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汇报情况。会议开得很晚，吴连登就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点饭，主席回看了他一眼，怒斥：

　　“一人一碗面条就好！我就要让这些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1

　　根据李银桥的记述，1960年，宋庆龄曾特意从上海带了一筐螃蟹亲自送到毛主席这里，给主席“尝尝鲜”。

　　看到宋庆龄的一番好意，毛主席为难的收了下来，算是打破了不收礼的信条，但在宋庆龄离开之后，却将这一筐螃蟹全部分给了自己的警卫，自己没有吃过一口。

　　贫瘠，歉收，饥饿，持续两年之久的基层浮夸风和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让整个国家都陷入建国以来最危难时刻，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是把裤腰带勒紧，与“老天爷”斗个你死我活。

　　当时毛主席的饭菜十分简单，只有一盘炝过的马齿苋撒上些盐在配一小碗米饭。

　　在那个全国都吃不饱饭的三年里，主席带头不吃肉蛋，每日里都是靠一些菠菜或者野菜就着米饭完成一天的身体所需。

　　“我们闹革命就是为了让人民吃饱肚子，不为活着而担忧，但是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很多地方的百姓连树皮都没得吃了，我能每天都吃到青菜伙食已经很特殊了”——这样的话，警卫员们听到不是一次了。

　　包括当时还在上学的女儿李讷，因为自然灾害每月也只能分到27斤的粮食供给，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地想要给她多带一些粮食，但都被主席严厉拒绝。

　　每次看着女儿回到家里狼吞虎咽的模样，毛主席也只能把自己碗里的口粮留下大半给她。

　　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唯一能做的事情。

　　根据警卫员易以禄的回忆，在1958-1961这三年里，毛主席把自己身边的人分成了三批：① 跟在自己身边肩负日常保卫工作；② 留在家里协助保护家里人安全；③ 成立调查组，被下放到工厂学校去调查情况。

　　正是这个“调查组”，每次带回来的情况是最真实的：基层的事情，已经不能用严重两个字来概括了，简直是可怕、恐怖。

　　在调研结束后，毛主席以身作则，把自己每月的粮食供给从45斤缩减到35斤，并在全国的干部中间推行。

　　结果，毛主席的体重锐减，身边的中央警卫团成员也有不同程度的肌肉无力出现，出于战士的健康考虑，主席又下令保卫人员的粮食供给恢复到45斤，并允许他们自救。

　　……………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一向是毛主席最重要的治国要点，凡是涉及粮食问题的一切事务都会引起他的警觉和关注。

　　在扎根陕甘宁时期，1942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现场联席会议，那天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代县长不幸在会场被雷电击死。

　　有个农民听闻后，悻悻地说：“老天爷不长眼啊，咋不打死毛泽东！”

　　保安人员大惊失色，要把他抓起来当反革命处置，而毛主席听闻后却立刻制止：“你们倒是应该去调查一下，群众为什么骂我们。”

　　调查结果是，边区军队人员过多、导致征粮征物太多，老百姓滋生了不满情绪。

　　这件事深深震动了主席，此后边区政府开始了有计划的精兵简政，并加大了机关生产的力度，解决了农民的征粮冲突问题。

　　面对批评，毛主席有过“禁言”吗？有过“关闭评论区”吗？有没有动不动就慌张地将反对声音定义为“反动势力”？

　　2

　　建国后不久，我们举起的三面红旗其初衷也是为了解决全民族粮食供给这个千年大计。

　　之所以毛主席如此在意“吃饭”，是因为历史上的悲剧实在太过惨痛。

　　在所谓的中华民国、民国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底层的四亿被压迫人民，事实上过的还不如活在满清统治下，挨饿简直是常态：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将中华民族从“挨饿”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看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1950年粮产13212.5万吨，1975年28451.5万吨；1979年33211.5万吨，2004年46946.9万吨——前26年间增长1.2倍，改开后26年间增长0.4倍；

　　1950年人口55196万人，1975年92420万人，1979年97542万人，2004年129988万人。

　　1950年人均粮食产量239.4公斤，1975年307.9公斤；1979年340.5公斤，2004年361.2公斤——前26年人均增长54.9%，改开后26年人均增长6.1%。

