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是60后，现居北京，是从湖北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本文算是自己对新旧时代变化的感性经历和理性反思的结果，文字里饱含真情却又悲痛难掩。不是为了煽情，也不是为了控诉，而是为了纪念，纪念真实的历史，还有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每次回老家，返城之前，总不忘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遗址上驻留片刻，想到当时和现在，总有无限的惆怅和哀伤。板栗树的枝杈上，曾悬着一口钟，是由工字钢做成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工字钢），敲出的声音，十分悦耳，十分响亮；袅袅依依，连连绵绵，回荡在村里每一个角落。钟声什么时候第一次敲响，没有人记得了，只知道是在1958年后的某个时候。1984年，那钟声发出时代的“绝响”后，就不再响起。如果我能预测，后来的老家是那个样子，我是应该如同南街村里的英雄们那样，用生命去捍卫那钟声的。
在那个被今天认为荒废的年代，我听着钟声在大队的小学毕业、又踏着钟声到公社的中学，边学工（校办工厂）学农，边接受到非常系统的基础教育，恢复复高考后不久就顺利考取大学；再后来，学有所进，读到了不低的学位，还入了胡耀邦的所谓“第三梯队”。“父母在，不远游”，我却远游了，是为不孝；有了一点学问，却没有学会做官，非要四海为家，是为不忠。
每隔三四年，我总要回去一次。那年，回家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两个儿时最好的玩伴不幸早逝，各留下儿女一双。一个命坠于被承包的采石场，一个死于缺钱治病。到家之前，我在村里杂货铺里，买了两挂炮竹，到他们各自的坟前鸣放，留下了热泪，是为纪念。此刻，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热泪又止不住了。我劳动中受过刀伤、斧伤，都没有流过泪；16岁第一次离家独自谋生时，也不曾流过泪；我还没有那么老，也没有那么脆弱，可是想到善良的、美好的、不该早逝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我无法不悲伤。这泪，不光是流给两位不该早早结束的生命，也是流给一个不该那样草率结束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我两个伙伴是不会死的。因为有钟声保卫着他们，保卫着每一个鲜活的、奋斗的、平等的生命。钟声响起时，这些生命一起奔赴稻田、麦地、荒山、湖边，钟声再响起时，他们又在快乐中、满足中一起回到各自温暖的家。钟声敲出过小村的欢腾、小村的希望和小村的未来；钟声也敲跑过小村的贫困、小村的孤独和小村的无助。小队领导、大队领导、公社领导好像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所急所忧，送温暖、送救济、送医疗，他们代表党、代表毛主席。农民是被钟声组织起来的。
如果钟声还在，那么，那个小我一岁的伙伴，那天就不会迫于承包人的压力，在天已经抹黑的时候，去点最后的一炮，不响，再去查看时，把自己炸成粉碎。一个家庭炸碎了，炸碎在采石场不公、不平等、不人道的炮声中；又一个家庭也炸碎了，“公正”的“法律”，要承包人向死者赔偿6万块。6万，天哪，一个山村里的年收入不过万把块的小小承包人，要赔6万块！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承包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过。两个家庭的孤儿寡母就那么无助又无奈的“活着”。没有组领导，没有村领导，没有乡领导来送温暖、送关怀（小队、大队、公社于1984年后分别“改革”为组、村、乡）。
如果钟声还在，比我高大，打架却总是输给我的那个伙伴，不会因为没有钱治病，小病拖大，最后成为绝症。他善良的老父不愿白发人送黑发人，在他生命就要终结的时候，投了门前的水塘。三天后他终于追赶父亲而去。在两代人的葬礼后三天，伙伴的大哥的小闺女，也就是我伙伴的侄女，一位17岁的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女孩，大概是受凉、惊吓以及悲伤，突然不治而亡，下葬后也无人知道死因，就都说是“中了邪”。一周之内，祖孙三代，命丧黄泉，就因为没有那钟声的保护。
那是一个不足30户人家，只有150来人的小村。我要进到村里，总要经过那条从前托拖拉机进出的碎石路，84年后它再无人搭理，如今，变成了坑洼不平、犬牙边的泥泞小路，推自行车在上行走，都要小心翼翼。“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的感觉以前我是有的，渐渐的，就找不到了。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孩子，看到我这个“客”，只有痴呆的目光，了无客从何处来的好奇。这在有钟声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不论什么客来，小村都要沸腾。那时候，公社有巡回电影队，到各村放电影，孩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学英雄人物，智斗敌人，一个个充满了朝气、鲜活、聪敏和灵性。现在的孩子们，不出自家门前屋后和自家的“一亩三分”田地，彼此鸡犬之声相闻，却少有往来。于是，就这样痴呆了。
80年代初和中，报纸电台说，农民“发”了、“富”了，涌现了大批“万元户”。可是，“万元户”让我的乡亲们，失去了集体的依靠；稍晚，超过10%的GDP增长，让我的乡亲们抛荒了大片的土地。我的坐在北京某机关里的丈母娘，很高兴农民亲家，是个“万元户”。我说他们没有那么富。丈母娘就说我抹黑农村改革，我说我最坚决支持改革，没有看到我天天改革来又改革去的，农民好了一点，但没有说的那样富。
我的妻子是上海生，北京长，北师大毕业的娇小姐。本来我羞于带她回老家，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1987年，我不得不第一次携妻子回老家。妻子的姥爷曾是全国挨批的大“右派”，父亲是某中直机关的“反革命”，对于毛泽东，娘俩是恨从心头起，平了反的“右派”和“反革命”反倒牢骚不多。我妻子曾随父母到山东的农村蹲过“牛棚”，听到过类似于我热爱的那种钟声。这次随我回老家，看到一个迥异于报纸电台吹捧的农村。于是，我就被丈母娘平了反：不是抹黑改革。
