是我们已经不会去在意这个数字了，就像我们不会再去在意农田水利建设、血吸虫病、文盲问题、肺结核和鼠疫、大国的核威胁等等————在你们的时代中能够坦然忘却的，却是我们时代所最心心念的，这恐怕是能给革命者为数不多的慰藉吧。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