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索罗斯有着非常复杂的网络和业务范畴，其底层的理念是犹太商人的邪恶世界观——企图用多层多类型的操作系统来奴役和控制整个世界。他要将犹太人的历史观强加到所有民族头上，所以到处贴标签。并且，索罗斯希望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成为国际机构的附庸，而这些国际机构将由他来定义和操纵。索罗斯基金会以在世界范围内将“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作为活动目标，为在他国发动“颜色革命”奠定社会基础。

　　一、索罗斯是颠覆世界各地政权、毁灭世界多样性文化的旗手

　　索罗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00人之一，估计净资产超过250亿美元（曾居全球富豪榜第29位）。他将自己在金融业工作中赚取的大部分财富捐给了开放社会基金会，该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在100多个国家为民主和人权事业提供财政支持。索罗斯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上层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在纳粹占领匈牙利的时候幸存下来。二战后，索罗斯移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学生，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启发了索罗斯基金会的名称。索罗斯通过在华尔街和欧洲的投资和对冲基金发家致富。他的基金会最初被称为开放社会基金，于1979年开始为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的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他很快就专注于促进前共产主义东欧国家的民主，包括他的家乡匈牙利。1991年苏联解体后，索罗斯认为这是一个在曾经被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机会。这一年，他在布达佩斯成立了中欧大学，这是一所旨在促进更多国家和平演变和国际合作的学校。

　　索罗斯有着非常复杂的网络和业务范畴，其底层的理念是犹太商人的邪恶世界观——企图用多层多类型的操作系统来奴役和控制整个世界。仅2003到2004年，索罗斯就向527个政治团体捐款，他成立的开放基金会在70多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

　　索罗斯的权力早已渗透了诸多国家机器。格鲁吉亚安全委员会秘书，是索罗斯格鲁吉亚开放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关于颜色革命，格鲁吉亚前外交大臣萨洛梅祖拉比希维利说，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是民主化的摇篮，所有被索罗斯基金会吸引的非政府组织无疑都在进行这场革命。她认为，革命后，索罗斯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被整合为政权。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禁止了索罗斯的基金会。匈牙利，索罗斯的祖籍地，宣布索罗斯是国家的敌人。马其顿致力于反索罗斯。另外索罗斯还支持世界各地的分裂运动，科索沃，塞浦路斯，以及索马里兰等地都是。索罗斯在美国本土还致力于毒品合法化，同时，索罗斯也游说美国政府禁止华为。2014年，索罗斯在乌克兰建立基金会，致力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翻脸。

　　在美国，犹太财阀势力已经将政治正确深刻地刻入到国家机器当中。在美国可以随意批判总统，那只是愚民和娱民的工具人而已。如果批评索罗斯，那就立刻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

　　索罗斯同样代表犹太势力，在深刻地控制美国政府。2004年，他说，将乔治·布什赶下台是“我生命中的核心重点”。而且他向试图击败布什的团体交付了近2400万美元......，在Move On.org的帮助下，通过将布什比作希特勒。他一直是奥巴马总统和克林顿夫妇背后的资金和傀儡。美国也有不少人士认为，索罗斯是所有种族纷争和破坏的幕后推手，资助自奥巴马时代以来出现的国内恐怖分子，从潮汐基金会（......formerly Acorn）开始。索罗斯要将犹太人的历史观强加到所有民族头上，所以到处贴标签。并且，索罗斯希望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成为国际机构的附庸，而这些国际机构将由索罗斯来定义和操纵。用他的话说，“只要存在超越国界的集体利益，国家的主权就必须服从于国际法和国际机构”。奥巴马和希拉里以及民主党机构的其他成员已经签署了这一愿景。还有一些RINO的人也在听从他的金钱和愿景。

　　二、索罗斯本人及其下属机构长期渗透他国，操纵“颜色革命”

　　制造出更多放弃主权、民族身份或边界的国家是索罗斯的目标。而仅有的障碍几乎只有中国，俄罗斯，朝鲜。在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的一些“颜色革命”，其中许多都是由乔治索罗斯直接或间接资助的：这意味着，他们是由纳税人的钱资助的。