后来，我又携妻分别于90年、94年、97年和2000年四次回老家。其实我已经没有亲人在那个小村子里了，最小的弟弟也到城里卖豆腐脑混日子了。可是乡亲们还在。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当时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我的兄长辈，本是中年，成了现在的“老人”。他们有的衣不遮体，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有的不能动弹，在破烂不堪，恶臭难闻的“床”上等死(请允许我加这个引号，因为那实在称不上床)；还有的在田头地老，像幽灵一样劳作，或者四处游荡，打发孤独。1987年那一次，我们带的是崭新的10元的票子，是准备走村串户时，给孩子们压岁的，后来我们带回去的就是五十元，百元大钞，也不再是给孩子压岁的，却是专门给这些曾在钟声的召唤下和我一起劳作的乡亲们过年的。每次准备这些“盘缠”时，妻子都担心不够，因为见到实际的情形后，往往水涨船高，那都是她自作主张，事后悄悄告诉我：太可怜，少了拿不出手。其实我们知道，救急不就穷，我们的区区薄数，解决不了他们的生存，无非表达一种同情而已。
我最近一次回老家是2004年11月，看望病重的老母（在县城和弟弟住），顺便抽了半天时间，回小村里看了看。那里的贫困还在加剧，曾经那个欢腾的村庄，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在太阳底下晒太阳的，不再是无助的老人，又增加了许多辍学的儿童。大孩子到了16、17岁，就打工去了，不知去向，有的再也没有回来，只有无助的“老人”喃喃念叨着他们的名字。看得出，“老人”精神已经失常。
我在一个小时候叫某某哥的乡亲的家门口坐了半个小时，知道2004年国家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的，便问了这个文件带给村里多少好处。
“比去年好了一点。”乡亲说。
“粮食提了价，要是好的话，还不节余几个子儿？”我问。这个粮食指水稻。
“粮食提了价，有什么用。以前有水库，现在，靠天吃饭。”
“水库呢？”
“水库早承包给人养鱼，天旱，人家不放水。”
“乡里干部不管？”
“你是有知识的人，怎么这还不懂？承包的是乡里的干部，放一点水，还要钱，比油还贵。现在好了，也没有水放了。”
“怎么了？”
“老不修，裂口子了，底子里一点水，喝得完，怎么放？这粮，种不了，提价还不是白提。你看，田，就几块旱涝保收的了，别的，种了甘蔗，桔柑”
“那不是很好吗？卖几个活钱。”
“活钱？哪来的活钱。你没看到，甘蔗都枯了，死了，桔柑掉满地都是。那时故意的不要了的。家家都有，城里堆成山了，一分一斤，都没有人要，就烂在地里当肥料了。”
进村时看到满眼甘蔗什么的，我还高兴。此刻，我哑口无言。心底里生出一种恨来，那些书斋里的“改革家们”，该拉出去枪毙！
离开村子时，我又到那棵板栗树遗址处停留了许久。在那个小小的高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环顾小村的全景，不禁越发留念起那钟声。那钟声里的欢乐，渐渐的清晰起来。
父亲曾是生产队长，是队里一次又一次真正民主投票产生的（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后来的什么“海选”，不过是闹剧，与那个时代的村民选举，天壤之别），一共做了几任队长，我不知道。作为乡亲的带头人，他要比别人起得早，准时敲响那钟。父亲是个严厉的人，却仿佛只有这严厉，才担当得起那敲钟的使命。
父亲没有表，只看日头高低，决定敲钟的时间。每天他要敲响三次开工、收工的钟。钟声一响，人们闻声而动，不敢怠慢，收工的钟声往往敲的自由，父亲觉得活没有干完，会晚一点敲钟，干得利落，也会早一点敲钟。男人干的是水田的活计，女人做的是旱地的工；满村各处，都是成群结队，说笑中一起劳动的人们。有时候收工的钟声，传不到被山丘遮掩的地方，父亲就会派小孩子去送信，叫大家收工；有时父亲去大队或者公社开会了，会委托别人敲钟，这时收工的钟声往往后推，怕的是，早敲了被我父亲知道，说大家偷懒。于是乎，会有一些人饿得“死去活来”，但不闻钟声谁也不敢收工。
村里有个什么事需要和大家商量，父亲也会敲钟。这时男女老少，集中在打谷场上，热烈讨论，争这争那。往往是男人争，女人们听着。孩子们则在草垛之间，或其他地方，捉迷藏，玩“打仗”，自得其乐。要分稻谷、分小麦、分绿豆、黄豆或任何收获了的作物，甚至要分特意宰杀的老牛的肉（那时宰杀任何耕牛，都要公社批准）、分特意捕捞的池塘的鱼，也要敲响那钟。钟声欢快、甜美、袅袅依依、徐徐晃晃。听到这钟声，大家都乐得很！
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钟声，是在夏天。夏天，暴雨多；夏天气温高，午休时间长；夏天，割倒的稻谷在收拢、堆垛子前，都要铺在稻田里，晾晒一天两天；夏天，父亲经常到门口观天象，总能在暴雨要来没来的时候，敲响那钟。钟声节奏激促、铿锵有力，不再是袅袅依依，徐徐晃晃。每闻此钟声，乡亲们会从午睡的梦里、从饭桌上、从自留地里、从菜园子里、甚至从卿卿我我的缠绵中，等各自当前所在的位置，立刻冲向田间，在我父亲的调配下，各就各位，拢稻、捆稻、担稻、打稻垛子，那个热闹、紧张又欢腾的场面，把中国农民的克己、无私、伟大表现的淋漓尽致。有的时候，只是一大片黑云，从天空划过，撒下几粒雨点，但是，没有人抱怨，累出一身臭汗，大家依然会乐融融，谈笑凯歌还。
在有钟声的那年月，家里没有劳动力，也没有谁会饿死，一切该有的都有。年终决算，无非记录一个“超支”，“超支”累积多了，最后也就一笔勾消了。但这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老弱病残无人照顾的“五保户”才享有这种特权。
那钟声到底是什么？我想，是团结、是斗志、是智慧、是前途和希望，是友爱、是平等、是正义、是公平和自由；是刀枪、是头颅、是鲜血、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道德和理想。
可是，1984年，那钟声戛然而止了。
在钟声远去的地方，向村民逼近的是孤独、贫困、无助。这些不祥的东西，曾让我妻子重新审视自己随父母下放参加劳动遭遇的所谓苦痛，以及她家庭的不幸，也就是所谓“牛棚”里的“磨难”，并终于认识到，今天我家乡的农民受的罪，比她家在“牛棚”里受的罪要大得多。在她嘴里，充满不屑的“老毛”，变成了毛泽东，后来又变成了毛主席。当我说要把这些写给网友时，她说：“好哇，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
关于《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答读者
