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写的《疫情三年，刑事案件中的羁押与会见》令很多同行深有同感，也有不少律师发表了类似感慨，疫情防控加码下，刑辩越来越难做了。

　　我在四川内江有一个重大刑事案件，案涉几十名被告人，第一被告人羁押在甘孜州看守所。因为接案比较晚，我作为第一被告的辩护人，至今只会见过一次，还是远程视频会见，实在不是我懒，而是距离和疫情限制。这不，再想会见，被告知得到当地“三天三检”后才能会见，还是视频会见。

　　什么叫“三天三检”？就是三天做三次核酸检测，而且必须是三天分别，不是一次性。这意味着落地后，首先得隔离三天，做三次核酸检测后方可行动，加上办事，至少四天。而我们的工作强度和效率又要求，我们到某个城市，通常是办完事就走，巴不得是当天来回，可以不住。否则将近一个星期时间都泡在那里，别的事就做不了了。我就停留一天，怎么三天三检嘛！

　　看守所明确告诉我，外地律师得先三天三检，才可以安排会见。如果停留一天，那么因满足不了三天三检的前置性条件，将无法会见。成都是因为7月份的疫情，才出现了三天三检，当时报道说是根据国家疫情防控方案要求，出现本土疫情时，区域核酸检测需要至少连续做三天三检，后续再根据筛查结果动态调整。至于为什么需要检测这么多次？砖家说，感染病毒之后，其实是无法立刻通过采样检测检出的。病毒进入体内会进行复制，只有增值到一定量，达到检测阈值，才能被采样检出，“结合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潜伏期为2-4天，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多轮检测，才能确保所有的感染者都被筛查出来。”

　　问题是，现在成都疫情已经化解，甘孜又没有疫情，为什么还在延续“三天三检”呢？没有人告诉我答案。他们只是把车轱辘话再重复一遍。

　　健康宝绿码没有用，打了三针疫苗没有用，48小时核酸检测没有用，行程卡绿色没有用，来自低风险或无风险地区没有用，反正就是要“三天三检”。我不想去了被隔离，就只能暂时不去。还有律师更悲催的，从四川去昆明会见，昆明对四川过去的一刀切先隔离七天，结果他好不容易隔离完了，办完事回四川，四川又一刀切隔离五天。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异地刑事案件？

　　本案由于第一被告人被羁押在甘孜，其他人早已转回了内江，于是法院就一部分被告人先召开庭前会议。所有辩护人都面临困难，就是预约会见最早排到十一月了，庭前会议前根本约不上会见。外地律师在内江还是要三天三检，成都律师必须有内江的核酸检测报告，否则连法院也进不了。这样就把律师整个办案成本提升了，而这些最终是要当事人家属负担的，导致有的人不得不解聘外地律师，改用本地律师。众所周知，重大案件尤其是涉黑案件，打破地方公检法司对当地律师的无形压力，才能取得突破，但现在这条路正在堵上。

　　律师执业是不限地域的，甚至很多重大案件都是以外地办案为常态。比如我们团队过去几年接的几十件案件，几乎无一在北京本地，而是遍布全国。忙的时候，一周跑几个城市，开几个庭，也都是司空见惯的事。现在，这一切都变得不再可能。会见，得提前去，要在当地做核酸，如果三天三检，得最起码提前四天去。稍不留神，就会被隔离在异地。我今年已经被北京健康宝弹窗很多次了，每次都是求助到精疲力尽。有时只是路过风险区所在地级市的无风险地区，也弹，一旦弹窗，可能就买不了票，回不了京，几番下来能把正常人逼疯。这些，经常出差的北京律师应该是深有体会。

　　再这样下去，刑辩律师很难异地办案了。北京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诉讼律师，本地案件根本满足不了案源需求，若各地都画地为牢，以邻为壑，就会造成办案成本急剧增加，更令当事人顾虑重重。对于司法行政部门而言，外地律师都是刺头，本地律师可能更好管理，可以集中给他们开会，要求他们“讲政治”，重大敏感案件和涉黑案件不得做无罪辩护，减轻律师与公检法对抗，构筑“和谐社会”。这样一来，指控成功率和有罪判决率自然就高了。

　　有位律师说，有些人其实希望病毒再狡猾一些，再顽强一些，不要被轻易消灭，这样他们可以每个月挣得盆满钵满，因为围绕这疫情滋生的利益链条并不希望无疫。一旦没有了核酸检测这类生意，他们还能这么轻松地赚钱吗？同理，有些人也希望这种层层加码处处管控不要消失，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手中的权力的分量，才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获得最大的快感和满足。至于那些可能被损害的小民的权利，并不重要，因为一切要服务大局嘛！

　　如果哪天异地刑辩业务真的开展不起来，我也就停业在家，好好写写这么多年的刑辩故事，不用东奔西跑得罪一些地方的某些公检法了。觉得自己蒙冤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就自求多福吧。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