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传来了微博上的一段凤凰卫视的视频：

　　笔者特意查了一下，这段视频出自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在2006年12月27日的视频《“毛泽东热”经久不衰的秘密》，完整的视频内容笔者也看了一遍，这期视频请到的嘉宾是马未都和作家王斌，而讲这段“往事”的人就是王斌。

　　王斌所说的这张床现在就摆在井冈山八角楼的“茅坪毛主席旧居”。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而这张床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真正起点。

　　“恶狠狠的说了一句话”、“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著名作家”对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切齿痛恨，仿佛已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根据王斌的讲述，“著名作家”曾经在它的小说里用那泡尿酿出了高粱酒”，我们很容易推断出这位“著名作家”究竟是何许人也。

　　“著名作家”在他那篇《毛主席老那天》（“老”——山东方言，死的意思）的文章里还只是暗戳戳抒发自己对毛主席“老”的幸灾乐祸和对毛主席的嘲讽指责，而在王斌所讲述的这段往事里，“著名作家”对毛主席的痛恨已经是极其露骨、毫不掩饰了。

　　王斌的这段话算不算给“著名作家”抬轿子的人所说的“告密”呢？显然不算！

　　作家王斌曾被称作张艺谋的“御用编剧”，还是余华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活着》的副导演，11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小说《六六年》。应该说，对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态度，王斌与那位著名作家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王斌没有作家那么下作，他对毛主席还没到全盘否定以致切齿痛恨的程度。而王斌不过是想要借“著名作家”的话，在节目中描述今天对毛主席的“质疑”大约是什么样的场景。王斌能够第一印象想起“著名作家”的话，充分说明了“著名作家”在今天的反毛思潮中的分量。

　　凤凰卫视的节目是2006年录制的，王斌回忆说是“20多年前有一次和一帮作家到井冈山去，就去重新凭吊当年的革命先烈在那如何战斗的”。笔者又查了一下相关人士回忆，著名作家去井冈山的具体时间可能就是“1987年秋天”这次：

　　也正是1987年，王斌所说的“著名作家”“撒泡尿酿出了高粱酒”的小说由导演张艺谋搬上了荧幕，那时的“著名作家”已经靠着1985年发表的抨击人民公社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1986年发表的解构革命、“呼唤人性”、向往“蓝色文明”的《红高粱》，一时风头无两，获得无数殊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解构革命与反毛，与其说是一种突破，不如说是在纳“投名状”。

　　所以，“著名作家”面对作家同行所表现出来的“恨不能撒泡尿”的“切齿痛恨”，更多的是一种刻意“表演”——谁“表演”得越极致，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地位。

　　况且，笔者实在想不出，彼时的“著名作家”与毛主席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著名作家”8岁时拍了人生第一张照片，穿着虽不光鲜却干净得体，更是被人民公社养得白白胖胖，与作家的“饥饿记忆”文学描写形成了很大反差；

　　著名作家在学校“造反”、调皮捣蛋退学，却能在毛时代入伍当兵，后来又在部队考上大学、成为作家，实在看不出毛泽东时代怎么亏待了他这样的农家子弟；

　　而他的两个哥哥，一个上了大学当了教师，一个读完高中成了正式职工，这是解放前的农家子弟不可能有的境遇；

　　他病危的母亲是毛主席的626指示发出后被先是“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后来又是“县里的医疗队”救治的，而且是“义务看病，不要钱”（引号里面是作家自己的文字，当然他写这些文字主旨并非讲母亲被救，而是要讲时代和封建观念带给母亲的苦难）；

　　反倒是著名作家的堂姐在8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被废弃以后，遭遇了“意外之死”。

　　这算不算“忘恩负义”呢？为了个人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不惜去歪曲历史、编造谎言，背叛自己的阶级，诋毁、咒骂本阶级的“救星”、“恩人”。

　　不过，更加令人不齿的是，如此痛恨毛主席的“著名作家”，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却领衔百位作家亲手誊抄“延安讲话”。

　　在其获得国际大奖之后，法新社记者问起了他为何要抄写“延安讲话”，显然一个老外都知道著名作家的作品完全背离了“延安讲话”精神。

　　于是，“著名作家”为了不损害自己在国际教父面前的形象，把被撕去一角的“投名状”补回去，就回答记者说：

　　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的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的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

　　好家伙，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我们看到的是从解构革命、到咒骂革命，层层递进、步步为营，这哪里有一丁点儿“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影子？明明是越写越离谱、越写越过分、越写越嗨、越写名气越大、越写外国人越赏识好吧？

　　而在获奖次年4月，中国官方举办的一次活动中，“著名作家”的回应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对比上面著名作家回应法国记者的话以及作家1987年那段“恶狠狠”的话，笔者只能直呼三遍，好家伙！好家伙！好家伙！

　　在“著名作家”给自己立的光鲜牌坊底下，正是碎了一地的节操。

　　又如，作家曾跑到香港演讲，说什么“文学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的确，“著名作家”从来不给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人民领袖唱赞歌，作家的笔下，穷人中也有恶棍，富人中也有圣徒，革命队伍里处处是“不堪”，但他却在《北海道的人》一文里给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日本民族献上了极尽谄媚之词；作家的《红高梁》里的中国人是野蛮、丑陋、落后、胆小、愚昧的，作家的《丰乳肥臀》中，明明是侵略者的日军却是军容整齐，骑着高头大马，坐得端正，腰挺直，日本军医救了母亲和孩子，纪律严明，富有爱心；还有，刚刚落马的贪官张本才、赵志刚，都是作家曾高调歌颂过的对象……

　　既然著名作家领衔抄写过“延安讲话”，我们不妨重新温习一下其中的几段：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

　　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显然，对于作家的丑陋表演，毛主席早有预料；无产阶级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就如同有了一双火眼金睛，再漂亮的画皮也会立即被识破。“著名作家”之所以痛恨毛主席，这或许是“阶级立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