我一直有个心结，把家乡遭遇的贫困，做个理性的思考。前天下午，我把这个思考，奉献给了网友，昨天晚上上网，发现点击数，达到近3000以上，很感动。今天周末，有时间再上网，看有无新的跟帖，没有，但点击数，超过了3700。这出乎我的意料，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说明，大家都有一颗赤热的、正直的心，在关心现实生活，关心国家大是大非的问题。许多网友与我有共同的感觉，有的还发来短信，表达共鸣。对于所有这些，我都怀着虔诚的感激。
也有网友，如【句句是真理】，对文中记述的事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是他的权力，也是他在主动思考的表示，我给予尊重。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所有持有怀疑的网友，文中事实无一虚构。如果谁坚持自己的怀疑的话，我愿意提供准确的地址，供其前往考证，资费我承担。而且，更出怀疑者意料的是，那是一个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离武汉市不过150公里路程，不是偏远地区。我的父亲（已故）曾因为是个好带头人，受到过地区报纸和电台的专题报导和表扬。村子现在的真实情况，比我描述的更惨，“惟一的”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组织。我坚决反对和抵制“伤痕文学”那种庸俗自然主义，所以，在行文时，虽然心流着血，文字却做了技术处理，把悲惨进行了美化（是艺术审美的美），让读者不至于对于某些不堪入目的场面感到恶心，而是产生撕裂美与善的疼痛感。如果读者以徐缓的速度、合适的节奏将那些文字轻轻朗读出来，那便更产生一种萦绕心头的哀伤。
我无意煽情，也无意只讲一个悲剧故事，所以截取的只是几个侧面。两个伙伴，安息的地方，是我小时候和他们一起砍柴的地方，那老人跳下去的池塘，曾是我与伙伴们，玩“狗刨”比赛（小孩子游泳只会“狗刨”）和“跳水”比赛（站在水塘的陡崖边，往下跳，然后扎着“猛子”往远处游，看谁游的远）的地方，以前也淹死过二三岁不慎落水的儿童，我在学会游泳之前，也曾在其中淹的半死。现在池塘承包给个人养鱼了。祖孙三代，一周时间，前赴后继，命丧黄泉，曾那么深深的刺疼过我；而那些无助的、孤独老人的凄惨，在我心里造成的悲伤，则无以言表。和我谈话的那位老乡，穿的还是我自己淘汰，不知猴年马月从北京寄回让我妈分给乡亲的旧衣服，虽然缝了又缝，还是遮不住全身了。
如文中表达的，我无意给改革抹黑，我只在理性的思考。我原来加了一个“人民公社祭”的小标题，上贴时，去掉了。因为，我觉得这纯粹多此一举，读者比我聪明智慧，知道我在说什么。毛泽东以前的中国，一直是一盘散沙，这个散沙有许多的表现形式，经不起外来的淫掠，是一种；统治者勾心斗角，知识分子窝里斗也是一种；城市无产者的自由散漫是一种，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是一种，等等，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并不是共产党人闭门造车的忽发奇想，而是顺应农民自己的要求，表达了时代的心声；后来人民公社化，虽然有些操作上的欠妥，一刀切的过快，但也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摆脱一盘散沙不得不作的一个伟大的尝试，可以说它成功了。几代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的不就是把国家组织起来、让其不再是一盘散沙这么个梦想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无数的牺牲、无数的代价、无数的期待、无数的成就后，国家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个梦实现了！尤其农村，组织得非常好：肆虐和危害农民几千年的水患，旱灾都得到了基本遏制；农民在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的前提下，还为国家贡献了巨大的“工农剪刀差”，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农民虽然还苦，但心情舒畅，不埋怨国家，与国家有难同当。这是一种文化，一种组织起来了的、告别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再不孤独无助的崭新的文化。
然而随着那钟声的消失，这种文化消失了。我自己就帮父亲敲过那钟，现在它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却要流泪的辛酸回忆。我多么希望它再次敲响，所以在行文时，我把几个残片的回忆放到后半截，代表着那不仅仅是回忆，也寓含着对钟声再次响起的期待。我不是先知，也不是时代的主宰，所以我无法把“何时那钟声再次响起”这样的期待和渴望，直接写进文字中，而是留给了读者各自的想象。
我以“是啊，还是毛主席看得远”来结尾，表达了一种缅怀，更在于表达一种抗议！毛泽东曾经警告过我们，并实际与各种人进行过为了保卫钟声的斗争。他的敌人不是任何一个确定的个人或有形的物质的存在，而是弥漫在千百万的小生产者灵魂中的精神空荡。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列宁的话，警告了毛泽东，要么你知难而退，要么你粉身碎骨。毛泽东选择了后者。于是，我比今天网坛上许多年轻的网友幸运，曾听到那种史诗一般，雄伟的时代的钟声。
毛泽东曾经告诫他的同志，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互助组是合作社的桅杆顶，合作社是人民公社的桅杆顶。
可是，某个小村的农民狭隘的、鲁莽的分田分地，纵然不怕坐牢杀头、英雄气概，也是毛泽东意义上的桅杆顶么？我以为那是列宁说的“小生产者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力量”之一。因为，这种力量曾让我们一盘散沙、落后挨打，它不是新生的、进步的东西，而是在系统中清除掉而又复发的病毒。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领导，这是新一代共产党人必须接受的挑战。那钟声会在挑战中再次响起吗？
人民公社的起源
