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宝贵遗产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历史真相辨析
——纪念毛泽东诞辰128周年
李革新
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思想理论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论调，说是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分子、一些所谓的“公知”，更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他们在“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幌子下，大肆污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造成极度的社会思想混乱，给中国人民心目中蒙上了一层长时间难以消散的阴霾。
对此，笔者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的重要指示，认真研读毛泽东有关著作，仔细辨析他在哪些时候、哪些问题上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怎么做的;经过分析研判有关资料和历史事实，发现：毛泽东倾其一生，都是在致力于防止、纠正、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笔者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摘掉毛泽东头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帽子，认真恢复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本来面目，还伟大领袖一个清白，使人民群众心情舒畅，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祖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分清敌友前提下壮大人民力量的革命统一战线
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革命的首要问题。”并进一步阐明：“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2)文章科学分析了各阶级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切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3)
2019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4)这是对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最完整、准确的诠释，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经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百年历史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我党百年奋斗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严格地说，毛泽东关于“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思想，是他创立、坚持、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渊源。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它不完全是阶级斗争思想，而是阶级斗争思想的延伸，是“人民力量扩大化”之高妙、丰富多彩的政治斗争艺术的充分展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期，在祖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妄图“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着力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同态度：首先，从工人农民对待1924年至1927年革命的态度，1927年至1935年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在反日浪潮中的表现，明确指出：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工人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其次，中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第三，“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买办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5)
在作了这样的分析后，毛泽东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所主张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等等，是“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的错误政策。(6)指出：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的买办性”，“他们中间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由于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7)毛泽东以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蔡廷锴为例，指出：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他既和红军“打过死仗”，“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而曾经和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陆军，则“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还举了国民党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抗日的例子，用事实说明：“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分裂的” 道理(8)，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下决心要灭亡中国的严峻形势下，“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买办资产阶级之间“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对于革命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9)
正是这样的分析，构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伟大的认识论。他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必须“招收广大的人马，把敌人包围而歼灭之”，必须“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而反对“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反对“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说那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阵地上去”，“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10)
毛泽东以幽默、诙谐的语句批评关门主义，说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让不得的。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11)他尖锐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他告诉党和红军：“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睹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而关门主义则是“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奴仆”;“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2)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作为瓦解敌军的重要原则的第八条就是“不许虐待俘虏”。在人民军队工作过的同志人人知道，虐待、打骂俘虏、搜俘虏的“腰包”以及枪杀俘虏等，那是要关禁闭、受处分的。这在中外人类战争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对于瓦解敌军、扩大人民军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这样描写道：“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兄弟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13)他形象地说：敌人“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说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14)这是纯粹的“人民力量扩大化”的理论!
在正确区分敌友前提下，扩大人民的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继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还要求我们必须划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到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进一步总结、概括了这一重要思想，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和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15)建国初期，他科学分析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创造性地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既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又调动了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得到平稳的发展。(16)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数千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日伪战犯和清末皇帝等，这些原本是人民的敌人的人，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尤其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从全国抗日大局出发，释放了蒋介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保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可以说，从小到优待俘虏兵，大到释放蒋介石，这是何等的大局观念，何等伟大的气魄，何等伟大的胸怀?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十足底气，谁能做得到?
