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江西周公子算朋友圈顶流了，活生生一处当代现形记，值得谈谈。
周公子的朋友圈当然不全是真的，算某种人设。据说周公子搞这个朋友圈，是设定异性朋友才可见.但周公子朋友圈里的一些事，也不全是假的。或者说在他为了完善这个设定，在自己身上集合了很多别人身上的事情，并进行了夸张。
然而，这夸张虽然扭曲变形却又使许多人都觉得似曾相识，乃至呼应了普通人的一些猜想。哪怕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没那么夸张，也让许多人觉得就该是这样，好使自己的怨气有个宣泄方向。
实际上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调查极力强调了周公子是吹牛大王。比如他常去的茶叶店就只卖过6800块的茶叶，绝没有二十万一两的，周爸爸、周妈妈都只是科级小吏而不是大官，几个处级的伯父都退出一线了。可一样证实周公子确实是关系户，满门上下几十年来都在交通这么个谁都懂的肥系统里吃食，家里出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官吏。
这就真属于黄泥掉裤裆，没法说清了。你说周公子吹牛，群众还真愿意相信他，十句有七句假的，万一有三句真的呢？小老百姓还不是看曹雪芹这个破落户吹牛，才知道清贵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大家也只有听人家吹牛这么个不靠谱的渠道才能知道点想知道又没法知道的事情。起码也比你板着脸咬定从周大伯到周爸爸、周妈妈，大家都是一尘不染，一心为人民服务的活圣人靠谱吧。
其实，明眼人马上就看出来了。周公子牛皮吹的震天，说到底是个学渣，过不了最起码的考编这关，没能取得当吏的资格。周家也远远没到真二代的程度，没法搞空降转轨和各种创业神话，所以周公子本质不过是个靠关系吃饭的勤杂而已，不是正经干部的身份，没办法真的接过家族的枪。
然而，周公子再拉胯，名下有房有铺，虽说也是这行当的普通身家，确实也比一般人过得好太多，这又是真的。或者说，大家所不愿面对的，坏就坏在这个所谓普通上。你说周家是小吏，可人家代代官身，有几个处级，还是正儿八经的肥缺，真是一窝子躺在粮仓里吃倒饱生孩子，啥都不用愁的大老鼠。偏偏这样的老鼠确实很多，一窝一窝的，还不怕人。
周公子这件事，或者说周公子现在的困境，是你说他事大，其实也不大，他行为上有多大的错，也就是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按公务员处分条例顶天也就是记过，于他一个职工有什么关系？你说要拿这家充KPI，又难免物伤其类，还容易引起其他联想。
但你说这事小，显然在舆论上也不是小事，一些过去脉脉温情的面纱被揭破了，有些赤裸裸的事实要去面对。捅穿了这层窗户纸，大家心里有数了，如果没有任何作为，这个影响显然就不会简单随热点过去而过去。
我们可以看下历史。这类困境在古代历史上是可以比较常见的，不妨可以看看历史上是什么样的情形。古代王朝当然也要经常面对处理民怨，砍贪官污吏的问题。
大清的贪官污吏里，有三种人是比较特别的（这里不讨论勋贵，不在这个话题范围内）。第一种是能吏，这种一般也是大吏，像李侍尧，治理云南把一个过去要吃转移支付的省搞成国家的钱袋子，能力是真有，但品行也真差。你贪就算了，哪怕你带全省一起贪，关键还被人抓到把柄，在政治斗争中直接抖出来，逼皇帝要处理。这种怎么处置就比较讲究了，杀可，不杀也可，问题实际取决于皇帝能不能自己背锅上。
第二种是草吏，这种基本上连官都不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关镇五巨头（源自SC论坛的一个梗）。这些人在地方上盘根错节，数目庞大，形成了一个吏的阶层，是大清官场生态的最下位。
以个体而论，他们差别巨大，大部分，县令随意就能干掉几个，少部分和知府，总督可能都有点门路。但以整体而论，流官有换的，草吏依靠宗族联姻，世代积累却能牢牢掌握地方，改朝换代都未必影响到他们。
这些人和基层接触最多，和大官比拿的不多，关键是吃相不好，民愤也最大。老百姓看不到也想不到总督拿了多少，但能看到村长扣了大家的救济粮和卖地钱，按理说杀了也最合适。但朝廷要在最小成本下维持社会的起码安定，又离不开他们，朝廷用他们就要承受这个代价，势必要在杀与用之间维持一个平衡。