人民公社诞生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大跃进时期，一般认为它是毛泽东乌托邦狂热的主观意志产物。但是，认真检索人民公社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民公社虽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密切相关，却并不是他个人意志的产物；它代表了理想主义，却不是乌托邦；它体现了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冲动，却也代表着那个领导集体的共同一致的历史责任感。
冯友兰在其《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然经济，产业革命打破了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在一个对产业革命充满渴望的国度，冯友兰揭示的这个一般大众所熟知的关于西方世界的常识，会让许多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集体经济产生不符合实际的联想，以为毛泽东的集体经济完全拒绝了商品经济，阻挡了中国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总说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一跃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我国却在同一个时期搞意识形态的统制，没有把自己建设得和日本同样强大的论调，就是这种“联想”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这样联想的人对于商品经济和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都是一知半解的。结合中国的现实看，他们还显然把小农经济也看作商品经济的一种，而对小农经济的本质和危害不加注意。小农经济就是冯友兰所谓的“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简单说，就是男耕女职，男的用一些简单的农具耕种几亩土地，收获的粮食够一家人吃，女的靠一台织布机，织出几匹布来，够一家人穿。产品为自己消费，不需要也不能转化为商品。即使规模大一点的小农经济，也只能是马克思谈到的简单商品生产，是C——M——C循环（这里C是产品，也是简单商品，M是货币。卖出自己用不完的产品，换来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却不能生产的产品），不是M——C——M1的扩大再生产的循环（M是货币，C商品，M1是M+剩余价值）。
中国农业走到近代乃至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止，虽然男耕女织有一定形式的变化，本质上却依然延续着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模式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组织形式的的集体经济的引入，恰恰是要克服自然经济的不足，迎接中国的产业革命的横空出世。它所寄托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理想，更是当时6亿人民的对民族强盛的期盼。
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发展工业的必要性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国家要工业化，而工业化不仅要在城市建立一定规模的工业，更重要的是使农业工业化，把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中的大生产。中国的农业人口占80%以上。农业产业不革命，中国的产业革命就是徒有其表。农业规模化就是农业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是被中国产业革命的紧迫性逼出来的。
西方和苏联为产业革命提供了两种模式。西方是一个小农经济自然退出的过程，整个工业化用了近200年的时间，苏联是小农经济被强行赶出的过程，工业化完成不过10多年的时间。这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是产业革命唯一的推动力。1949年新生的共和国并不为西方大国承认，也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军事外交等全面遭遇西方的封锁。这样的历史背景，不容中国按部就班，慢条斯理通过200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来最终完成产业革命。毛泽东等人因地制宜，选择苏联模式，采取国家干预，进行产业革命，是最合理、最有效、最合乎国情的选择。
产业革命的必要性，使得农业规模化，农业集体化成为必然。那么这个农业集体化生产组织的形式叫一个什么名字？毛泽东在1958年八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名字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
1871年的巴黎产业工人起义，成立了无产者的巴黎公社。从此后，公社的概念被马列主义学者广泛关注，马克思曾分析说，巴黎无产者的公社制度把农业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城市的精神指导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的利益的天然代表者。认为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结合在公社的模式下可以创造经济的繁荣，是社会主义必须依赖的条件，是那时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学者的理论探索（参见莫里斯·迈斯纳的有关乌托邦主义的论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一直深有洞察、本身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理所当然会趋向于使用“公社”的概念。
