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诞辰日这天搞事，新东方这逼事，这个资本集团本身并没什么好说的。

　　一个被新时代社会主义铁拳政策拍死的教育财阀，通过现在已知的信息和动向判断，它下一步动作大概率是要“出海”，做海外教育市场。

　　说是“出海”，实质不就是逃离中国嘛。

　　七十年来，逃离中国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些什么姿态嘴脸，用不着猜测和预判。

　　回想7月23日双减政策出炉当天，新东方大跌40个点，好未来跌了70%，高途跌了60%，51Talk跌了43%，有道跌了42%……

　　这一波吃了“改革开放红利”、“应试教育红利”的境内外资本，在鲸吞教育产业利润、培植数个教育财阀、邪化国人教育观三十年之后，也确实到了该“被改革”的时候了。

　　其实如果俞敏洪这帮资本巨头能够敏感一些的话，在今年5月份时就应该有所察觉。

　　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官文很直白：“减轻学生负担，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式，全面压减作业总量，降低考试压力。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问题机构要严肃查处。要明确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加强预收费监管，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

　　甚至在4月份时，当时就已经有“今年可能会有教改”的传闻发出，针对教材改革、教学改革、教育产业改革的诸多声音都在奔涌。

　　我微博（@-欧洲金靴-）在4月9日的时候发过，后被夹，有印象的同志应有记忆。

　　所以信号是早就释出，何故七月末才后知后觉。

　　在双办发出“双减”的《意见》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配合着打出组合拳，推出雄文《莫让资本蒙蔽教育初心》，文本铿锵：

　　“《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要精心组织实施，务求取得实效。加强党对“双减”工作的领导，把“双减”工作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的地方、部门、学校及相关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问责。”

　　“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新东方集团现存业务集中在四个板块：大学教育、素质教育、海外教育、在线教育——前两个受“双减”政策影响小且为新东方最早布局的业务板块，但相较于K12业务，续报难、刚需弱、市场规模小、竞争压力大。

　　而在线教育确实在2020年受益于“疫情经济”，得到了大笔热钱——去年大量国内外资本对在线教育趋之若鹜，行业融资金额超539.3亿元，超过了过去四年的总和——但是风口过去得太快，从来就不是新东方的营收主体。

　　因而，海外教育即将成为新东方主力，它现在已经拥有海外中文教育产品“比邻中文Blingo”，面向4-15岁海外华裔，进行中文、中华文化教学，接下来的扩张是必然。

　　2021财年，新东方净利润2.3亿美元，同比下降35.18%；K12业务连续亏损（2021财年K12营业成本8.12亿，同比增长138.9%），双减政策一出，离华就成了俞敏洪唯一的出路。

　　客观来说，海外中文教育市场当前还处于蓝海状态，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刘宏此前有介绍：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 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国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2000万。

　　新东方这时候入局，从布局的角度很恰当，只不过作为一家资本财团，它的政治面貌注定会转换。

　　吃洋人的饭，就要合洋人的味儿。

　　所以，完全可以把新东方的各种破事视作为一种“准备”。

　　这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的诞辰日作妖、且是与莫言先生这种为地主阶级翻案洗白的文人混到一起，自然也就无需诧异。

　　新东方不值得多说，倒是莫言先生，2021年了，马上2022年，武汉那位大妈都早就被群众拍翻，莫言竟然在很多人心中依旧光鲜不倒，也是奇怪。

　　我也不扣帽子，我还是“用作品说话”：

　　《檀香刑》，莫言先生以1899年高密县农民领袖孙文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抗德武装斗争为故事背景，这段历史的事实本是德国人（及其所雇佣的买办洋奴）侵害了沿线群众的利益、引发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斗争，却被莫言先生写成了殖民者调戏“孙丙”之妻引发的冲突、甚至还编造了起义领导者投奔义和团、自称“岳飞附体”这等污名化义和团与群众抗争事业的桥段；其中《杰作》一章，莫言先生用悠悠然的笔调详细描写了刽子手赵甲对爱国壮士钱雄飞执行凌迟的全过程，并借刽子手赵甲之口傲慢地说：“起码是在这一刻，自已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丰乳肥臀》，莫言先生借书中上官吕氏之口，公然着墨声称：“日本人不也是人吗？他日本人占了东北乡，不也是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他们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养的？他们和咱这些老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还设计了“日本军医救活上官鲁氏母婴三人”的荒诞情节，算是变种的“一颗糖果”的伪史小作文；