　　众所周知，在一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非政府组织（NGO）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量的支持、帮助反对派的工作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具体实施的。尤其在“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美西方非政府组织，如“爱因斯坦研究所”“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宗教自由基金会”“OTPOＲ”“自由之家”“国际共和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最典型的是索罗斯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它是由美国金融炒家索罗斯创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 Open Society Institute）是其执行机构，其宗旨是为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索罗斯积极参与“颜色革命”，在中亚国家的政治风波中推波助澜，“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成为美国参与渗透和颠覆他国政权、推进非暴力更迭政权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苏联解体后，索罗斯基金会开始在中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1990年，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从1990年到2004年在乌克兰共投入资金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总部外，还在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1993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进入外高加索，目前，除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设有“国际索罗斯科教计划”中心等4大机构外，还在4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1995年和1996年，分别进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1997年，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也纳入其全球网络。

　　因此，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了所谓的“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便参与其中。2016年末至 2017 年初，马其顿、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东南欧国家政府和媒体频频发声，指责索罗斯基金会煽动民众对现政权的敌对情绪，推波助澜激化社会矛盾，批评以索罗斯基金会为首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是造成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的重要原因。21世纪以来，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也开始进入中国。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人员，以“扶贫”“技术开发”等名义开展工作，他们从经济、政治、社会中不断凸显产生的各种问题入手，全面切入我国各个领域，其中不排除部分具有西方国家政府背景和很强政治意图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展非法政治活动。

　　三、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及其特点为在他国发动“颜色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

　　索罗斯基金会在创立之初即以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将“封闭社会”发展成为“开放社会”作为其活动目标。索罗斯本人极大地继承了波普尔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贯穿于索罗斯基金会的各项活动中，并鼓吹“开放社会”的正当性和唯一正确性。

　　首先，索罗斯在表面上继承了波普尔的思想，鼓吹“开放社会”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而且“开放社会”必须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自由、法治的社会。当地政府及公共服务改革计划就是索罗斯基金会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国内制定的众多计划中的一项。这一计划不仅创立了实力雄厚的研究网络以向当地政府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工作，还支持围绕法制改革、反腐败、决策制定中的公共参与、公共服务等当地政府问题的深层研究，向当地政府转型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资助当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团的发展，其目的就是创建更强、更有效的可以长期、有效渗透到当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团。索罗斯认为只有完全实现自由市场经济 , 这个国家才可以充分获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经济与商业发展计划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并加速了当地传统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这是索罗斯控制他国的第一步策略。

　　第二，索罗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库基金就是在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内打造一个独立的政策中心，即通过识别和分析政府各项政策来颠覆这些政府。使这些国家进入盎撒人议定程序之中的民主化进程，然后监督当地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之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可以参与当地政府的角色，进行干政，并诱导当地公众表达意见，在该类国家煽风点火，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终目标就是在这些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索罗斯的邪恶计划，不仅在这些国家内部煽动公众情绪，引发舆论危机、引导社会撕裂，并对其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和关注，此外还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人文社科类型的专业当中栽培“敌对势力”，通过各种学术交换、学术会议、学术沙龙等形式，培养相关专家，引导当地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异议和反对，确保其能对当地政府的政策制定进行最致命的影响。思想库基金每年还会资助超过十名来自包括乌克兰 、格鲁吉亚在内的中东欧、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员在中东欧最重要的智囊团里进行三个月以上的学习研究，以不断培养有意愿、有能力影响社会公共生活的年轻一代，为“开放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第三，索罗斯基金会所推行的大众传媒发展计划打着为了提升这些国家的包括电视台、广播、报纸、广播网、通讯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传媒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幌子，实际上进行对喉舌的控制和对宣传机构当地影响。这一计划对传播西方“开放社会”价值观念的媒体出版物的发行给予支持，对违背西方新闻相关原则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反击。索罗斯还对这些国家整体的传媒体制发起进攻, 除了建立许多自我管理机制的媒体外, 还积极促进这些国家媒体所有权的变更, 打破当地政府对媒体的垄断地位，从而实现媒体所有权多元化的政策转变，为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得以传播创造制度性条件。除此之外，还特别为那些反对党的媒体出版物和记者提供资金和培训并支持当地独立媒体工会的建立、加强广播频率的可准入性。2003年，该计划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组织在乌克兰形成了一个新的公众委员会，以帮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电视和广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发展中，从而使当地媒体最大化地为其所用。

　　四、索罗斯基金会进行颠覆活动时的主要策略

　　第一是蛊惑青年。索罗斯基金会所做的蛊惑工作潜移默化、贯穿始末。索罗斯基金会除了在这些国家全面开展强化民主、增强法制建设、资助独立传媒的创建等工作外，还十分注意这些国家青少年的教育事业以及娱乐事业。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国家已经发生的进步，也不理解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而只是一味关注与他们理想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最终在“颜色革命”中冲锋陷阵，举起了反政府和反本民族的旗帜。