最后一种，我叫他附生吏。什么叫附生呢，寄生植物在古代就叫附生。比如说，开漕运，要管理漕丁、漕河，盐业专营，要管理盐丁，买卖官盐，乃至设卡收税，都需要一批人。随着朝廷各种事业铺的越开，国家赖此运作，无数金钱物资流动，当官的来来去去，哪有父子相传的漕运总督、两淮盐运使，但各路小吏借此分肥，倒真是父死子继，跟着发展壮大。从周公子家的生态位上看，在清朝大概就处于附生吏这个位置。
你说朝廷需要这些小吏吗？当然需要，可也没到不可替代的程度。你一个帮朝廷收过路费的，就算再收十代人，还能跟样式雷他们家比不成？但这些人积累的家业，占的好位置，可真不少。久而久之，他们滋生太多，在供应链上被吸得太过分，不免使效率大大下降，体制大大臃肿了。
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可不远，几乎人人都受过他们盘剥，人人看着他们的好位子都羡慕的不得了。这都是老百姓能实实在在看到的，你既不是科举出来的文曲星老爷，也不是从龙入关的包衣，享受的荣华富贵比县太爷都强，你凭什么？就凭你爷爷给五十年前被朝廷雇来挖漕河？难道朝廷没付过工钱？再说，你当年就挖过漕河算苦劳，养你一家五十年，养到现在，全家堵着漕河收钱，运过去十石粮你敢吃掉一石，性质还能一样？
历代都有这样的问题，确实困难了，内外交困，怎么办，要释放一些社会资源，减压增效。道理上说，这三种对象都该处理，但也确实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像李侍尧。洪武爷能杀，也敢杀。乾隆爷能杀，不舍得杀，最后保下来了。光绪爷，他能做什么主，他能杀谁啊？但这确实是对上层队伍，甚至整个官僚队伍的表态，乾隆爷不杀李侍尧，开议罪银，就必然有和珅，和二又何尝不是奉旨为陛下储财。这其中自有开国的豪气胆气，中世的权衡维持，末世的无能无奈。总的说，绝大多数世道，李侍尧这样的能吏是杀的少，留的多，牵一发往往动全身，非雄主不能断。
剩下的草吏和附生吏呢，就要讨论一番了。类似城关五巨头式的草吏，以个体而论，消灭的代价不大。但他们盘根错节，牢牢掌握乡村城镇，不说平时要靠他们工作，消灭了这些人，大清有办法提供别人替代他们吗？开国这么多年，还有多少忠勇的八旗儿郎可用，全面铺开，又能不能筹措这么多粮饷呢？现实是什么？八旗子弟提笼架鸟，已经腐化了，乾隆爷不惜把一堆汉军旗都赶回绿营，就为给真八旗省点粮饷，还能靠谁去田间地头？所以对草吏，只能定一条线，比如说，你要保证钱粮交上来，百姓不造反。不要越过去，你就是忠实可靠，越过去，那只能拿你泄民愤，个个该死。
剩下的只有附生吏了。按道理说，附生吏是最没反抗能力的。他们没什么不可替代性，你不干多的是人干。你个收过路费的能怎么反抗？你要反？从老百姓到手下的税丁，哪个不恨你入骨？今天你不收钱，明天能招来一百个愿意替朝廷收钱的，薪水还肯打个骨折。但附生吏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抗的武器。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在大清体制内混，不少人做到典史，通判之类的佐贰官，有点小权力。而他们长期侍候上级，历任府道，甚至总督的黑材料也积攒了不少。他们真要彼此勾连，一起发力，在体制内外也能有不小的声势，也能造成不小的麻烦。
或者说，这个寄生阶级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其实是朝廷的体面。可话说回来，如果你连问题都不肯承认，一定要咬死了我大明国富民安，风调雨顺，官清如水，民顺如羊，哪你还解决什么问题？你就活该收不上税，打不过东虏，李闯王要进京了，你还在收捷报呢，自欺欺人谁不会啊。
说穿了，无论任何时候，要解决问题起码要承认问题，那就必须要撕破体面。你有黑材料又怎么样，我当做看不见，舆论不跟进，轻描淡写，绝不扩大化。你闹又怎么样，有的是人接岗，我还能把更多问题推给你，更好的发泄民愤。只要朝廷肯承认问题的存在，自己能力的有限，务实的拉拢其他阶层，尽量孤立这个阶层，那么这些吸附于朝廷的寄生虫是可以消灭的。
历朝在面临这个问题时，都是慎之又慎，不到实在困难，谁不想讲体面，谁又愿意承认困难呢？而就算真动手的时候，比如大明也选择砍点社会服务人员，结果呢，寄生虫没消灭多少，倒是把真办事的消灭了许多，干脆砍出了八大王和李闯王。这也是草吏和附生吏惯有的手段了，你要整治，我就把你引导别处，让你杀掉最后一点还在干活的苦力，把问题进一步激化，乃至直接引发系统崩溃。