　　……………

　　在这里，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关于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请去明辨真相，或者去读我以前的文章，不要再像过去四十年那样造谣传谣一提到这些史事就把罪过扣到毛主席的头上。

　　3

　　八年多前，2013年4月，经大大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

　　《规定》明确：“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就是要戴列兵军衔，以士兵身份，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蹲连住班，就是要蹲在一个连级单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对所在连队的指导帮带，并进行‘解剖式’调研。”

　　“干部下连当兵代职”这项制度，源于1958年9月经毛主席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的规定。

　　当时毛主席要求全军各级干部除年老、体弱、有病和连队干部、科研人员外，每人每年至少用1个月的时间下连当兵或代理连排干部职务。

　　“官兵无鸿沟、军民鱼水情”，这是我军作风建设的两条主线，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之一。

　　1946年，当白崇禧们还在沾沾自喜地欣赏着张灵甫精良豪气的第七十四美械师、并得意讲评“共产党哪经得起咱们现代化武器的攻击？”时，毛主席却在手把手地指挥土改、“将土地还给农民”、“不得多拿农民一根萝卜”。

　　一年后，张灵甫殒命孟良崮，装备豪华美械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师被我军全歼。

　　等级化、阶级制，这是国民党军队的标志之一，由内而外也就发展成为面对群众的高高在上。

　　战争时期的国军内部存在严重的官兵对立，导致其军令不一，故只能靠法西斯纪律来维持秩序，驱使士兵和下层军官卖命、直接服务于大小军阀，从而维护各买办军头的利益。

　　在蒋介石治下，国军内部普遍实行效仿意大利军队墨索里尼式的“肉刑”，军阀作风明显，对士兵、下层官兵非打即骂，对败兵处罚更是残忍，刀砍、枪杀、分尸、打死煮汤令其他人喝下等封建军队式惩律层出不穷。

　　根据高戈里的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获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的：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

　　“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府仅授2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

　　“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

　　士兵，则为0。其他9人，占5.2%。

　　而毛主席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都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4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回想苏俄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建议设立一种“疗养食堂”，让那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

　　这本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可是，列宁导师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在苏共执政后期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与“高干餐厅”，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位苏联记者曾公开地说：“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

　　在中国历史上，旧式军队和国民党军中，“官兵不同灶”本是一个“老传统”，它是阶层分化的象征，甚至连我军的秋收起义部队在登上井冈山之前，部队也都设有“军官食堂”，军官每顿饭四菜一汤，与士兵的待遇悬殊极大。

　　但是三湾改编彻底实现了变革。

　　毛主席为扫除部队内部的旧习气和旧制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取消“军官小灶”。

　　他规定“官兵必须同灶吃饭”，红军上至前委书记和师长，下至马夫勤务兵，均实行同吃一锅饭一盘菜，谁也不许搞特殊。

　　这一重大变革得到了士兵和群众的拥护。

　　罗荣桓后来直言：“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变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有一段时间，红军官兵们日子苦、只能喝粥。即使是粥，也得在粥里掺上许多野菜，毛主席就和官兵们一样喝难咽的野菜粥。

　　炊事员同志见状，实在不忍，有一天偷偷的专门为他做了一碗白米饭……吃饭的时候到了，主席看到饭桌上的白米饭，就端起问道：“大家吃什么？”炊事员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毛泽东已经看到一大桶野菜粥，他什么也没有说，直接将白米饭倒到粥桶里，用饭勺搅了搅，然后盛起一碗，走到战士们中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卫士武象廷改任了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

　　一次主席来到厨房，看到他在忙碌，问：“武象廷，你在做什么？”武象廷说：“我刚买菜回来。”

　　主席说：“你改行了。好啊，我告诉你，只要你们饭菜做得干净卫生就可以了，不要买贵重的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天，你就别买那些西红柿、黄瓜之类的新鲜蔬菜。现在买一根黄瓜的钱，到了夏天就能买一筐黄瓜，冬天买一根黄瓜只能吃一顿，夏天买一筐黄瓜能吃几十顿。”

　　主席每月都要检查家庭的收支账，到外地视察，他虽然日理万机但也不忘自己伙食费开支。

　　一次到庐山开会，他找来秘书高智，对高智交代道：“高智，你与李师傅核算一下，看看我伙食费超了没有，超了不能补贴。”

　　李师傅认认真真算了一遍，汇报道：“没有超过。”

