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初，一些营销号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大力推送一则夸赞“日本小乘客”的文案，不知道有多少网友中招。

　　各种“日本通”还在那“补充信息”，称这是日本神户的地铁，小女孩有空位不去坐，是因为日本不成文的规定，要把空座位让给为了生活辛苦打拼的大人们去坐，还有更肉麻的舔日留言……暗地又把自己国家给贬损一番。

　　但“精日”很快就翻车了，因为小女孩是中国人，坐的是杭州地铁，跟日本毫无关系。

　　就在2021年即将过去之时，此事在法律层面上尘埃落定。

　　12月31日，媒体从杭州互联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作出判决，责令被告杜某在《法治日报》上向涉事女孩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1万元、维权费用损失5000元。

　　法院提醒，“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不断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与时俱进，才能让文化大厦巍然耸立。”

　　此事虽已结案，法律还给了这对母女一个公道。然而，对于“精日”仅仅依靠法律去处理是远远不够，因为它不是个案，而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网络丑恶现象。

　　坦白说，从1993年凭空捏造的鸡汤文《夏令营中的较量》到这次“地铁萌娃”造谣文，这些“精日”已在我们的舆论场荼毒20多年。

　　像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宋庚一被学校开除后引发的对爱国学生网暴事件，就是其恶果之一。

　　“地铁萌娃”造谣文的源头是被告人杜某，他的手段恶劣到什么程度？

　　女孩母亲此前将照片分享于“小红书”，小女孩名叫小楼，拍摄地点是杭州地铁，网友也不存在什么误解。

　　杜某不是被“钓鱼”，也不是误会，而是处心积虑地将她说成是日本萌娃。

　　7月7日（七七事变那一天），杜某拿到图片后，在其微博发布，但文案变成了“日本地铁上的小女孩，一个人上学，那眼神里充满自信和勇气，太可爱了”。

　　7月8日，小楼母亲分别在微博、小红书上辟谣，但杜某一直拒不删除。因此，当事人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谣文却早已插上翅膀，在网络空间四处飘荡，他不仅成功收割了流量，而且冲淡了纪念“七七事变”的气氛。

　　这样的评论随处可见，因为这位“日本萌娃”，中国人必须反思、日本是最安全的国家、中国人几十年也追不上、中国离文明还很远……

　　7月8日，小女孩母亲发文辟谣后，许多被激怒的网友纷纷指责“精日”强行改变小女孩国籍。

　　虽然许多网友已看破“精日”手脚，但“精日”们没有放弃，而是将文案转向别的平台，继续进行它们的“舔日”之旅。

　　“地铁萌娃”的事实真相清楚之后，那些传谣者又出了一个新招，转而攻击小女孩母亲不尊重小孩，用女儿照片做营销。它们企图将水搅浑，掩护队友脱身。

　　在此事当中，造谣号、传谣号、营销号、精日分子抱成一团，相互配合，把网络空间搞得乌烟瘴气，杜某虽然受到了法律惩罚，但溜之大吉的相关账号正在等待下一个谣言。

　　这种“移花接木”的营销手段，近段时间也是屡屡出现，只是没有涉及媚日问题罢了。

　　在平时，这些“精日”分子，还有那些“反思怪”，在网上最喜欢喊的一句话是“要真相，要真相”。

　　但是，从“地铁萌娃”事件中可以看到，它们哪里是要真相，它们需要的只是能够满足它们的扭曲心理的谣言。

　　精日是网络毒瘤，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打击，早晚会变成社会毒瘤。

　　从外部力量来说，日本外务省等机构对中国舆论场的渗透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更早的还可以追溯到清末。

　　1890年9月20日，日本学者荒尾精带着150名学生来到上海，以经济文化交流为名，在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一幢建筑内开办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就是后来有名的“东亚同文书院”（间谍机构）。

　　荒尾精1859年生于名古屋，名为学者，但真实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中尉，150名学生亦是未来间谍之骨干。

　　他自任所长，根津一郎为副所长，宗方小太郎为学监。他们就是对华舆论布局的最初操盘手，荒尾精之前还以慈善为名在汉口创办了乐善堂，向北京、天津、重庆、福州辐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宗方小太郎潜入山东烟台，收集北洋舰队情报。

　　1895年战争结束后，日本海军军令部命令宗方小太郎到汉口收购中方报纸《汉报》。

　　《汉报》原先是舆论是：国人上下皆厌日本，各地竞相痛骂日本。

　　被收购后，1896年荒尾精死了，由宗方小太郎自任社长，聘请媚日文人为主笔。报馆设在汉口河街面，每日一张，上下对折，上为“时事、政论、社情”，下为广告。主销湖北，分销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福州、台北、九江、长沙、常德。

　　对《汉报》有好感的中国读者并不知道其背后控制者已经改变，而日本人和媚日文人也利用了这一点，不断夹带私货，美化日本形象，掩饰日本野心。

　　1900年9月28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意识到《汉报》已为日本人所操纵，具有煽动社会之能力，下令强行购回《汉报》。

　　宗方小太郎跑到台湾跟总督乃木希典商讨对策，他们认为现在无法用兵进攻大陆，首先应以报纸为主，为日本吸引人心，降低反感日本情绪。

　　这样，日本人又盯上了《福报》，该报由福建举人黄乃裳创办，屡有反日言论。1898年儿玉源太郎接任台湾总督，为宗方小太郎提供了充足经费，三月收购成功，改名为《闽报》，任命前田彪任社长。该报便成了日本对中国南方省份的舆论引导工具，一直持续到1945年。

　　我们无法量化这些报纸对当时中国人思想的影响程度。

　　但可以肯定，当年中国能识字看报的人并不多，都是读书人，再通过他们再去影响不识字的中国人，让他们不知不觉接受日本人灌输的思想。后来抗战爆发，汉奸如此之多也并不是偶然的。

　　历史并没有什么新鲜事，日本人还在努力地渗透我们的舆论场。这些“精日”跟当年文化汉奸没有什么区别：

　　一、到处宣场凡是美好和幸福的事物必定属于日本，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凡是日本的事物必定是美好的”，再丑陋低俗也可以美化；

　　二、凡是丑陋和野蛮的事物必定是属于中国，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凡是中国的事物必定是丑陋和野蛮的”。

　　当这种思维在一些人脑中固定后，“杭州地铁萌娃”被谣传成日本人，就会符合一些人的“心理预期”，会毫不怀疑地去帮助传播。当发现她是中国小女孩时，它们就失去了传播热情。

　　每一个社会都是复杂的，都有正反两面，日本的丑闻还少吗？但在“精日”们信息过滤后，甚至有的人连日本鳗鱼都觉比中国鳗鱼香，而他们不知道所谓“日本鳗鱼”，其实大多数是中国养殖户出口到日本的。

　　“精日”为什么这么贱？就是因为有时候它们卡在中日两头可以名利双收。

　　如果对照当年日本对中国舆论场的侵蚀，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僵尸仿佛在复活。

　　在它们键盘下：中国人不能爱国、不能反抗，不能存在英雄、伟人，也不能有成绩，还动不动要你全民反思。

　　而别人家永远是正直的、文明的、可爱的，颠来倒去全是对的。

　　不要小看“精日”、“媚日”舆论的危害性，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发生在网落的角角落落里。

　　过去在发生，现在还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