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近的疫情确实让人烦恼，所谓事在人为，一样的问题，不同的地方结果往往截然不同。如今上海面临的困难，也不完全来自疫情，更多是发展模式上一些历史积累问题的陆续暴露。
以国际化自豪的上海，很多事情都喜欢从开埠以来谈起，确实历史长，资格老。但有时候，从开埠以来还是从建国以来，不仅是两种不同的叙事，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路线。
上海是一座在中国有特殊地位的城市，这一点我想谁都不会否认。1949年5月，解放上海的时候，粟裕做了一个比方，说在上海这个经济中心打攻城市坚战，叫瓷器店里捉老鼠。这一战，解放军打得束手束脚，蒋军倒是依托城市建筑改造的堡垒，给一线指战员造成了严重伤亡。负责前线指挥的聂风智，在强攻苏州河对岸时，因为不准使用重炮的规定，在指挥部里爆发了一场到底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资产阶级的楼房的大争论。这场争论，日后还被搬上了电影荧幕。
《大进军-大战宁沪杭》
这里不妨说句题外话，那就是上海这种情形也不是完全的独一无二。在一些局部战场，比如在解放厦门时，解放军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这种束手束脚本是时代所限的不得已，但随着最近几十年，家里的瓶瓶罐罐越多，我们的束手束脚也越发严重起来，以至于能忍好哄，几乎成了内外敌人对我们的固有印象。强大的组织度不应该导致无谓的牺牲，过去那种屈己从人的老作风对当代越发激进的反动派是要不得的。
时代不同了，因反动派而破坏的，我们有能力建设的更好，也只有展示出我们的果决强硬，反动派才会珍惜戴罪立功的机会。对一切内外敌人，尤其是关乎祖国统一大业，霹雳手段对大家都好，过度忍让只会使所有问题长期化，复杂化。
无论如何，当年上海作为中国独一份的家当，为了保住这份家当，新中国的建立者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牺牲。而这种努力，又增加了这种城市的特殊性。上海当然有其特殊性，但战上海，说到底，是为了使过去买办、资本家通过榨取工农群众所积攒的一点家当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旧上海的大楼是靠谁建起来的，这个答案不言自明，而不是拿了谁的家业，不存在原始股的问题，更不存在谁来给无产阶级饭吃，缺了谁就没法建设新中国。
对上海来说，到底是自开埠以来，还是自建国以来，存在一个如今高度发达的当代上海究竟从哪里的问题。
不可否认，上海的诞生，和外国轮船是有直接关系的。上海成长为中国的东南经济重镇和西方资本主义从海上而来，征服亚洲，是同一个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说，二十世纪初的旧上海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超级都市，长期存在于中国，又超然于中国，实际上依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是没问题的。旧上海的繁荣发达，是西方对中国经济剥削的一个放血口。这导致旧上海存在强烈的买办情节，而买办又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可耻，最软弱，最内残外忍的一批人。
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一战时，德国在上海的大批染料都落到了上海中方经理人，这些人无本万利，大发横财，涌现了一批染料大王。一战后，德国人回到上海，这些染料大王立马乖乖把货款再加上几年的利息如数奉还，还被今天不少人吹捧为守信用的美谈。
世界上，哪有吃进去还吐出来的资本家?特别有信用的瑞士银行家在二战又是怎么做的，这就是资本家的耻辱。不外乎这些人不掌握产能，又不能团结一致把利益黑下来，争先跪舔洋人，不管这洋人如今的实力如何，指望继续做代理人，这就是买办。
中国的土生资本家，是全世界资本家的一朵奇葩，自清末诞生以来，长期依附于外部市场，偶然诞生一两个胡雪岩式的人物，也被内卷外压打下去了。结果就是这批人以内卷为能事，哪怕占据优势份额，可以团结起来垄断的东西，也能卷到主动把定价权交给外国人，没有任何收割的主动性，只有被收割的能动性。
但归根到底，上海的繁荣是建立在它沟通中国东南腹地，汇聚了江浙经济精华，又坐拥天然良港的基础上。买办依附于外国人，认为上海存续发展的关键在伺候好外国人，却无法意识到，西方世界的繁荣，同样建立在能不能剥削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市场上。换而言之，外国人也依附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成熟物流、生产体系。当然，即使买办意识到这点，上海的地理位置是不变的，但买办是可以换的，所以他们也无法改变对西方的被动地位。
这种情形到1949年以后，就截然不同的了，上海和新中国一起，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1949年，解放前夕的上海可不是什么优质股，反而弥散着破产的味道。清末以来建立的少数重工业，从1945年光复以后没有任何恢复，劫后余生的一点轻工业在天量美国物资的倾销下已经奄奄一息，这时上海最繁荣的产业是走私紧缺物资和倒卖出逃的船票，城市正处于濒死前夕的回光返照。
毕竟，作为中国买办和官僚资本集大成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能在抗战时期使大后方钢铁业大规模破产的神奇政府。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才有了我们熟悉的陈毅市长，才有陈云的两白一黑，恢复了这个城市的基本运作。实际上，官僚主义和买办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大的阻碍，而以上海为代表，民族工商业发展最快的时期，是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在这种恢复的基础上，才陆续开展了公私合营和工业化再造，这是上海新生的开端。
