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很明显的感受：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兜不住了。

　　这个月各省市在大密集调整预算，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增加债务来缓解收支矛盾。但是自2016年以来全国地方政府每年增量规模已经是在持续增加，截至2021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0.47万亿元——2016年末时约15万亿元，五年间债务规模翻倍，增速惊人。

　　此时，地方债继续举堆，形势不明。

　　去年全国只有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区的债务比小于120%，天津、江苏、重庆、云南、贵州五个省级大于350%。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曾有明确提出：“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但在现实困境面前于事无补。

　　也可能也是为什么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只字未提（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是提了“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时处置一批重大金融风险隐患”）。

　　之前第一财经的数据显示，今年地方财政自给率预估49.9%，正式滑落到50%红线以下，较2021年再下一个阶梯——2021年虽在比较基期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出现两位数的恢复性成长，但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平均成长速度依然是个位数。

　　在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很难动摇的情况下，现在各地方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项目支出已成了常态。

　　2022年的退税减税降费规模达到2.64万亿元，为历史上最高值，其中1.5万亿元来自增值税留抵退税。在5月23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2.64万亿元。

　　前五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约4.62万亿元，同比下降8.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约2.05万亿元，同比下降27.6%。

　　这里面房地产业爆雷和金融业震荡也是两大预期外历史级现象。

　　之前写过，一直到2020年，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二十个，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城市有四十个（所以去年的房地产税“试点”也就顺理成章选在了深圳这种土地依赖度低又没有过多历史遗留政治势力的城市）。

　　细化到省级，去年财政对土地依存度超100%的也有多达五个省份，简直不可思议。

　　再看今天5月17日财政部公布的财政收支状况，上半年1-4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501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9.8%，几近三成。

　　其时去年第三季度的地方卖地收入就同比少了8000亿元，已是单季度锐减的历史记录。

　　为了应对地方财政的压力，财政部已连续三批转移支付，额度达到1.2万亿元，也包含了提前下达2023年预算的4000亿元专项资金，但恐怕依旧杯水车薪。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连居民大规模核酸检测的费用都承担不起了。

　　比如四川阆中，一会儿让市民自费核酸，一会儿公开拍卖行政机关未来三十年的“食堂食材配送服务”。

　　花明天的钱补今天的债，然后再花后天的钱补明天的债。

　　危机之下，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在近两年迎来了大下调。

　　去年年底时江苏、浙江、福建及上海等多省市的公务员就被爆出降薪两成，还有人“抱怨”年终奖金也取消了。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到：“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

　　不过即便如此，近两年的考公热潮还是达到了堪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热顶点，原因很简单：体制外更是哀鸿遍野。

　　体制内可能是每人少领两桶油，但体制外则是欠薪大军和失业大军混杂奔涌。

　　前年2020年时，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97379元，私营单位的则是57727元，相差4万，体制内的平均收入高于非体制内的收入70%。

　　两年后的今天，更是完全不敢想。

　　说财政危机，不得不提还有一支：养老金困境。

　　还记得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延迟退休”风波吧，延迟退休政策的本质是不先解决平等问题，而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

　　这实际是延续高台阶层的福利——至于提供福利的喂养人，只能是下游的被剥削阶层。

　　阶级不平的背景下实行无差别政策，显然是一种固化壁垒的“双轨制”。

　　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叫好（该退不退、坐拥体制内福利），而多数人根本不可能会去支持如今早已“996事实合法化”的处境里的延工制度。

　　养老财政困难、老龄化危机等事端的祸首，并不是不愿意生育的年轻人，而是让年轻人畏惧生育的社会现实，学区房、高物价、996……

　　养老黑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1998年前后，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的还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强政行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80后、90后的焦虑到底来自于什么？既生不起孩子，未来也养不起老。

　　今天交的养老金都是在供养着当下的老人；而待到他们自己年老时，没准又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75岁……

　　老龄化社会，眼下的政府也无奈。

　　2015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4年的2.97：1降至2.87：1，意味着三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老人；至2018年，已六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

　　私有制下，房企和金融企业疯狂地“对内借贷玩票+对外转移资产”，民众则在高物价下消耗着积蓄，政府的信用和财政也被双双透支——这一切纵使被踩下急刹车，其惯性震荡也会产生不可控的风险。

　　不久前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此前以临时工为生——临时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台后推出的重要“企业脱困制度”，去掉终身雇佣制的紧箍咒“给企业松绑”，伤害的自然就是成千上万的临时工群体。

　　日本大家族大门阀控制的企业再度迸发活力，频频出海兼并收购，但日本国内内压绷紧几乎沸腾。

　　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日本十年内货币扩张约五倍（印钱刺激借贷和消费），但是日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却增长不到一倍。

　　日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借贷创业、逛街购物、吃喝玩乐……反而「宅」一族、「丧」一族、「不恋不婚」一族的数量在平成时代的高规模之上进一步扩张。

　　这可能就是曹德旺在2020年时就“历史遗留问题”提出的预测：“我们会遭遇一场信任危机”……

　　泡沫是必须要掐灭的，但爆炸的那一刻很可能会淹没许许多多人……所谓“历史遗留问题”，必然需向历史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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