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昨天的文章《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里扒万达集团进军医疗的片段吧，王健林在2017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曾高调说：“中国医疗领域已经对民营企业开放，并且允许外国医师到中国执业。国内的医生也可以经过批准后私人出诊，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些都为民营医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中国有几百个大型商业中心和建设团队，有这个能力。”
以及更重要的，万达和美国人在成都开设的医学研究中心，在筹建过程中有四川省医院协会副会长、“社会办医分会”会长景秀京，以及“社会办医分会”秘书长刘强的参与。
“社会办医”、“民营医疗”、“私营医院”、“市场经济”……听着，多么的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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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写到，“上海抗疫已经进入新一轮斗争阶段”，4月18日上海实际新增感染19442例，出院/出舱23286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上海出院/出舱人数首次大于新增感染人数。
但是，这也推动了某些势力的进一步反扑。
此前，阳奉阴违的“N番战”已经上演多轮：
用“没有肺炎影像学证据的无症状感染”的美国标准，对抗中央设立的阳性确诊标准；
用“最后一公里分发物资设阻”和“大批物资腐烂”，对抗中央的“各省支援上海”（物资充足，但让运力哑火）；
用“舆论鼓吹团长自发组织”，对抗中央号召的“上海基层党委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用“通行证设卡”，对抗京东集团响应中央的“自杀式援沪配送大队”……
这些，都已经让人见识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强大”与“特殊”。
正如马云所言嘛：“杭州只是后花园，上海才是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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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京东集团又是国内哪家财阀的眼中钉？2018年明尼苏达仙人跳的真相还没披露呢，我相信迟早会披露的。
我说过，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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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拐点到来之际立刻开始“摘桃子”、对中医药进行舆论抹黑，这也只是他们的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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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一轮的攻势会是什么？答案就藏在4月9日张文宏接受上海官媒《解放日报》的采访里：
看问题、读文字、析热搜，要击透其本质。
4月9日这篇以及资本再度帮张医生上的热搜（#张文宏说这一波奥密克戎袭击很快很猛# ），重点就在这里。
盲猜一个，张医生接下来要鼓吹民营资本抗疫、私营医疗入场，暗暗对抗举国体制和公立医疗资源。
恰巧，我4月9日当天用微博（小号）早些时候发的文章，刚好就一笔点过：
2
从2020年的武汉到2021年末的西安，再到本轮的上海，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底是民营医院为抗疫主力、还是公立力量为人民真正依靠，很多人恐怕依然是拎不清。
此前西安疫情中，造成那位孕妇妈妈悲惨流产的西安高新医院，为A股上市公司“国际医学”的全资子公司——私立医院。
巧合的是，造成那位父亲心脏病复发死亡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同样是这个“国际医学”的下游公司。
西安高新医院，原本独立成立于2002年6月9日，是一所所谓“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股份制综合医院，2009年8月通过原陕西省卫生厅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
但根据西安卫健委官网的信息，在十年前，西安高新医院经营性质已经由非营利性变更为营利性，主导机构为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从从申华控股和银凯医疗（实控人为同一人）手中买下了高新医院的全部股权。
所以可以说，这家医院已经被私有化了整整十年。
当公益性、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份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第一次提出了“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论断；六年后，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随着南巡的春风，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时又提出：“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后，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观点逐步在国内盛行，而自负盈亏唯一的招数就是从患者身上多收费，别无他途。
当公益性和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分毫怜悯。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美国高盛集团曾在一项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欣欣然问道：“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今日中国的东莞康华医院已经给出了答案：
像东莞康华医院这样赤裸裸地、不加掩饰地将“医者仁心”的行业准则抛之脑后而让位于资本收益甚至效益增值的案例事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东莞康华医院后来对外声明：“护士干的，雨我无瓜…”
我很希望这是那位可怜的护士为医院背了锅。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为打工人的护士小姐堂而皇之地为资本方摇旗呐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态为资本家的收成欢呼雀跃，那可真应了列宁同志的另一句话：“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