由于早期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度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毛泽东的实践也就被贴上了乌托邦的标签。这首先是毛泽东自己的没有回避乌托邦一词，其次是后来的批判者们不顾历史事实的夸大的指责。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和刘少奇、陆定一在广州讨论过中国农村未来的组织形式，陆定一回忆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过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越。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毛泽东在这里就提到了“公社”是“前人的乌托邦的想法”。但是，毛泽东意识中的这些“乌托邦的想法”，具有可实现性，并将能被超越。显然毛泽东在运用“乌托邦”一词时，并不含有对前人的指责，可是，在后来批判毛泽东的人的嘴里，乌托邦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几乎等同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狂热”。真的是这样吗？
回答这个问题，要上溯到互助组合作社的历史。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之后，一些获得土地的贫困农民就开始组织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1950年全国有互助组2724000个，到1951年则有4575000个，农业合作社也从1950年的19个到1951年的130个（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p 143）。毛泽东对这些农业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就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但是他并没有轻举妄动，没有马上拿到国家政策层面上让全党讨论。到1952年春秋之交，中国社会的基本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为：1，国民经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仅没有恶化，反而迅速得到恢复；2，国营工商业和私人工商业比例从1949年的公私比43.8%比56.2%，到1952年的公私比67.3%比32.7%。3，农村土改之后，互助组普遍发展，还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毛泽东传》页241-242）。
这些社会基本面的根本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表达了一种走向集体大产业的期待！一向重视对社会经济作定量分析的毛泽东，不可能忽视这种代表了历史必然性的民众的自发革命需求，于是他基于这些社会基本面发生的变化，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试图把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一举改造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集体农业经济。这就是后来的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运动再一次深刻的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面。到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一亿一千万农户有60%以上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到1956年全国96%的农户入了社，入高级社的达到87%，原计划18年完成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标提前11年达到，这个改造完成之快也出乎毛泽东的个人所料：“三次会议，一篇报告，在各方努力下就完成了。”（《毛泽东传》145页）。（这期间党内围绕合作化展开过各种意见纷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对意见最终被说服，或者说在党内健康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被压倒，全党统一意志，合作化运动最终得以成功）。
合作化改造的顺利完成，尤其是高级社的普遍出现，为农业生产的下一个升级，就是人民公社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1958年伊始，毛泽东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这年人民日报的的元旦社论是《乘风破浪》，强调“多快好省”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天的《红旗》（即现在的《求是》）和《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在文章中，毛泽东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章，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不久南宁会议召开，诞生工作方法60条，提出了党的任务和目标，60条标志着大跃进思路的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召开，3月10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学习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五月五日，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作了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通过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的目标，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通过苦干三年基本改变我国面貌”。这三次会议使大跃进的各项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随之酝酿着重大的变化。