再以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时期“两类矛盾”学说为
例，两类矛盾学说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关系：
一是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敌我矛盾只是少量的，因此，必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二是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少量的敌我矛盾中，“我”即人民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7)，所以，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由人民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三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是要把“我”、即把人民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搞好。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所以，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团结、壮大人民的力量，实现全国人民大团结，建设社会主义，——这不全都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吗?毛泽东多次说：“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18)建国初期，他对阶级斗争的估计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既不能“把枕头塞的高高的睡觉”，也不能把敌人看得过多、过重，“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19)
毛泽东就是这样，把人民的力量壮大再壮大，把敌人的力量缩小再缩小，永远使人民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永远团结、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稳操胜券，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以这样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毛泽东都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竭尽全力化解、缩小敌对阶级的力量，搞人民力量的“扩大化”。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无产阶级立场
多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把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致使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认识陷入误区。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0)毛泽东的阶级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就是人民至上的思想;毛泽东的阶级观、人民观，与他亲手制定的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脉相承。
第一，正是由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才能使拥护我们的人多多的，反对我们的人少少的，才能“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1)毛泽东的战争观就是为了人民打仗，依靠人民打仗，就是人民战争。
战争年代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红军，还是党领导的地方政府，哪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贯彻落实的好，那里革命队伍就发展、壮大;反之，就萧条、冷落。毛泽东批评汀州市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一点也不讨论”，说他们开工农代表会“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所以群众“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同时他表扬江西的长岗乡、福建的才溪乡，说“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什么原因呢?他举例子说：长冈乡有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毛泽东的结论是：“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他告诉党和红军：“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22)战争年代，人民群众把子弟兵当亲人，“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最后一粒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寸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年轻村妇可以用奶水喂养我军伤员，为了保护伤员，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机关枪，毫无畏惧，多少村民牺牲了生命!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道理全在于此。
第二，正是由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使人民军队成为一个革命的“大熔炉”。毛泽东这样描写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23)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24)“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和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米钱和少数的零用钱。”(25)“经过政府的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26)
第三，正是由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使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27)才有 “血战湘江”、“二万五千里长征”、“上甘岭战役”、“长津湖冰雕连”等等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才涌现出像陈树湘、张思德、董存瑞、江竹筠、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等千千万万为人民视死如归、感天动地的人民英雄;和平年代才孕育了雷锋、王杰、刘英俊、焦裕禄、王进喜等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新人，推动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总之，毛泽东为我党我军制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思想(28);就是马、恩所说的“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的思想(29)，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思想。这个根本宗旨，本身就具有凝聚全体人民摧毁旧世界、改天换地的伟大基因。它一问世，就与人民利益、人民力量天然吻合。而宗旨的制定者毛泽东，则凭着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无私坦荡的博大胸怀，唯物辩证法哲学的睿智，伟大善良的人格魅力，“聚沙成塔”，“拧沙成绳”，带领全党和亿万军民，众志成城，“唤起工农千百万”，“枯木朽株齐努力”，以“多多的”力量、“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向主要敌人的目标进攻，战无不胜 “一唱雄鸡天下白”!
终于，“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30)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31)
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工人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32)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权力”，就是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夺得的人民的政权，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进行伟大阶级斗争伟大成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和人民观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我党《党章》明确宣示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无敌天下。关键在于正确分清敌友，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必然是让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这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人民扩大化，敌人缩小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能够成功的真谛。说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站不住脚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胡乱给毛泽东扣的帽子，是栽赃、泼脏水。
三、苦口婆心地纠正社会主义教育中阶级斗争扩大化
近读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分，发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不但没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倒是他多次苦口婆心的纠正当时负责这项工作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社教”一开始，毛泽东就高度注意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提出要“保护大多数”，说要让干部“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要他们放下包袱“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集中打击“‘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33)1963年5月，他在宋任穷和河南的报告中批示：“必须团结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不同程度党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34)再次提出“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要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35)在修改《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周总理提出应当把文件中“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立即同意，说：“我看可以这样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当周总理又提到邓小平建议写上“我们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时，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36)在1963年5月11日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比作“看蚂蚁”，说：“大踏步走路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然后说：“没有‘蚂蚁’的地方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37
《毛泽东传》写道：当发现教育中有的地方出了一些乱子，毛泽东“显得特别谨慎，反复思量，夜不能寐”，指示：“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过去没搞过，过去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强调“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38)说“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女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39)
但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却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大、过重，说 “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更大”，还说：许多单位应该“搞对敌斗争”、“扎根串联”，(40)坚持不同意“后十条”中关于“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提法，而主张“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41)他还亲自修改“后十条”中“两个依靠”等提法，坚持不要“依靠基层组织”。当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修改的意见时，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42)
《毛泽东传》介绍说：“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并且“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撇开。”(43)这里所写的都是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在1964年8月30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指挥”搞的“桃园经验”，批评道：“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流径太大?”(44)但这位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又在有关文件中加上“敌我矛盾交叉”等错误提法，坚持甩掉基层组织“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45)在12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在介绍某省材料时，说有些地方“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毛泽东则批评说：“也没那么多。”(46)其他领导发言也突出讲述阶级斗争的“形势严峻”，有的举例说“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有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47)毛泽东说：“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48)提出了“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的重要概念，并加限制词：对这部分掌权的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毛泽东自己也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如果有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主张“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请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49)明确反对所谓“四清四不请”等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请，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50)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第一条中“运动的性质”的几种提法：1，“四清四不请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毛泽东表示只同意第三种提法，说：“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请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51)再次表示反对“下去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的做法，而主张“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贪污几十、百把块的，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在1965年1月3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批评说：“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52)
纵览《毛泽东传》《社会主义教育》上下篇，都是写毛泽东在纠正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前进”、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严重的估计”，以及搞“扎根串联”、“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撇开”等等“‘左’的偏向”，而且，取得的效果也“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53)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必要性、正确性。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不纠正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严重的估计”，而是把矛头对向群众和基层干部，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危害社会主义稳定;同样，如果放弃了对极少数坚持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一心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造”社会主义的“掌权人”的思想斗争，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资产阶级是一定要用糖衣炮弹打人、要腐蚀干部的，如果把对这些“掌权者”进行思想教育，把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说成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既不符合事实，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我们从“社教”中毛泽东突出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同程度党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中心问题是整党”、“整干部队伍”的重要概念(见前引文34、48、49)，和强调社教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纠正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等错误提法，联系此前几年对某些领导人刮起“三自一包”单干风的批评、斗争，可以明显地看到：毛泽东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的坚定信念。此时此刻，他就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变不变质、当不当“李自成”、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了。从几十年后出现的“塌方式腐败”来看，这不但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而是伟大的预见!