　　主席又问道：“煤钱算进去没有？”答：“算进去了。”毛泽东又叮咛道：“超过了不能叫当地补贴！”

　　5

　　当历史走进80年代，一切开始起了新意。

　　根据程汝明——自1954年始就一直是毛主席的专职厨师长，后来作为中南海总厨师长还为几代领导人服务的官厨——的回忆，80年代时，北京机场时有飞机从海外运来上好的牛排原料，而接机的只有两辆车，一辆是马克西姆的，另一辆是中南海的。

　　“在……这一批领导人中，很多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思想开放，对西餐的接受程度很高。比如……，他吃牛排就只要五成熟的。而且，当时我们对外开放，接待的外宾越来越多，所以也需要引进更多的西餐。”

　　“这个时候的国宴开始和国际接轨。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国宴分餐既是一种礼节，又能保证每个人都吃饱，而且也更加卫生，所以可行。从那以后，我们的国宴就开始采用分餐的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个吃’”。

　　“这无疑是国宴自身的一个进步，但同时更能也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发展变化。”

　　与此同时，还有声音传出：“毛主席过去也爱吃西餐。”

　　这显然是误史。

　　现存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1961年4月26日的一本西餐菜品清单，就被人拿来用以龃龉“毛主席吃西餐”，但其实这份清单属于“菜谱”的范畴，而非毛主席实际用过的“食谱”。

　　这本菜谱根本就不是专为毛主席准备的，而是为在中南海或中南海之外举行较大规模、宴请对象多为西方客人的宴会时准备的“菜谱”，特别用作那一年为会见蒙哥马利而备做，绝非毛主席个人实际“享用”过的食谱。

　　很简单的逻辑，任何一个人能够一天之内吃下那么多菜吗？

　　那本菜谱制定时间为1961年4月26日，纸张较厚，白纸上有机制压印，共八页，封面上标明内容是：西菜、西菜汤；里面按食品类别分为七大类：鱼类、鸡类（含小鸡类）、猪类、羊肉类、鸭类、牛肉类、汤类。

　　对照毛主席1962年及以后他自己实际用过（除招待外宾之外的）的食谱，均未发现与此本西菜谱相同菜品。

　　由此可见，这这本菜谱并非为不喜西食的毛主席个人制定。

　　2010年6月10日，韶山纪念馆曾专门邀请毛主席的秘书高智（1952年到1962年4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和卫士张木奇，畅谈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起居。

　　高智就直面回答：“这个没有听说过，按照我的估计，不会的！主席吃饭很简单，就几个小碟……毛主席一辈子心里想的就是人民，现在有人说毛主席这错了那错了，我还不完全接受，这个要时间检验！”

　　所以，那本西餐菜谱只可能用于接待外宾所用。

　　1961年9月，毛主席在武汉东湖甲舍宴请蒙哥马利元帅，当时的菜单便为：“四干果、四鲜果、四凉菜、面包、奶油豆蓉汤、铁板扒鳜鱼、元帅虾、什锦炒饭、奶油克斯、水果拼盘、饮料。”

　　跋

　　其实，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简单：任何时候，「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吃饭问题」是最严肃的问题。

　　再苦不能苦肚子，再饿不能饿百姓。

　　去年武汉“垃圾车装猪肉”的骇人闹剧仍历历在目，两年以来已经历多轮疫情洗礼的中国真的不该再出现“吃饭难”、“送菜难”、“买菜难”、“疫情菜价”、“发国难财”等事端。

　　无论如何，不能让人饿肚子。

　　在灾难面前，老百姓能够依靠的只有党，如果党在基层施政层面存在官僚主义、懒政作风、弄虚作假，那么百姓就真的无依无靠了。

　　我个人始终是信任党和党的各级组织的，出了问题就纠正，不要总想着禁言、关评论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群众，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

　　我也算是个老网民了，每逢中国有重大灾事，总有1450混入其中充当假麻子搅动舆论，这些我当然深知且同样是与其作战的一员——但从党组织自身的维稳角度而言，抵御外敌最恰当也是最有效的做法，一定首先是尽可能做到完备。

　　舆论战线与阵地是要抢夺和战斗的，不是靠禁言的。禁言，本质是一种将阵地拱手相让的做法。

　　牢记毛主席的话：

　　“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