刚才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公社的想法，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引用开始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试办起公社。毛泽东则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1958年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材料后，责成《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简章(草案)》，于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成为正式诞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由设想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八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九月，到山东，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百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注：民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情况由新华社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到九月底全国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取代了农业高级社，成为中国农村的生产组织，它同时也担任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大跃进”、“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
1958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上给出的只是一个线索。在这个线索中，我们看到以下基本要点：
第一，毛泽东个人意志和全党意志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顺应中国产业革命的必要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而且，从合作化的道路到人民公社化制度的引入，是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基层民众互动的结果。严格说，毛泽东首先依靠自己的学识和历史洞察力扮演了一个预言家的角色，随后凭借自己人格魅力和政治地位，使预言成为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集体的意志。此后，他又成为了人民公社的接生婆。值得特别引为集体意志的证据的是，在1958年八月二十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农村工作时，刘少奇说：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也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过渡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示有三个条件，即社会产品大为丰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大为提高、教育普及和提高，由此消灭三大差别。邓小平则在发言中说，公社本身是社会主义性质，为共产主义作准备。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
第二，人民公社化具有明显的早产痕迹，但是孕育过程是自然的。它不产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也会产生在其后的某个时代，其横空出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它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可能，十月怀胎，总要一朝分娩。我们不能因为大跃进的被否定，而一棍子打死人民公社，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还硬说它是毛泽东个人的乌托邦狂想。无论从毛泽东本人，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所作的定性中，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分。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乌托邦，就等于是说中国社会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乌托邦。这恐怕不仅仅是个伤害毛泽东本人那么简单的问题。
第三，既然人民公社具有早产性，那么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确立并不表示真正的集体意识和社会主义观念也同时在党内党外以及人民公社内部都得以确立。事实上，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党内党外一直存在意见分歧，统一意志是统一在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下，不表示意见分歧随之完全消灭，就是农村社员也有不愿意合作化的，不愿意加入到人民公社的。这些分歧在大跃进后出现大爆发，并演变成了党内党外各种纷争，包括“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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