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深媒体人、《亚洲周刊》副总编江迅突发心梗猝然离世了，享年74岁。
江迅一些好友在他离世以后开始痛斥香港的公立医院：
据称，江迅10日因发烧及抽搐进了仁济医院急症室，第二天医生称无大碍，之后回家休息，晚上又再发作，家人急召救护车送院医治。因为防疫要求，香港的公立医院不许家人陪护，江迅只能用手机和家人联络，他告诉太太，“痛了叫了十几廿个小时，一直没人理他。”
大公文汇网的文章称，“12小时后主诊医生才出现，剧痛超过24小时后离世，院方完全没半句交代，医生更无现身。”
毕竟“死者为大”，但这个事件认真计较起来却多少有点讽刺。
香港的医疗体系延续了殖民地时期模仿英国的模式，被很多人误以为的“免费医疗”。
关于英国“免费医疗”的问题，笔者以前的文章其实大致讲过。英国现在的医疗体系其实是成型于二战以后的福利资本主义时期。冷战时期，为了缓解社会主义阵营良好的人民福利对毗邻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强大道义压力，遏制此起彼伏的工人阶级抗争（特别是中国的红色风暴的感召），西欧资产阶级才被迫对民众作出妥协，实行高福利制度，其中就包括医疗福利。
欧洲的“五月风暴”
所以，福利资本主义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良心发现”，而是国际共运的外在压力以及西欧各国内部工人斗争的结果。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国际共运逐渐陷入低潮；随着苏东剧变、全球化下产业外迁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西欧各国的高福利政策大幅缩水，其中，自然也包括医疗福利。借助全民免费医疗，英国女性人均寿命达到82.9岁，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9岁，大大高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英国的免费医疗制度外壳虽然得以保存至今，但英国自80年代以来，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裹足不前，有些财年甚至会往下砍，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实际上是压缩了卫生投入。英国每年在卫生医疗领域的开支占GDP的比重是9％-10％，比其它欧洲国家都低，这得感谢新自由主义的两大顶级推手之一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有限的医疗投入必然导致没有充足的资金新建医院或养活更多的医生，来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以2015年为准，英国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为2.8人。低于经合组织3.3人的平均值，而其他几个西欧国家则明显高于这一数值，奥地利5.1人、挪威4.4人、瑞典4.2人、德国4.1人、西巴亚3.9人、意大利和冰岛3.8人；实行社会主义免费医疗的古巴是6.7人，就连经济困难的朝鲜也有3.7人；而中国为2.59人，医疗开支占GDP最高的美国却只有2.4人（是不是很讽刺？）。
在公共投入越来越不足的情况下，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当然越来越紧张，富人可以去私立医院，穷人则只能去公立医院排队。这就是被中国的某些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所攻击的“英国免费医疗效率低下”，他们还以此来为中国不实行“免费医疗”辩解。
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和民主的进攻，实际上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垄断资本财团在社会公共事务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实际决策权力。而新自由主义同样席卷了香港和内地，使得香港在医疗体系上经历了与英国类似的变迁。
香港公共医疗体系的改善，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民众的反英抗暴斗争，迫使殖民者和大资本家不得不改善底层的待遇，其中就包括仿造英国建立起免费的全民医疗体系。
上图：1967年香港国庆节的情景，毛主席像和标语是香港工人自己挂上去的，照片中的港英警察面对旁边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是无奈还是胆寒呢？
1974年，香港医疗体系的基调形成，《香港医疗卫生服务的进一步发展》白皮书问世，修订后的医疗政策目标是——保障及促进整体的公众健康，以及确保向香港市民提供医疗及个人健康设施，特别是那些须依赖资助医疗服务的广大底层市民。
2000年前后，香港开始对原有的医疗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今的香港已非政府主导，公共医疗和私人医疗的总开支水平平分秋色。但因为香港同样存在更加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底层市民仍然去公立医院排队。2014年12月，香港《自愿医保咨询文件》指出，香港约88%的住院服务由公立医院提供；但截至2012年，香港有48.3%的注册医生在私人医疗机构工作（见香港卫生署《卫生医疗服务人力资源统计》），私人医疗机构的诊费“主要由有负担能力的市民自付”（见2010年12月公布的（香港）《基层医疗发展策略文件》）。
大批底层市民因为经济能力有限被迫拥挤到投入越来越低的公立医疗机构，正是香港公立医院变得“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如此才造成江迅在病故前遭遇公立医院的“低效”，“12小时后主诊医生才出现”。
