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配得上“多一些包容和宽松”吗？

　　胡锡进先生（以下简称“老胡”）最近写了篇《要在维护原则和正确的同时，让我们社会多一些包容和宽松》的文章，读来给人一种欲言又止、闪烁其词的感觉。尽管老胡申明“此文不是专门针对某个事件写的”，但根据文章内容看，他究竟在针对哪些人哪些事而写，或许是能估计出个八九不离十的。

　　文章开门见山，说“我们的社会需要多有一些包容和宽松，我是指各个方向的包容和宽松”。由此可见，老胡对当前社会的包容度和宽松度不是很满意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在似乎有点过于刚性了 ，也就是对各种‘原则’非常认真，这有好的一面，但在度上有点过，一些应有的模糊空间被挤压了”。用这种“打喷沙枪”的方式指社会的存在问题，节省笔墨，但很容易让人一时蒙圈、不知所云。比如究竟是哪些方面“似乎有点过于刚性”，不清楚；“各种‘原则’非常认真，这有好的一面，但在度上有点过”，指的是什么“原则”，说它好好在哪里，为什么又突然觉得它不大好即“度有些过”了，也不清楚；“应有的模糊空间被挤压了”，指的是什么“模糊空间”，还是不清楚。这些问题若一二十年前或一二十年后指出，可能也不会显得“超前”或“滞后”，放在现在更没什么错，但它对真正解决问题有啥用处呢？

　　其实，作为一个久经舆论场的媒体人，老胡码字搞出一篇文章来，决不可能无的放矢，应该有所指，哪怕他自称是“指各个方向”。

　　一般说来，人们要理解一篇文章特别是比较深奥文章的内在含义，了解其生成的背景，往往能找到读懂这篇文章的钥匙。同样道理，了解一下老胡写这篇文章时舆论场上发生了什么，就可能知道他因何事有感而发了。

　　当时的舆论场上，似有两个话题议论得最热火朝天。

　　一个是针对学生课本中存在大量有毒有害内容的问题。很多网民反应强烈，说不能承受孩子课本中藏着那么多有毒有害内容，担心小孩受其影响后会走上歪路，甚至像“港毒”、“台毒”教材毁掉一代人，担心任其发展下去，自家孩子会被培养成将来帮着中国的敌人来打中国的一代人。广大网民强烈要求教育部调查组深挖细查，严肃处理相关人员。

　　另一个是针对云南省原教育厅长罗祟敏的问题。广大网民痛恨他在网上散布不但侮辱爱国诗人屈原，还诬蔑、诋毁刘胡兰、刘文学和王二小等革命英雄的言论。更严重的是，此人曾发表过所谓的《共生宣言》，要组织成立所谓的“共生党”。一个共产党员、官至省级教育厅厅长，除弄出一堆乌七八糟的事情外，还要搞一个新的政治组织。网民惊讶愤怒群情激愤，讨伐舆论波涛汹涌，斥责痛骂响成一片，强烈要求云南省教育厅严查深挖，严厉惩处。

　　网民对以上两件事的网言网语，多数的分析评判都是理性的客观的中肯的，但也少数人的言论还是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有的说有毒有害教材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渗透的结果，有的说教材编写出版领域乃至教育领域有大量“公知”甚至文化汉奸存在并作祟，还有的说有人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正在争夺中国的下一代。至于那个罗祟敏，网民对他的言行更是气愤不已，个别人甚至说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来。

　　以上情况，天天上网转悠，写评论文章的老胡不会不知道，但他在文章中说到“多一些包容和宽松”时，却没有将这两件事来个“括号，除外”，似乎就有些不恰当。它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是老胡认为课本中有毒有害东西还不够多，还是那个罗祟敏走得还不够远；或者是老胡认为课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有毒有害的东西，还是那个罗祟敏根本就没有说错做错什么呢？

　　我们的社会很大很复杂，既需要包容和宽松，又不能“齐步走”，“一刀切”。有的领域抑或“可以多一点”，而有的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可能就不存在“可以要多一点”的需求，因为它的包容和宽松非但一点不缺，反而好像还有些过。尤其是某些人，从他们的现实表现看甚至早就不配“包容和宽松”了，但他们实际得到的包容和宽松相当多乃至已经多得没了边。否则，怎么会生出那么多令人匪夷所思却长时间几乎无人问无人管的怪人怪事怪现象呢？

　　老胡文章还就怎样让社会多一些包容和宽松提了些“粗略的”建议。虽然那些建议也讲“坚持原则，要与违背原则的言行作坚决斗争”之类的话，但笼笼统统，似虚晃一枪，比较具体的则是“违背原则的定性要多些谨慎”、“处理问题就事论事，不轻易上纲上线”、“不能随便给人安个政治上的‘罪恶目的’”、“不应随意指控个人和机构‘与外部敌对势力勾结’”，“也不应乱扣‘文革余孽’的帽子”，等等。事实上，那些人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早就自觉自愿地行走在纲上线上了，哪里用得着别人用力或强迫推着他们到“纲”和“线”上去？至于他们的言行有没有“罪恶目的”，是否“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有关方面深入调查才能弄清楚，才能依法依规予以定性。网民不是纪检监察干部，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只是凭朴素的第一感觉给那些人戴戴帽子、定定性质，常常不“合身”，且往往嫌大，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只是网民为了表达一下自己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立场和态度而已，根本算不了什么数的，更不可能被有关部门作为对某个人某个事件查处定性的依据。对那些网民的言论如果过分地苛求，未免强人所难。而老胡对网民言论中夹带的某些词语含蓄地进行指责，谁高兴谁欢迎？不难想象，那些身陷舆论旋涡，被网民声讨弄得灰头土脸的人，假如知道老胡写文章在指责声讨的网民，要求网民左一个“不 ”右一个“不”时，他们怎能不感激得热泪盈眶，高兴得一蹦三尺高呢？

　　人们常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说，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从未停止。不知老胡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如果不认同，甚至认为它是人们的凭空臆想，是杞人忧天，结果自己把自己搞得紧紧张张的，老胡写这篇文章就很正常了；如果认同，却要写下这篇文章，难道就因为自我感觉“我们的社会需要多有一些包容和宽松”，才要帮着那些被网民声讨的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直至最后完全解套吗？虽然不愿意相信老胡主观上有这样的动机和驱动力，但他客观上已经在向那些人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救生圈”。怎能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呢？

　　最后说一下，当老胡向读者宣传“我们的社会要多一点包容和宽松”时，他自己好像就没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他文章从头至尾，吝啬得连一个“好”字都舍不得送给网民，而在指责网民时，尽管很含蓄，但句句击中要害、字字一剑封喉，同时还向网民提出左一个“不”右一个“不”的建议，这能否算作是一种对广大网民有些既不太包容又不太宽松的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