国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传志先生对于医疗改制曾有这样的论点：“民营进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医患这些问题逐渐全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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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是不容辩解的。
作为典型民营资本控股的东莞康华医院，曾因“未按照规定书写病历案”被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一万元；还曾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也是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对该院进行警告。
此外，这家医院还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等。
康华医院，背靠上市公司康华医疗，而位于东莞的这家康华医院法定代表人为陈旺枝，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康华医疗对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营医疗组织。
还是说柳传志，这位私有化教父对于中国医疗改革还有过一句名言：“医疗服务是公共事业，但不完全是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国家投入一部分、企业负责一部分、民众自筹一部分。”
“民众自筹”，柳教父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多少中国家庭灰飞烟灭、不堪重负的压迫。
我跨年那天曾做过一个小视频，其中就有一个付不起医药费的大爷的悲痛场景……
哀民生之多艰，房产与医药为先。
更不要提，像柳传志这样的吸血者，根本又在做些什么，又在实施着什么！
3
私营医疗，真的靠得住吗？
从武汉疫情一路走来，私营资本在抗疫大业中的表现实在难以恭维：2020年上半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全国保卫战，私立医院仅治愈了1400余人，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皆为公立医院救治。
以湖北省的暴风眼武汉市为例，疫情爆发的2019年末，武汉当地私立医院占比达到恐怖的72%——公立医院过少，是造成武汉在疫情初期严重泛滥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两大因素是当地主管部门在抗疫初期官僚主义作祟，以及南方系媒体的夸张报道造成武汉民众恐慌而挤瘫了医院承载）。
同样的问题在2021年末的西安也有体现：
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了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就在该协会统计截止当日，我国彼时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2020年下半年湖北疫情被成功控制后，公开直陈：
“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与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国家调集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致命威胁，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出征，奔赴武汉前线，支撑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相比之下，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龟头缩脑，应者寥寥，有的私立医院干脆关门停诊，以逃避责任。有的私立医院在不承担患者救治任务的情况下，居然和公立医院争抢医疗物资。”
自营医疗多为西式“现代医学”，但就以抗疫而言，只有社会主义、只有公有制、只有中医药才能救中国，这在去年年末危急万分的西安疫情中就有体现。
在早前西安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阶段，由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西安市中医医院、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西安市第五医院）组成的五支中医医疗队全部进驻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实现了定点医院中医药救治全覆盖。
清一色的公立医院。
事实胜于雄辩：公有制与中医药在西安疫情中居功至伟，特别是在重症患者“截断扭转”及“核酸转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今年1月20日24时，陕西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80例（西安市2053例），其中治愈出院1317例、在院763例。除少数儿童、孕产妇及过敏体质患者外，其他患者全部使用中医药治疗，中医药使用率达98%以上。
其中，轻型患者中药使用率94.8%，普通型患者98.8%，重症患者全部使用中药治疗。
4
曾任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医院——和睦家医院院长的刘常平有过公开发声，认为中国在推行医院私营化上的进展上“太缓慢了”。
他还点出，2001年的“入世”将使医院私营化的步伐大大加强……
此言确实不虚，2001年“入世”，我国政府承诺的“五大领域开放”，其第五个就是在“2003年开放医疗服务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和境外投资集团二十年前纷纷瞄准时机，抢占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万杰科技、双环科技、望春花、浙江广厦、三九药业等，都有意介入医院的经营和“收购公立医院”。
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当年有称，要斥巨资在大陆打造医院“航母”；新加坡某财团更是预备投资6000万美元在华合作开设豪华特需医院；澳大利亚的资本也在2001年后将在中国开设高档体检中心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从2001年开始，民间资本进军医疗市场的鼓点已经插响。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至2013年9月末，全国民营医院已经突破一万所；至2015年9月，全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3600家，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量，当时在国内医院总数的占比达到50.55%。
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利好政策”让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非常活跃，客观上加快了新建、收购、托管医院的步伐，这其中私有化和外资入侵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本次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万达集团匹兹堡大学项目。