笔者不知道江迅在病危时选择去公立医院是因为“心血来潮”，还是因为其经济能力一样有限。
江迅在天有灵的话，能反思到香港的“新自由主义”吗？而江迅生前却着实充当了新自由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的重要鼓吹手角色。
江迅供职的《亚洲周刊》原是英文《亚洲周刊》（Asiaweek）的姊妹刊物，由美国传媒巨头时代华纳集团创立。1994年1月，香港明报企业集团与时代华纳达成收购中文《亚洲周刊》协议，明报企业获得该刊控制权。
说起《明报》就不能不提到金庸，就不能不提到上世纪60年代参与香港左右论战的《明报》和《大公报》。笔者从不怀疑金庸先生的爱国立场，但金庸与《明报》的“老右”立场，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由这段历史公案再来考察、理解《亚洲周刊》和江迅的真实立场也就不难了。
江迅，1947年生于广东番禺，上海知青，1974年起先后任职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文汇报》、《文学报》，在上海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20余年。1994年移居香港，任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会员。
以上是中国作协下属的“中国作家网”对江迅的简介。笔者了解江迅，是从江迅的几篇重磅报道开始的。
2008年，江迅专访马立诚，称“政改”不能再延误时机：
2009年，江迅又抛出一篇公开诽谤大陆“毛左”和左翼网站的报道，江迅的老朋友杨锦麟当时还在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节目中，引述了江迅的这篇报道，更是直呼“毛左网站”之类的词。：
从大陆移居香港、非常熟悉大陆舆论生态的江迅，不可能不知道大陆“毛左”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激烈反对者，也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诽谤”意味着什么——按照这篇文章标题所言，甚至直接可以关闭这家“毛左”网站了，这恐怕正是江迅所期望的。
2010-2012年期间，江迅还有几篇有关上层的文章，鉴于内容敏感就不列出了，感兴趣的自己去搜索。通过这些出自江迅手笔的报道，人们不难看出江迅爱什么、恨什么，江迅的“老右派”立场也就很清晰了。
2010年，江迅还曾牵涉到一场舆论官司：
对于江迅事后的表态言论，在大陆生活的人其实是难以理解的，江迅竟会“以此为耻”？
其实这毫不奇怪，无奈这个“老右派”在香港工作生活，你把国内的“炎黄系”、“南方系”的那帮“老右”放到香港或者海外去，他们的言论恐怕跟江迅比，只会一个比一个出格。
观察者网2015年曾经给江迅开过一个专栏，里面只收录了一篇文章：
单从这篇文章看，你能看出江迅卖国吗？相反，人家是很“爱国”的。
2020年底，江迅在香港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新书《在黑夜點燈——香港這一年不能忘卻的他和她》，是对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光头警长”刘泽基、“十四亿人茶餐厅”老板娘李凯瑚等六人的访谈录，严厉抨击了那些祸港、乱港的青年。
江迅与内地的很多名人都交好，例如莫言就曾盛赞“江迅兄宁愿荒废一枝笔也要做朋友们的后勤司令”；今年4月2日，江迅还在《亚洲周刊》推出文章《方方捐出武汉日记九成稿酬》，为方方洗白造势。
北大的张颐武教授在文章《香港<亚洲周刊>为方方捐款造势的真正动机》中指出：
这种荒唐的洗白当然是最下作的编造，她和她背后的势力就是要在世卫组织报告的公布前后的这个关键时间透露五个月前的捐款消息，由此洗白自己，用伪证攻击报告。他们精心谋划了这个传播行动。现在用《亚洲周刊》报道正是这个行动的关键一步。
他们确实做绝了，确实是内外结合，精心策划，巧妙执行。一定要在世卫组织报告出台前后掀起大风浪。
尽管方方的“日记”客观上起了给帝国主义递刀子的作用，但很难说她有这个主观动机，只是阶级立场催生了她的写作角度和对事物评述的立场。江迅、方方、莫言之流，人家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更“爱国”。
只是老右派们秉持的普世价值和“世界主义”立场谋求向西方资本主义接轨，在帝国主义横行的当下，很容易表现为“卖国主义”。但很多精英仍然对“世界主义”仍然是深信不疑，时刻还盼望着与美帝国主义“修复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如此，方方、江迅之流自然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桥梁。
本文标题称呼江迅为“爱国者”，当然是没有任何错的。而这样的“爱国者”江迅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样本：
十年前江迅把他笔触的矛头对准大陆“毛左”，间接为新自由主义站台的时候，丝毫没有回身看看资本寡头“李家城”对香港市民的荼毒，这终于间接地让江迅在今日尝到了入公立医院被延误治疗的恶果；而这样的江迅对于香港底层的青年其实是没有太大说服力的，这样的“爱国者”也不足为训。
看不起工农群众，不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固守“一己之私”的知识分子们注定是“狭隘”的，缺乏真正的反思能力的。江迅在天有灵的话，恐怕仍然会固守着自私的立场；只是作为读过莫言、方方、江迅文字的青年们，大多将来还是要在工农阶层打拼，是真正需要“反思能力”的。而反思就请先摆脱江迅之流的反毛文字误导，从重新认识毛主席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