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斯大林生前曾批评过：

　　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可能让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长逝后不久，这样的现象就被变本加厉的放大，苏共高层的组织体系逐渐成了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利游戏”。

　　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干部更换制度，利用其排斥异己、借以撤换反对自己的人，扩大自己的势力。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仅八年时间就已更换了80%。

　　这种对干部过于频繁地更换和调动，不仅造成人心不定、缺乏安全感、干部队伍丧失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使领导干部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经验。

　　同时，从主观角度出发，这样的人员调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出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政治野心。

　　列宁曾这样批判美帝国主义：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

　　只是，从1954年开始，苏联自己却一步步地走上了这条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毛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

　　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集团为培植资产阶级势力，在各级领导人员和一般工农群众之间实行了差别极大的工资等级制度，且千方百计利用职权捞取经济收入。

　　下图是经过1956-1960年所谓的“工资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业领导人员的工资表。

　　1960年，苏联“体制内”法定的职工最低工资是为27-35卢布，对比之下，经理、专家之类人员工资可高达十倍以上。

　　根据1970年苏联《经济报》的数据，企业经理(厂长)、专家等领导人的工资在250卢布以上，他们的人数占所谓“大生产集体领导人(车间主任以上)”人数的10.6%；而“非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资在80卢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从事体力劳动或手工劳动的普通苏联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资在最低工资60卢布以下。

　　……………

　　新生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和贪污盗窃等种种手段获取高额收入，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萨克建筑材料和构件联合公司的经理，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造了两层楼的“哥德式”私宅。

　　当时在苏联国内盖小洋房成风，亚美尼亚甚至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们的劳动，给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级别墅，房屋建筑面积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喷泉、四周有坚固的围墙，老远就看得见这位农庄主席的三层楼房。

　　鞑靼自治共和国明泽林区图凯集体农庄主席兼党委书记，也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辆带座斗的摩托车，且只准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车队……

　　苏共党内、苏联国内的阶级景观，自二十大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也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为日后的苏东剧变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历史伏笔。

　　1971年3月，苏共二十四大召开，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所谓“加强法制”，波德戈尔内随即发表电视讲话，说严格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首要义务”…

　　紧接着，苏联官方的报刊公开叫嚷：要把注意力特别放在加强劳动生产纪律上”、“法院、检察院、仲裁部门、公证组织、警察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应当更坚决地进行加强法制的工作”（据《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载）。

　　大造舆论的目的，是苏修集团加强对苏联人民控制的诉求。

　　1966年，苏修当局正式设立所谓“社会治安部”，在国内各大城市增设摩托化民警部队。

　　两年后，当局又把“社会治安部”改名“内务部”，规定它的任务是对人民的反抗“组织坚决而及时的反击”。

　　当时，这个服务于苏修维稳组织的秘密警察达七十万人之多。

　　1970年秋天，苏修在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恢复了司法部，并配合着发展了数以万计的所谓“人民纠察队”，在工厂、农庄、机关、团体设立了九十多万个监察组、监察哨，还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同志审判会”网，其成员约二十万人。

　　但是，这种背叛阶级属性、激化社会矛盾的统治方式，并不能阻挡苏联人民的觉醒，反而以一种狼狈且污化的形象于苏联存在的七十年时间里成为了一条主线，只不过在50年代末之后被人为地忽视。

　　单说罢工，仅60年代就有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1963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1965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1968年至196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

　　这里面比较有典型性的就是诺沃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

　　发生在位于图兹洛夫河与阿克塞河畔之间，该地有电力机车、矿山设备、化学和食品等工业。

　　1962年6月初，一场持续数日、震惊苏联最高层的工人罢工流血事件就爆发在这里。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伊万舒京于事发后数日呈交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事件经过大致如下：

　　1962年6月1日上午7点半左右，新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八九名工人聚在一起议论物价上涨，逐渐地，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谈论。

　　车间主任见状，就劝说他们去干活，但激愤的工人们走出车间，来到工厂的小公园里继续聚众谈论物价上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

