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晚，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塌。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整整30年，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外因（美帝和平演变）说，也有内因（苏联修正主义）说。但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里所指出的，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苏联的解体，不是证明社会主义行不通，而恰恰是因为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苏共自身的蜕化变质，是苏共内部出现与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特权阶层，是苏联领导集团对苏联人民的彻底背叛，才把这个最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步步导向死亡的深渊。而这一切变化正是肇始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上台以及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

　　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

　　众所周知的是，中苏就“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在干部是否应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毛主席介绍说，中共中央现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

　　然而，赫鲁晓夫不赞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他说：

　　“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等等。”

　　对于毛主席领导的中共的做法，赫鲁晓夫表示很不理解。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让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

　　事实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中共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

　　八年抗战，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毛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带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摇起纺车纺纱织布。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由延安迅速推广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党领导的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所有干部都无例外地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去, 充分发挥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强大威力。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没有被敌人困死饿死，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改造我们的干部队伍，真正实现了“官兵平等”，使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获得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发展。

　　抗战期间，宋美龄面对从延安回来极力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几位记者，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建国之初，毛主席就殚精竭虑防止这个权力变味。如何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是他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

　　1949年10月，毛主席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

　　1950年2月，毛主席访苏归来视察东北。到达哈尔滨后，首先视察了哈尔滨车辆厂。他告诉厂长：你要当好这个厂长，首先就要当工人，因为不当工人，你就不懂生产和管理，那你就是个摆设，而不是厂长。晚上，毛主席问当地领导：你们现在是住洋房还是平房。在得到的回答是“洋房”时，毛主席不禁摇头：住洋房，脱离群众，你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哦！随后，毛主席题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在下一站长春，毛主席发现当地戒严，批评道：这样太脱离群众了。戒严随即取消；在沈阳，毛主席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话，说道：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

　　同年5月1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务必防止“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违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

　　1956年，毛主席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些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

　　昨天是毛主席诞辰，如果让毛主席听到山东平度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的那段让人脊背发凉的狠话，毛主席该是多么的痛心和失望啊。

　　1956年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体事件。1956年到1957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了这两个国家，他了解到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党群关系紧张而导致的，回来后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因此，毛主席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历史地看，波兰、匈牙利也好，苏联也好，最后共产党在那里执政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全党，提倡：

　　“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

　　毛主席指出：“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同日，经毛主席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一次大区书记会议上说：像我们这些人是否每年可体力劳动一个月，分几次，目的主要是锻炼思想意识，也可锻炼身体,增长知识。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道,率领出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全体人员到十三陵水库施工现场参加劳动，这时的毛主席已经是64岁的高龄。

　　在毛主席的表率作用下，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成为一项制度，在全国推广开来，干群关系为之焕然一新，党心民心空前凝聚。

　　1958年9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也作出了干部下连当兵的规定，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老、体弱、有病者外，每人每年至少要用一个月时间下连当兵，没有当过兵或没有做过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第一次当兵应为半年或一年，下连当兵的干部应与广大战士坚持“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规定》下发后，全军各级干部积极响应，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是第一个响应号召下连当兵的大军区司令。他带领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少将、干部部部长陈美藻少将以及其他6名机关干部，佩戴列兵衔，背着背包，冒雨来到了军区驻徐州某部六连。为了让班长大胆管理，他把名字改为“杨绍起”。杨得志严格按照“五同”行动，其表现赢得了战士们的赞扬。不久，有的战士觉得“杨绍起”这样大年纪，参军又这样久，应该是一位首长。当大家最后知道是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时候，整个部队都沸腾起来了。6连的每个人和班、排，都写了决心书、保证书，决心争取更大的荣誉。

　　1960年代初期，上海成功建造出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而在建设者的人群中，就有当时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他也是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一个部级干部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搞设计，攻难关，也正因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同心协力，万吨水压机这座钢铁巨人才终于巍然屹立起来。

　　1963年1月29日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 并同时转报中央。中共中央于3月23日批转给全国各级党委,直到公社党委 。在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批语中说: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 。……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 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1963年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几次讲话赞扬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他说：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 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掌握在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

　　毛主席提出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正是防止干部特殊化、密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干部参加劳动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但形式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问题，是领导集团的阶级立场问题。

　　反观苏联，由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长期忽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苏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高高在上，逐渐淡漠和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变本加厉。

　　苏联最后的亡党亡国几乎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