　　《红高粱家族》更过分，莫言先生不止一次把日本鬼子描写为“年轻漂亮的小伙子”、“面孔清癯”、“善良”，还在一个日本兵试图强奸“恋儿”的片段里，借“恋儿”之口写道：“他面孔清瘦，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至于《红高粱家族》里的八路军游击队，则被莫言污蔑为“披着狗皮作战、学狗叫的一群狗…”

　　莫言先生，您真的可以去应聘靖国神社的看门工了。

　　涉及土改的就更不用多说，那是莫言先生着重发力的地方。

　　被誉为“莫言最佳作品”的《生死疲劳》，在我看来真的可以和武汉大妈的《车欠土里》一较高下，都是要通过丑化、曲解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来否定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经济政策和农民解放运动，以撅掉党的根基。

　　从历史看，党领导的土改运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实行减租减息；

　　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按《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6月30日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以武汉大妈在《车欠土里》所描述的“川东土改”，发生在1952年春天，当时全国土改已经基本完成，且其时政策法律和经验已非常成熟，根本不可能莫言、武汉大妈等HS派文人的文字中所臆想的“滥杀无辜、惨无人道”。

　　以历史视角审视，早在1933年的瑞金，中央政府为解决土地问题就颁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法规性文件。

　　1947年9月，经中央修订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当时土地改革中作为法律依据。

　　新中国诞生后，党中央为了让土改有法可依， 1950年6月30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请看《土地改革法》第32条，“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武汉大妈笔下的“利川”，属于鄂西，历史上在1951年经历了土改，当年就有两个著名的大地主：担任伪乡长的陈忠武和担任伪保长的张金廷。

　　这两个在民国时期恶贯满盈、双手血迹累累的大地主，全部没有遭到枪毙，而是被送去参加了劳动和党的教育。

　　其中张金廷儿子张吉华，在父亲被批斗和教育时仍然在教书，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后世的伤痕文人们却皆数罔顾。

　　反倒是莫言先生在《生死疲劳》中把地主西门闹在土改时“被枪毙”又依次“转世投生为驴、牛、猪等动物”的桥段，包括武汉大妈老婆娘避讳对土改队宣传法律政策的种种工作进行任何描述、也拒绝落笔陆子櫵们罪恶行径的《车欠土里》，会大行其道……

　　这，真的是文人该有的客观真实吗？

　　品读莫言先生、武汉大妈这样的“文人”的“文艺作品”，你不需要脑子，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知识，只需要立场。

　　我客观地、历史唯物主义地说：地主，确实并不一定都是恶人，尤其许多仅是“富农”而非绝对意义的“地主”。

　　这一点是要注意到的历史史实，毛主席本人就是主张把地主和富农加以区分。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纠正了乱杀地主、乱斗富农等情况。

　　更早的，在1927年10月时，毛泽东见袁文才所在的林凤和家，这个林凤和就是一个“可团结对象”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迎接毛泽东时，他还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委员一行，后来也积极迎合土改。

　　但是，“地主阶级”则不同，其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存在，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讨论。

　　任何一个区域里一旦诞生地主阶级，或是领导集体“地主化”，那么一定会导致阶级压迫与生产力的停滞。

　　地主阶级之所以落后、且这种落后不仅是较之无产阶级也是较之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其占有土地资源等生产资料的重复性。