从一五到五五，通过连续五个五年计划，到改开前夕，上海工业从初级制造业起步，逐步升级为具备高精尖产业和生产研发能力的大型工业复合体。当然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一五前后，上海的工人，技术骨干付出了很多，曾经大量支援全国工业建设，他们的足迹遍布塞北江南，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直到八十年代，上海上缴中央财政仍在全国居首位，地方财政占全国比重超过10%。但也正是基于上海的特殊地位，特别是1958年之后，上海也很快获得国家政策的倾斜，集中了各种力量保障供给，人才汇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快车道。
实际上，经过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海经济结构到改开前夕，已经由虚向实，从解放前的外部倾销窗口一跃成为国内工业生产的主要发动机。此时的上海作为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的核心部分，已经脱离了旧中国的残梦，形成了全新的发展模式。之后，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磨难，对世界先进水平进行了长期追赶，但中国独立自主建设的总趋势是不变的。而没有这个时期的奠定的基础，中国也是不能成为日后的世界工厂的。同样是和世界接轨，但新旧上海，乃至新旧中国，本质上是不同的。
谈到这里，不妨说一个比较少为人提及的事情，那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成分从一开始就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的，这在上海尤其明显。新中国建设之初的工商业改造是挟大势以赎买这种温和形式完成的，像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这些旧时代的精英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成了一个特殊的合作阶层。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即使在前十七年也是温和克制的，最大限度团结各阶层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这是我们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之处，也是因为我们的家底太多薄弱，不得不团结一切力量的迫不得已。
这些人是即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能吃上特供，获得家政服务，哪怕文革初期也能在二楼喝咖啡的特殊阶层。实际上，通过这些人，新中国一直和西方有一定的联系渠道，从来没有真正搞过所谓闭关锁国，倒是对开放表现出的所谓震惊有几分真假，几分政治，是颇为有趣的。
相应的就是上海这样的城市，一边是社会主义体制下工人力量迅速生长，成为新时代建设的骨干，一边是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依然存在并还在缓慢生长。
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再结合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刚刚经历了一次严重困难与大规模调整，内外部都存在巨大压力，在这个时期，出现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有些不同的风味了。毛主席对怎么评价南京路上好八连是有一篇八连颂的，而电影才是后来拍的。八连精神宝贵在哪里，宝贵在“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要学什么呢？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
无论是雷锋，还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都是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产物，绝不是单纯的好人好事，是以一种高度警惕又具备高度自觉的战士形态为核心的。经过教育的工农群众，面对复杂的形势，各种内外敌人，要成为有主动性，有分析能力，能保卫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这才是当时教育与宣传的目标。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共产党人主导下，集中一切进步爱国力量共同实现的，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内，也必然是多种成分，乃至明晃晃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存在。这种情形，就一定会有存在主流与支流，甚至主流中有逆流，支流侵蚀主流的问题。
尤其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内生的社会主义力量虽强，实际上面临着孤军奋战的困境，由打天下到坐天下，队伍里的官僚主义、投机者不可避免的滋长，原本被压抑的资本主义成分，却存在强援在外，内外联动的能力。毛泽东晚年对怎么保持社会主义的主导性，对和平时期的路线斗争，资本主义的回潮有很深的忧虑，绝非单纯的杞人忧天。