四、“两个务必”的思想政治教育挽救大批党员干部
早在1949年3月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72年来伴随我们一路走来的“两个务必”。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在带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开往北平时，毛泽东又提出了“进京赶考”的伟大理论，立下“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绝不能退回来”的铮铮誓言!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参观时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我们学习领会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的思想，是见微知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伟大预见，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建国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54)
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夺取全国胜利，受到人民拥护，是理所当然的;但资产阶级的捧场、拉拢腐蚀领导人，其目的是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在新政权内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代理人。赖昌星有句“名言”：“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可谓一语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就喜欢吃这一套，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就是这个道理。喜欢吹捧给你吹喇叭抬轿子，喜欢金钱给你送票子，喜欢别墅给你送房子，喜欢美女给你送婊子。党和政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忘记“两个务必”，被资产阶级“糖弹”击中，本应是人民公仆的人，变身为人民的“主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毛泽东说：“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县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55)加上当时国际上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国主义除了对我不断进行经济封锁、武装挑衅外，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在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为了避免与黄炎培“窑洞对”所说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局面，经毛泽东提出、党中央决定，继在农村“社教”之后，开启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条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的“新路”。(56)在触及干部灵魂，坚持“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群众，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现今仍然活跃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革命接班人，对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发挥了和继续发生着巨大的作用。
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1年5月)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问题、“四风”问题等62.65万起。(57)2014年6月14日央行网站发布报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上万的贪官，卷走八千亿人民币逃往海外。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8月1日披露，先后查处包括徐才厚、郭伯雄在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军级以上干部100多名，全军各级纪检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4万余件，初核近1.3万件，立案4000余件，给予纪律处分1.3万余人。2016年，全军纪检机关立案调查445件、给予纪律处分4885人。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负十四亿》披露，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07.8万件、437.9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84人，共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99.8万人。说明在党和人民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然有人管不住内心的贪欲，不收敛不收手，甚至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违背党的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影响党和国家政治安全。我们看到，那些国级、副国级、省级、副省级，及其以下的贪官污吏，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靠工农傍大款，向资产阶级“投怀送抱”，成千上亿侵吞劳动人民的血汗;他们黄金万两、“金钱壁垒”、妻妾成群，“小秘”“小三”几十、几百;尤其是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贪腐，生活上纸醉金迷，骄奢淫逸，更为严重的是利用手权力，大搞权力寻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与国内外资本家、新老资产阶级勾搭连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人们看得更加清楚：如果四十多年前不中断对这个“关键少数”的“重点”“敲警钟”，而是出来一批斗争教育一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面积之大、官位之高、人数之众、贪资之巨的“史无前例”的“塌方式的腐败”!