　　第二是干涉内政。每年索罗斯基金会的工作报告都会对所谓的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事件进行评论，还会对这些国家一年内的各项民主化、法制、人权等建设进行评估并根据这些工作带来的监督结果对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调整。“颜色革命”中，索罗斯基金会更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国内各种动态信息，及时利用新闻媒体、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对当地政府及其政治体制进行抹黑和歪曲。还对当地居民就有关如何做理性选举人进行培训，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普世价值来让群众认为对他们的理论深信不疑。索罗斯基金会还会推出针对选举工作的专项监督计划，如乌克兰全民监督委员会，就是索罗斯搞的，目的是让乌克兰成为西方价值观的附庸，永远丧失其独立自主的文化观。

【2013年12月8日，萨卡什维利（右）来到基辅独立广场发表演讲。】

　　第三是出资支持非法政治活动。索罗斯及其组织，特别善于潜伏和做长时期的准备。蛰伏之后，利用选举、或是该国某项政策发布、或是发生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社会舆情危机的机会，或是利用民族矛盾，蛊惑并组织该国民众进行街头抗议活动，推动“颜色革命”。在格、乌、吉三国，均是在执政党赢得大选之后，反对派不接受选举结果并组织支持者上街进行游行示威，直至重新进行选举，反对派成功上台。在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在广场上召集了大概3000多人站了36个小时，绝大多数人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获得每天5美元的“工资”。当时格鲁吉亚月平均工资只有23美元。在乌克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橙色革命”中很多参加街头政治活动的民众并非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是由于生活困难，参加街头游行示威活动每天可以从索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获得几美元的“工资”。在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之前, 索罗斯基金会早就安排人员到各地关注选举进展，特别是在南部反对派势力强大的地区，在阿卡耶夫当选总统之后，积极组织当地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总统下台。索罗斯出资雇佣民众参加游行示威活动，不仅是街头政治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也是直接的组织者。在推翻原来选举结果，帮助反对派最终赢得选举、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索罗斯的支持和直接介入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四是善于以非法和灰色地带的方式搜集情报。索罗斯及其下属机构非常善于非法的、灰色地带的情报搜集活动，对格、乌、吉三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群众思想状态、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各个领域进行调查研究，写出研究报告，供美国政府参考。自由之家在其2003年的年度报告中称，该组织对前苏联和东欧转轨国家的一些研究报告和建议帮助美国政府确立了对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战略。在“颜色革命”期间，索罗斯下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密切关注相关方面的信息，并且迅速分析，根据最新进展提出配套方案。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前夕，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就在该地区活动。当乌政府镇压暴乱时，索罗斯的爪牙们广泛收集政府及军队的资料，并在当地及中亚地区的媒体上大力抨击乌总统卡里莫夫。索罗斯的组织动用了大量资金用于收买当地情报人员及信息分析，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美国志愿者参加，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有其分支机构和志愿者。他们与当地美国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并按照该组织在冲突地区的“紧急预案”做出反应。

　　第五是通过国际访学和留学来进行思想播种。索罗斯资助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在社会精英和青年学生中培植亲西方的力量，寻找中意的代理人。索罗斯亲自办的一所中欧大学，实际上意识形态鲜明，如果可以按照其计划写作，就比较容易获得奖学金。相反，如果写作和研究中，反对了西方的意识形态，那便无法毕业，甚至还会遭到社会性死亡和学术界镇压。索罗斯通过各类培训、交流等手段，邀请相应国家的官员、学者、律师、记者等到西方国家访问，资助青年学生到美国留学，使其回国后成为“颜色革命”的中坚力量。外国非政府组织重点物色反对派领袖人物，并在其国内塑造其开明、民主的形象，予以全力扶持。例如，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就曾经在美国留学，接受了系统的民主斗争的方法、技巧培训。索罗斯曾设立访问学者课程，以吸引正在从事“民主改革”的学者和来自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人员。据统计，从1993年到2005年，已有9万多独联体各国官员、学生得到资助去美国访问，其中许多人被培养成为从事“颜色革命”的骨干。有些人回国后， 在参与本国立法、制定社会经济纲领乃至编制教材时都力求体现西方价值观。索罗斯举办各种有针对性的培训班、研讨会，传授非暴力政治斗争特别是选举策略和技巧，广泛联络反政府力量，特别注重对政治热情高和事关未来政治走向的年轻人的“民主塑造”。通过此种培训、交流活动，索罗斯在一些国家营造了民主气氛，培养扶持了代理人，为“颜色革命”做准备。