在买办资本云集的上海地区，民营医院的发展趋势更是有增无减。
据不完全统计，像博爱、仁爱、康新、新虹桥等有一定规模的“集团化医疗”已达十余家，加上其他门诊部和私人诊所等民办医疗机构，总数早已超过一千家。
上海地区的民营医院其起步当然不是以直接投资的身份出现的，这背后依然是那个回避不掉的历史旧题：国资私有化、国资流失。
比如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博爱医院，其前身为轻工医院，原属上海市轻工集团，经过几番周折，最后将医院转换体制办成一家民营医院。
这其中，通过资产评估部门对医院剩余资产进行估值、再通过产权交易所进行产权交易，在当年是“吃螃蟹”式的“创新动作”。
这家上海市国有医院的私有化，筹划于那个响亮亮的年份：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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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直到1999年9月才完成产权转让，2000年6月拿到市卫生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内部斗争激烈可见一斑。
该院的投资方——深圳天下行医疗集团的副总经理刘江宁，曾颇为志得意满地说：“环境在一步步放开，没有不能想象的事。就像以前人们不敢想象，民营医院也能抢夺市场！”
民营医院应运而生，意味着民间资本可以大摇大摆地介入医疗市场，原本固有的“一统天下”之门被彻底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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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医改的开始，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指出“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这直接推动了自营医院的数量飙升。
截至2021年3月末，我国医院总量为3.5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18万家，民营医院2.37万家，民营医院占比66.7%，数量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且民营医院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2%，行业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
从住院费用看，民营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显著高于公立二级以上医院，且理赔金额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从2014年至2019年5月，民营医院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已公布裁判文书为93例——“医疗保险定点民营医院”早已成为欺诈骗保的重灾区，超量售药、串换药品、虚假售药、虚记多记费用、挂床住院等问题严重。
如果保险公司将民营医院纳入医院范围，理赔端将承担更多压力，增加运营成本和理赔风险——而这正是国内公知、南方系媒体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的。
本轮上海疫情中“声名鹊起”的邬惊雷，早在六年前的“2016第十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当时作为上海市卫计委主任的他就表示：“目前上海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发展并不平衡，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数是远远不够的。”
那年8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卫生计生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也称：“要鼓励发展社会办医。”
根据上海市卫生监督所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4年，上海社会办医疗机构从223家上升为1695家，增长7.5倍；社会办医床位数从1236张增长到10521张，增长8.5倍。
就这，邬惊雷竟然还嫌不够呐～
那场论坛上，邬惊雷还说：“我想上海不一定具体说要用哪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探路，探索不同的模式，最终的目的希望在整个上海的医疗市场的培育、发展更加的完善、形成一个更加好的良性互动和竞争。”
又是“探路”，上海确实爱“探路”……
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桥梁不走，非要摸着资本主义的石头过河，美其名曰“探路”……
去年，上海市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6.49，排在全国第13位，已经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7）；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仅为9.62，排在第7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5）；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3.34，排在第14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2）。
魔都，还不警醒吗？
跋
最后提个事儿。
去年5月12日，由贝登医疗、医械购主办的“沪上论道——2021中国非公医疗集团供应链数字化创新论坛”，在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隆重召开。
那场上海论坛汇聚了四十家非公医疗机构、近百名非公医疗机构投资人、管理人员和供应链采购专家。
同时，主办方还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开复先生。
李开复那天为到场嘉宾阐述了“数字化供应链采购”对于非公医疗机构的重要性，他还说：“如今的非公医疗集团已经在各个专业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服务模式、医疗技术都有突破创新”、“技术可以驱动传统供应链的转型，期待非公医疗能够充分运用数据、网络等工具，全面推动医疗器械流通市场变革。”
真的有意思，他们那帮人总能臭味相投。
列宁同志曾经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有言：“应该使生活和知识摆脱对资本的从属，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
这句话应当成为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不论于国内还是世界均来到一个节点的时代中，全球无产者牢记的信条。
今天就写到这，说多了又惹麻烦。
祝福上海，愿上海市民早日脱离困境，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