新时期里，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忧虑。成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农群众从有组织和强话语权的主体逐步分散流动，成为缺乏组织和话语权的背景板。过去那种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在组织中，严密有序的旧结构也随之解体，这种消失必然要有人来填补。有趣的是，之前那些小开，旧资本家绝大多数也最终消失在开放的春风里。随着全面放开，过去的狭窄渠道意义不再，既然改弦更张，有些旧约自然要换一换，他们当然也要让步于重新上阵的港台和外国资本及其新代理人。
取而代之的是，成为城市主流的新旧两个精英阶层。一个是上海最传统的核心阶层。上海最核心的阶层是什么，按过去上海人的说法，肯定不是领导，而是专家。这些人有真本事，或者学识精深，或者社会关系通天，是从旧中国就生长起来的社会精英，无论是民国，日本，还是新中国，他们都是座上客。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门生故旧遍天下，形成了一个高端又封闭的小圈子。这些人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甚至很多人觉悟贡献都很高，但总体上，还是更像社会主义的贵客，政治属性并不强，而是有自己一套的眼界和运作方式。
所以，上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传统精英群体，这些人有很大的话语权，影响力，见识高，能力强，看惯了风云，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不好管理。领导如果强势，懂门道，那么能压服这些人，会发挥很大的力量，如果领导水平不够，那么这些人会自行其是，甚至挖坑叫你吃苦头。这使得这个城市本身有很强的独立性。所以，专家的话只能听一半，他一说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的时候，你要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被专家牵着鼻子走。
另一个，就是后生的市场经济精英及其附和者了。真正的上海土著，其实很少是上海叙事的主体，外来者才是。要说买办，旧时代的买办早完蛋了，新时代或许有一点，他们有力量，但未必是城市叙事的主流。未必是最有力量，但叫的最大声的，是市场经济下催生的新信徒，也就是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就是那种连末日方舟在哪都不知道，却坚信自己应该有一张船票，还整天弱肉强食，觉得资本家靠自己，打工人还得靠自己的那种存在。
这些人是特别起劲，颇有行动力的一个群体，老克勒这种过去不上不下的玩意也是这么重新推出来的。说起来，全世界都是这种自命不凡又满怀忧虑的小中产最激进，也最容易忽悠，也最配合忽悠。这个群体，其实没什么力量，有破坏的力是有的地方借这个群体为推手，联合其他真正有力量的阶层，自己有别的想法。上海的国际化色彩重一点没什么，但在城市建设，叙事结构里，混淆新中国的叙事，这就不是好事了。而发展到成为另一种社会发展思路的重镇，就更凸显出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底在警惕什么了。
上海本身拥有金融中心的属性，这是改开后逐步形成的，其中既有历史因素，更多还是国家的统一布局。搞金融的地方，难免有一种由实向虚，乃至超国界的趋势，这是金融固有属性。但这种趋势是要格外注意的，欧美的教训在前，搞金融搞资本无国界就不妥当了，以为这就是国际化，是先进的部分，那就更不该了。
而在这一点上，另一个南方重镇的深圳，土生味更重点，但情形就好一些。起码，如今不会有深圳人还以身为香港邻居为荣吧，人家就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先锋，光荣属于天南地北的建设者，而不会把光荣归于八竿子打不到百年前殖民者身上去。鼓吹旧殖民时代所谓的超然华美，并沉眠这种往日荣光中难以自拔，这种论调，另一个大流行并与之惺惺相惜的地方是香港。
一些地方的情况，确实集中突出，但也不是独有的。类似的问题，应该是带有普遍性的。实事求是的说，几十年来，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叙事，本来就有百花齐放，各自生长的地方化倾向。大家共同探索没什么不好，在探索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也正常。但如今来看，万变不应离其宗，尤其是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变的今天。市场化并不是万能，更不用说妄想市场超越于民族，阶级、国家，超然物外的做生意，乃至把治国理政都变成了生意，其结果必然是屁股要坐偏的。
如果还不能正确意识到，中国伟大事业内生力量的根源，在广大人民群众，在独立自主的艰苦奋斗，而还在沉迷那种挟洋自重的落后叙事，甚至自觉不自觉把自己的屁股放在剥削者的一边，还想着分一杯羹，那必然会站到历史的对立面了。
也是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主流叙事，也是它的根脉。它到底从哪里来，属于谁，有谁建设，为谁服务。这是一个路线，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过去总是在避讳，模糊，随着时代的发展，矛盾的突出，在解决问题时候，正本清源，团结思想也到了越来越迫切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