所以不止要捏着鼻子承认，你要真心实意的去调查问题，解决问题。并不是一声令下，简单的表个态，下个罪己诏就能解决问题的。比如说，三种人，民怨都大，那就该借着民怨有重点的处理一批，甄别一批。从典型到普遍，直到整个阶层的清算，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目的明确又不能操之过急的过程。干脆说，应该是温水煮青蛙，而不是疾风暴雨，可经不起折腾了。这类事情做的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古代王朝的兴衰存灭。
当然，以上都是历史上的情形，自然是今天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毕竟，古代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发达的舆论监督，也没有我们延伸到基层的政府管理体系。
但我们也要承认，当代存在一个很庞大的中间食利阶层，周公子所代表的关系户也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阶层随着社会发展占有了大量财富和资源，又没有实际的生产力，偏偏又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是，甚至没有清晰的定位。比如说周家算二代吗？周公子试图装作是，不少人也觉得他是。但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自己不是，面对真正的权势他是很卑微顺服的，拿到一根大领导的烟恨不得供起来。
而这样一个阶层确实日益成为当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醒目的阻碍。又或者说在社会环境困难的时候，无论是上层进行社会治理的统治阶层，还是下层从事生产的劳动阶层，都感到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势必要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进行更有效率的调整。
其实，我们回到江西周公子这件事，一边是吏二代头脑发昏，甚至还有比他更骄奢淫逸的流量明星在霸屏刷仇恨，另一边却是社会在激辩小镇做题家的价值几何。说到底，做题家再不堪，再软弱无能，搞出这种鲜明对比也不是什么好信号。
炫富炫权这种事并不能完全归结于脑袋发昏。整个社会的风潮，我们的媒体舆论长久以来就是在传播这样观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洗脑，它最终的目的是要打造出财富的神性，结果却凸显了社会的分层脱节，暴露了一批德不配位的牛鬼蛇神。说穿了，要是思聪炫富，大众实际上已经习惯麻木了。但周公子之流，却属于小儿持宝过闹市，这个阶级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他们习惯权威和体制会庇护自己人，就像跟班习惯和公子一样被人羡慕和奉承。于是，他们自以为可以和真正的豪强资本家一样炫耀并享受这种不公。但他们压根不是权威和资本的真自己人，普通人又因为权贵豪强积累了太多不平与愤恨，风头一紧，这些假公子势必要比真公子先一步吃苦头，甚至被真公子甩出去当挡箭牌。
当然，周家的衰落和周公子的发昏，说到底，只要考不上编，吏二代也就那么回事，充分说明了吏这个阶层光鲜下的局限性。这比起哪怕十多年前，直接安排进岗接班，终究社会还是在进步的。但这个进步速度能不能跟上我们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异化呢？过去我们因社会的高速发展而习惯的流动性，随着近些年来经济活力的下降，每个阶层都按耐不住，多积累些资源准备越冬，是不是又缩减了呢？
诚然，治大国如烹小鲜。比如像前明的空印案，郭恒案，一味靠蛮干硬干，纵然收效一时，对社会的震动撕裂也极大，未必就合适。当代也不能一味学旧时代那套。但面临相似困难的时候，终究是可以稍微参考的。
社会上一边感慨卷的厉害，一边又抱怨年轻人躺平，这些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外乎是社会增量的产生已经逐步让步于存量的分配，而这分配真的有问题。而有问题要承认问题，承认问题后，要逐步解决问题。毕竟，老话怎么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否则的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