　　资产阶级尚且会出于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考量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但地主老财们会做的，就是守望着大片农田或是把金银财宝铸成无用的饰品。

　　同样是身为剥削阶级、同样是吸人血，资产阶级是“发展式的吸血”，但地主阶级则是“内卷式的吸血”。

　　地主想要生存，只有对下（内）欺压佃农，对上（外）依附更强大的军事与经济组织。

　　所以，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敌人——唯一拥护这个政权的，只有江浙的买办财阀与海上的西方帝国主义。

　　这就是莫言先生、武汉大妈等通过一系列作品去洗白地主阶级，同时西方社会拼命帮助这种中国文人进行去罪化创作的历史真相。

　　只有彻底打碎这层面目，也只有让千年来被小农思维束缚的农民被“阶级意识”凝聚起来、团结成为一股阶级力量——即：认识到自己并非是归属于某一主某一户的农民，而是归属于一个受到党领导的阶级整体——才能为之后的建立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业化奠定基础，

　　不掀翻地主阶级，几亿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永远无法被唤醒。

　　也正因为如此，我党更加不可能去“残害”地主，那样只会让公众心态走向反面、对地主产生“同情”。

　　事实也确实，每次批斗大会都会专人看管下面的农民群众、以防群情激奋冲上台对地主报复施暴。

　　只有让农民永远从阶级的角度去记住对地主的恨，才能完成整个农民阶级的崛起。

　　简单粗暴地追求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这种图一时爽快，从来不是我党的作风。

　　说回莫言先生——包括他在内的那类封建大儒，他们骨子里与共产党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

　　他们看不起、瞧不上、不信奉群众哲学/大众政治/工农当家的学说，它们在追求精英治国的道路上甚至会向封建复辟看齐。

　　比如《檀香刑》，乍一读，还以为作者是袁世凯、德国总督克洛德或侩子手赵甲的同盟党羽；再比如在《天堂蒜薹之歌》刻画的农民的贫穷和愚昧、《枯河》中的父亲因小事打死儿子，以及著名的“金菊父母强迫金菊换亲”……

　　这些文字，都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亲情以及作者对农民阶级受苦受难的同情，只会让读者疑惑：为什么身为作者的莫言先生不愿意分析分析农民们为什么那么苦、以至于要卖儿卖女，却反过来歌颂洗白造成农民水深火热的地主阶级呢？

　　以当年良田肥沃、买办云集的江苏为例。

　　根据《苏南土地改革文献》例外，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党组对苏南五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调查，这五个县83个乡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

　　被这些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542人；

　　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

　　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

　　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

　　松江朱行乡著名的大地主薛士元，一个人就杀了14条人命；常熟大地主赵培之，更是一个人杀了59人，家中屠刀号称“三晌一钝、三天一换”。

　　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地主逼致死的就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溺死小孩的1245户。

　　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被烧2295间，妇女被奸47人……

　　这就是地主阶级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鲜明的姿态，也是土改运动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之一的原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财阀新东方在出走海外之前力捧莫言先生这样的文人，实在不难猜测今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姿态，是想成为新时代的“境外流亡地主阶级”吗？

　　而且，听说新东方最近要直播带货了，我想提醒一下：想想那位开直播结果被群众骂到下播的矮大紧吧。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1925年12月，时年32岁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为中国底层阶级、也是被压迫阶级的农民，所指明的斗争方向。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不论到何时都不应该忘记和放弃的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

　　只要，这三座大山依然存在；只要，当年而立的毛泽东笔下“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依然存在，那么所谓的“温和年代”就永远是一句欺语。

　　被欺骗不可怕，可怕的自我欺骗。

　　这些只能在毛主席诞辰日行蝇营狗苟之事的历史垃圾，根本不会泼污主席一分一毫。

　　蚍蜉撼大树，徒增人民笑尔。

　　看那万山又红遍，不周山下红旗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