　　恰在此时，官僚作风严重的厂长库罗奇金走过来，直接命令工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

　　可工人们却把他围住，指责“车间劳动条件差”、“厂内缺乏安全技术保障”、“日常生活处境窘迫”、“工资太低”，特别是1962年初该厂又重新调整了职工们的计件工资定额，结果使工人们的工资下降了 30%。

　　一方面是工资下降，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再加上工厂的劳动条件差、安全没有保障——该厂的绕线绝缘车间曾发生过200名工人中毒事件。

　　所有这些使得工人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愤，而厂长蛮横而冷漠的回应使得工人的情绪进一步升级，人群中开始叫骂起来……

　　一看情势不妙，厂长赶紧逃到厂部去了，工人们紧追其后拥向厂部。

　　随后，工人们开始打出要求增加肉类、牛奶供应和提高工资的标语牌。

　　上午11时30分，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近五百人，要求厂长出来对话。

　　此前，州委书记马雅科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州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拉扎列夫以及一批安全局工作人员陆续赶到了工厂，下午三四点钟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也赶到了工厂，可领导们都躲进了厂部大楼。

　　这时，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四五千人，不少市民也参加了进来。

　　但州委、市委领导一直呆在厂部的厂长办公室里，而没有选择走到工人中间去。

　　随即，工人们冲进了厂部大楼，要求领导出来对话。

　　下午16时30分，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通过扩音器发表讲话，人群暂时安静了下来。但他刚讲了几句就被叫嚷声打断：“我们早就看到了告人民书，我们又不是不识字。你说说看，我们往后该怎么生活，工资定额降低，物价却上涨了！”

　　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麦京试图讲话也被立即打断，骚动的人群冲向麦克风，但电线被立即切断了。

　　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了这一紧急事态后，晚上18时，苏共开始动用警察维持工厂秩序，但抵达工厂的一支两百名警察队伍被工人击溃逃离。

　　晚上20时，五辆满载士兵的汽车和三辆装甲运输车驶向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但军队的行动并不顺畅，人群向汽车和装田车迎面跑去，挡住了去路，车辆被迫停下，以致“载有士兵的车辆在口哨声、叫嚷声和玩笑声中调转车头返回”。

　　此后，人群一直聚集到深夜……

　　6月3日，骚乱被平息。

　　科兹洛夫在地方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将整个事件的责任推给一些“流氓和煽动者”，他说：

　　同志们，我们有信心查明导致如此严重局势的原因。但是现在就可以断言，一些流氓分子是骚乱的教唆者…… 这些行为旨在反对人民国家的利益。你们城市一些没有觉悟的工人受流氓分子的挑动……一小撮流氓、酒鬼和挑拨离间者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后至70年代，苏联的群众斗争态势进一步得到发展。

　　如1972年6月25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成万人参加的斗争，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也常有罢工发生。

　　尽管苏修的武装维稳力量百般镇压，但苏联人民的反抗仍在不断增长。

　　还是回到篇首雷日科夫的那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从来就不仅是同君主专制的斗争，也不仅是在沙皇监狱及流放地的战斗表现。

　　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而言，更加困难得多的考验是当自己的党在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的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列宁对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可能出现权谋私、脱离群众、皇室贵族化的腐败现象，是早有警觉的。

　　1922 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大上，列宁特别作出规定，要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人党看做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宁发现莫斯科市委常委会以根据不足、需要“复查”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时，他愤怒地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建议给莫斯科市委以严重警告处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丝一毫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要将他开除出党。

　　信的末尾，列宁还愤慨地写了个附言：

　　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执政党竟然庇护自己的坏蛋！

　　列宁认为，一个干部如果把权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物质欲望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苏联覆亡前，社会上就有不少人猛烈抨击：

　　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质享受与奖赏。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

　　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他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

　　这些人从来没有相信过一天党的信仰和传统。

　　而且，这些人与有些真诚信仰资本主义制度的年轻人还不一样。

　　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随时改变，或者说是无所谓信仰的。

　　他们多数人对权力和特权的渴望要胜于其他活动动机，这些是看风使舵的反复无常的人，法国人管这叫做'翻新的上衣’。

　　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来是戈尔巴乔夫分子，现在又成了叶利钦分子。

　　推荐阅读：事情正在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