众所周知，毛泽东宽厚仁慈、爱护干部，在党内外享有盛誉。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干部、犯错误的干部，他都是尽力保护，说：“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的态度还是敌视的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58)这仍然是他“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一贯初衷。
事实表明：农村“社教”结束初期，毛泽东把“走资派”问题，是作为人部矛盾对待的，而且多次说过真正的“走资派”只是极少数，经过教育“只要认真改了，就好”。无非是要他们不脱离群众，坚持“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是对他们进行生活上不腐化，政治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主张“一棍子打死”。1966年10月24日，当听到有人汇报说一些领导同志的检讨没有被群众通过，对他们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59)10月25日又说：“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60)同时要求群众 “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他们。”指示：“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61)嘱咐群众组织“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多次提出解放“走资派”，坚持“给工作”、“给出路”的政策，说：“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62)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人没有、也不想接受这个坚持“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反而参与派性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自己，迫害群众，使矛盾升级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其中既有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革命年代隐藏下来的阶级敌人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又有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捣乱。人们今天看到的“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也就是当年背叛“两个务必”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他们的“n代”子孙。而无论是当年还是当今，党和人民与他们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共和国是红色的”，还是改旗易帜、改变这个颜色的斗争。
腐败不除，国无宁日。笔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党和人民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就是当年“潜伏”的那种阶级斗争的继续、延伸!绕了40多年一个“圆圈”回到了原点，螺旋式上升到新一轮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熄灭论”否定了阶级斗争，“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否定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完成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过程。
五、坚持“阶级自信”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
农村社教中，当听到有的省汇报时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反驳说：“什么挑起来呀，共产党就是反映人民的要求”，在例举许多阶级斗争事实后，他说：“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63)在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上，他也讲了这样的辩证法思想：“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64)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1927年北伐途中，陈独秀机会主义放松了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警惕，丢掉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结果蒋介石突然袭击，来了个“四·一二”大屠杀，3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致大革命失败。
“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天天“吆喝”阶级斗争，反而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什么原因呢?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民方面，执政党强调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下，红色风暴“横扫牛鬼蛇神”，一部分敌人被消灭了，动摇不定的站到人民方面来了，真正的阶级敌人成了缩头乌龟，隐蔽起来。
相反，执政的共产党内“阶级斗争熄灭论”占了上风，不提、甚至否定、反对阶级斗争，你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却不信，对历史虚无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是个放纵的态度，敌对势力就以为“时机已到”，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阶级斗争反而凸显出来。
1981年《决议》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此后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历次修改的《党章》、《宪法》，也一直坚持了这个观点。我们理应遵照中央要求，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警惕“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
遗憾的是，党中央的这个重要思想，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对“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发生的“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反映”的事实，不作阶级分析，模糊阶级立场，回避阶级斗争，这一点贻害无穷!
多年来，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破坏，我国政治生活领域里淡化、远离、亵渎、抛弃阶级斗争的奇怪现象，危害之大、时间之长前所未有。这正是一种“颠覆性错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苏东剧变、一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淡化、远离、亵渎、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导致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
毋庸讳言，我们国家现在也出现了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党内外、舆论界、各级领导，对“阶级斗争”如“谈虎变色”，患了阶级斗争“恐惧症”。党的理论思维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渐行渐远，各级领导甚至党的政治机关普遍觉得阶级斗争“并不那么重要”。发文件、作报告、写文章，也刻意回避“阶级斗争”;“五一”国际劳动节、各级劳模表彰会，连“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也不提了，而是改用“劳动者”、“劳动群众”、“工匠精神”、“大国工匠”代替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最重要的初心——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等说法，越来越见不到了;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可以讲党和人民经历“枪林弹雨”、“你死我活”、“浴血奋战”、“尸山血海”、“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等这些本来就是与阶级敌人拼死“阶级斗争”的“故事”，却光讲“故事”，不提“阶级斗争”，好像这些压根就“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这个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武装起来、发展壮大的党，靠了“阶级自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中的不少党员，竟然丢掉“阶级自信”，讳言“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觉悟”，甚至到了不敢亮明自己“阶级身份”， 不敢公开自己“姓无”、“姓马”、“姓共”、“姓社”的地步;在具体工作中，也不去回击攻击谩骂我们共产党的人，不理直气壮地推行《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和实行“两个最彻底决裂”的伟大真理，对不法资本和资本家的限制也不够有力，……，可想而知，如果连战胜资产阶级的“阶级自信”都没有了，那其它的“自信”将从何谈起?
最大的危害就是给世人造成一个严重的误导：中国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是觉得他们搞阶级斗争真的是“输理”了，不但社会主义时期、“文革”时期阶级斗争“搞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也“搞错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无产阶级政权也是“不应该”的了，这就使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回到民国去”的“民国热”，一度甚嚣尘上。阶级敌人们、历史虚无主义们，就从阶级斗争这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反过来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果不其然，“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哑炮”，把新老“牛鬼蛇神”又都“炸”了出来。已经“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带着“转基因”“夹着皮包回来了”;敌对势力西化、分化、“颜色革命”活动猖獗了;历史虚无主义在各种媒体敢公开骂共产党了;党的历史、党的领导、人民领袖、社会主义、人民英雄被抹黑了;翻案土改斗争、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小说《软埋》、侮辱新中国农村“猪圈般的生活”的《丰乳肥臀》招摇过市了;谈黄世仁、刘文彩“善良”、“勤劳”所谓 “真实地主”的视频出笼了;地主、富农的后代喜形于色谈论、炫耀祖上“光鲜事迹”，甚至要讨回父辈财产了;歪曲中国人民抗疫斗争、帮助敌国甩锅“中国肺炎”的《日记》出笼了;改革变“改制”，廉价购买国企，“领导层”一夜变成新资本家，工人阶级变身为雇佣工人，马克思担心的“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 ’”(65)的情况出现了;富豪大佬、“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买办资本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了;有人扬言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换姓”为“中华联邦合众国”，要让蔡英文来当“副总统”了;解放后绝迹的明娼暗妓、黄赌毒死灰复燃，泛滥到“天上人间”了;新土豪、新村霸、“最牛村主任”横行乡里，敢于欺压良善百姓了;贩毒集团、“瘾君子”敢杀害公安干警和缉毒战士了;黑心矿主为了隐瞒矿难死亡人数，勾结黑社会杀害知情人、记者、警察的事件发生了;破坏农业生产，毁田撒药，大片庄家绝收、整池的鱼儿一片一片地死完了……。物极必反。这些事实、事件不是阶级斗争吗?它们是被“扩大”出来的，还是因为丢掉阶级斗争党和人民吞下的“苦果”呢?
