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大资本造就了一种，远远超过了专制时代王权或皇权的、国际性的现代暴政。这个暴政，同时针对着“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

　　这也是真正的极权主义！

　　最近能够感到，“疫苗怀疑论”的观点和情绪确实在增长，欧美社会群众性的反疫苗运动更一直是此起彼伏。

　　看来，不能简单地用反智或反科学去解读部分人的反疫苗心理。

　　怀疑情绪增长的近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到现在为止，疫情的发展推翻了全世界人们此前关于“疫苗解决疫情”的乐观估计，至少原先的乐观估计要成真还不会那么快。

　　当然，同样不能武断地说疫苗一点儿作用都没有。这里说的是：就疫情现状来看，我们把它想得太好了。

　　全球面前，仍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除了再一次证明“群体免疫”和“共存”论的破产即在实践中行不通，证明严防严控、动态清零是抗疫制胜的根本道路以外，这种情况，还在提醒着世界人民：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恰巧最近关于辉瑞公司的负面消息，接连传出。

　　一个是实验数据造假，一个是“霸王条款”。

　　有前雇员爆料说，辉瑞实验操作不规范。

　　爆料者来自文塔维亚研究集团，是辉瑞公司的合作伙伴，负责辉瑞新冠疫苗的临床三期实验。

　　其中一名爆料者叫布鲁克·杰克逊，曾是该集团的地区主管；她提供的内部文件显示，从2020年8月辉瑞疫苗实验开始不久，就有实验人员“修改文件日志”并“根据需要随意填写实验数据”。

　　这名曝料者提供了内部文件、照片、录音和电子邮件为证据，她本人曾多次报告问题但未被受理，去年9月25日打电话给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当天被解雇。

　　有2名文塔维亚公司的前雇员，向《英国医学期刊》证实了杰克逊的投诉内容；其中1人说，在杰克逊离职后，相关问题依然存在。

　　此外，美国的消费者权益倡导组织Public Citizen于10月发布报告称，多份泄露且未经修订的合同表明，辉瑞公司与购买疫苗国家签订的合同中包含大量“霸王条款”，包括：

　　①保留让签约国家保持沉默的权力、②可以阻止签约国接受其他国家疫苗捐赠、③通过仲裁解决纠纷、④要求部分国家放弃主权豁免等。

　　Public Citizen指出，辉瑞公司正通用这些条款强迫签约国保持沉默，“利用权力转移风险，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尽管辉瑞的条款在形式上并不明显违反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但这“形式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并不难看出来——而这，正是最典型地表现了资本家伪善的“传统美德”。

　　有专家对“观察者网”表示，对于掌握新冠疫苗这一紧俏商品和渴求疫苗以期恢复正常运转的国家而言，合同的谈判地位本就是不平等的，辉瑞也因此得以在合同中设计各种有利条款；并且，相关签约国一旦利益受损，将很难通过仲裁程序捍卫权益。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辉瑞公司是一个“不透明的巨头”；而印度媒体评论该事件时，更是创造了一个新词——“疫苗恐怖主义”！

　　毫无疑问，辉瑞“霸王条款”行为的本质，就是通过利用、操纵国际法的手段去追逐资本的利润最大化。

　　不如说，在这里国际法本身就成了大资本逐利的工具。

　　在辉瑞公司的技术霸权、“合法”操作以及与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勾连面前，被一般人们视作国际社会“最权威”成员的主权国家，反倒成了弱势的一方……

　　仅仅从跨国大资本与国家政权关系的角度，是理解不了这一点的。问题的真正实质在于：资本，主要是垄断资本，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重心。

　　资本即权力，而且是专制性的权力！

　　大资本造就了一种，远远超过了专制时代王权或皇权的、国际性的现代暴政。这个暴政，同时针对着“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

　　这也是真正的极权主义！

　　进入近代以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为什么破产？是不是说，启蒙思想家在高扬光辉旗帜的时候，对这些价值观没有半点真诚、纯粹是在糊弄人？

　　不，不是这样。

　　是资产阶级最现实的阶级利益，使它没有办法真正落实那些动听的价值观，它的剥削阶级性质、阶级利益决定了它在推翻封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不很久就要把革命时期的华丽辞藻抛到九霄云外。

　　到帝国主义时代，政治上的全面反动更是成为资本主义的特征。

　　美国在推翻法西斯后，很快就在反共“冷战”的狂热中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保守化，更加剧了其反动性。至今，它是一个“自由民主”外衣包裹下的、新型的法西斯资本帝国。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棍子打死“自由”“民主”“平等”，而是主张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开辟更广阔的现实道路。

　　只有执迷于垄断前资本主义时代所形成的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念的人，才会在今天的世界里，单纯地反对国家权力，而不把资本看做一种权力、只反权力不反资本。

　　自由派爱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际上自资本主义尤其是它的垄断时代以来，“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更真实的命题，因为近代以来恰恰是资本驯化了权力，能够驱使国家政权为其所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从资本手里夺过来，运用国家政权这个武器，反过来去压迫资本势力、改造资本家，并防止其复辟。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放任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在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里，是一种保守、顽固的货色。

　　而中国自由派公知自90年代以来强烈的保守化倾向，正与他们的思想路径选择密切相关：他们就是捡拾资产阶级的近代自由主义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充当中国已经壮大了的私人垄断资本势力的走狗。

　　对资本的态度，暴露了自由派公知这一群体最本质的反动之处。

　　毫无疑问，世界人民，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大资本的暴政之下，而且大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部分群众当中阴谋论、反智主义和反疫苗观念的盛行，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大资本不但统治着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垄断了主要的信息渠道，操纵媒体和舆论对它们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们的思维转向阴谋论，可能正是一种“有经验”的体现，甚至是在大资本暴政下觉醒、反抗的一种开始。

　　从这里，也可以发现特朗普主义崛起的思想意识根源。

　　当然，全世界人们精神的真正出路，在于掌握马列毛主义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用之以改造世界，把资本主导的世界颠倒过来。因而，任何对群众阴谋论思维的迁就，都是反马列的。迁就这种思维，只能导向特朗普式的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能使无产阶级被特朗普式的资产阶级民粹派政客所利用，而不是自己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