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分水岭。淡化、远离、亵渎、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实质上是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魏特林、普鲁东等人的早期机会主义，和德国党内倍倍尔、李扑克内西的拉萨尔主义;被列宁批判过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的老牌修正主义;被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批判过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现代修正主义;导致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毛泽东说：“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66)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67)，并多次要求我们“提高政治判断力”，“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68)
那么，提高什么“政治判断力”?在什么“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坚持什么“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笔者理解：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坚持“无产阶级自信”上不能动摇，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上不能动摇，在坚持“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上不能动摇，在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维护“多多的”人民根本利益上不能动摇!
当前，我们正遵照习总书记指示，“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讨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69)笔者认为：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也是我们未来取得“继续成功”的必须遵循。没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那样，我们就很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应遵照习总书记的指示，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拿起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锐利武器，从阶级斗争“恐惧症”中解放出来，把当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事件，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审慎地、实事求是地抓在手上。
中国共产党是在阶级斗争中，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而建立的，必然要与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人和事进行斗争。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开展对剥削、压迫劳动者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能高喊“为人民服务”而对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闻不问。离开阶级斗争的“为人民服务”和离开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斗争”，同样是不可想象的。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观，抛弃阶级斗争的“为民”，是封建帝王和“清官”“良相”的口号，不过是对“民”的恩赐，是为护封建主义统治地位。无产阶级革命，无论是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必须为了人民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阶级斗争为了人民，两相统一，相辅相成，顺理成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阶级斗争这个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这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更具有重大现实的意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还老人家一个清白，恢复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本来面目，并旗帜鲜明地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带领全国人民在新征程上取得更大的胜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注释：
(1)习近平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讲话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96页
(5)(7)(8)(9)(10)(11)(12)(1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4、145、145-146、148、153 —154、154—155、 155、158页
(6)(13)《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8、67页
(15)(16)(18)(19)《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365、451、454、459—460、378页
(17)《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20)《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21)(22)《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137—139页
(23)(24)(25)(26)《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3、64页
(27)《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1页
(29)《神圣的家族》《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114页
(30)(31)党的《百年决议》
(32)转引自1968年第4期《红旗》杂志
(33)《毛泽东传》第1311页
(34)《毛泽东传》第1316页
(35)《毛泽东传》第1317页
(36)《毛泽东传》第1326页
(37)《毛泽东传》第1327页
(38)《毛泽东传》第1328页
(39)《毛泽东传》第1344页
(40)《毛泽东传》第1350页
(41)《毛泽东传》第1351页
(42)《毛泽东传》第1352页
(43)《毛泽东传》第1354页
(44)《毛泽东传》第1357页
(45)《毛泽东传》第1357页
(46)《毛泽东传》第1366页
(47)《毛泽东传》第1367页
(48)《毛泽东传》第1368页
(49)《毛泽东传》第1369页
(50)《毛泽东传》第1372页
(51)《毛泽东传》第1373页
(52)《毛泽东传》第1377页
(53)《毛泽东传》第1383页
(5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
(5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6页
(5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页
(57)新华社2021年6月28日
(5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3、284页
(59)《毛泽东传》第1449页
(60)《毛泽东传》第1451页
(61)《毛泽东年谱》第6卷131页
(62)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
(63)《毛泽东传》第1340页
(64)《毛泽东传》第1347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12年9月版第297页
(6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
(66)转自《中华魂》2020年第5期第10页
(68)习近平2020年12月24、25日在政治局谈心会上的讲话
(69)习近平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
2022年1月15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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