　　第六是强势施压当地政府。索罗斯基金会通常对目标国进行两方面的施压。一方面，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索罗斯基金会大打公益牌，在这个阶段往往能够获得民众和崇拜西方者的信任与好感，再利用公众力量、所谓公民力量向当地政府施压。索罗斯基金会网络具有极强的渗透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发生在这些国家内部的事件国际化，使该国的国际形象成为可以被索罗斯操纵的对象，从而对当地政府造成巨大威胁。当地政府只要没有按照索罗斯所规划的路径发展、进行主动的和平演变，只要在国际行为中不按照西方世界和犹太财团的利益行事，那么索罗斯基金会马上就会在国际上制造舆论风暴，向这些国家施压直到其做出改变。另一方面，索罗斯基金会还借助物质杠杆进行施压。“颜色革命”发生国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制度等各方面发展都比较滞后、不够成熟，或许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来达到恢复本国经济的目标。在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索罗斯基金会在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卫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经济、人力等物质援助时，将其与所关注的问题挂钩，迫使这些国家政府以索罗斯基金会所设立的目标进行社会改革，从而为索罗斯基金会的活动创造更有利的社会环境，最终发动政变。

　　索罗斯在全球所推行的价值体系是一套纯粹的西方价值观，并且从未真正考虑所施加的国家，其目的只是为了巩固西方五百年以来的霸权地位，妄图将西方的霸权和所获好处永久化、正义化。因此，索罗斯对非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混乱。索罗斯的所作的事情，假借基金会名义，使得很多天真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以为其是独立学者身份，其中并无美国官方势力干预，同时还会指责那些敢于怀疑索罗斯的背后就是犹太财团控制下的美国政府和其妄图推广的新世界秩序的人们。真相恰恰是因为索罗斯创建基金会，可以使得索罗斯在美国被免税。美国税法第501款概括了25种符合免税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类型，索罗斯基金会就在免税范围之内。索罗斯本人就曾坦言：“创设这个基金会，动机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税花招，你把财产交给信托，然后每年提拨一部分的金额到慈善信托。经过若干年的提拨后，本金可以留给自己的后代，不必缴遗产税或赠与税，所以这是我为小孩设立的信托。”这也是当今中国富人们的同类花招。

　　另一方面，索罗斯要代替犹太财团和深层政府去控制和改变的这些国家。往往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重要，又多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出产国，向来是美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而向外输出民主更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色，这一点上，索罗斯基金会与美国政府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此索罗斯基金会自身遍及全球的网络系统又可以为美国提供现成的平台，自然成为美国政府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首选借助对象。1993年至2003年，美国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有90亿美元，其中提供给各国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 , 而3/4以上都是提供给这些国家的私有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的。

　　五、继苏联之后，索罗斯的主要目标是中国：香港、西藏、华为皆为最佳案例

　　首先，索罗斯曾经试图做空香港就是对中国发起的前哨战。世界上的战争多种多样，各个方面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关键命脉，军事战争、粮食战、科技战还有金融战，无硝烟的战场里，也充斥着无限的可能。索罗斯阻击各个新兴资金体系，阻击地区的货币，无视人民生存问题。索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南亚和东南亚开启了一种作战模式“金融闪电战”，而他给自己的金融阻击理论叫做“立体阻击理论”，即通过快速买卖的方式，让一国货币或是股市相继贬值，随后再看当地的选择，救货币还是救股市。

　　日本房地产经济泡沫爆发后，亚洲出现了一股金融风暴，此时的索罗斯对亚洲金融张开大口。拿泰国为例，索罗斯最开始便是做空泰铢，拿美元做抵押，向泰国银行低价借入泰铢；随后又将泰铢在泰国国内，兑换成美元，给全泰国人民造成一种“泰铢不值钱，美元大热”的幻觉；最后泰国国内因美元外汇储备不够，不得不限制兑换美元，即提高兑换比例，原来25泰铢换1美元，现在必须要50泰铢才换1美元。泰国银行和群众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而当时的泰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反手之力。索罗斯将手中的好几百亿的泰铢，全都拿去还债给泰国银行。若是此前用10亿美元换了250亿的泰铢，现在的他只要用5亿美元，来偿还250亿的泰铢，前后净利润5亿美元。而泰国的美元储备不足，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时期，若是不能按时交付美元，则会导致一些国际上的不良影响，其他国家不愿和你做交易。泰国想要重振的经济也就此破灭。所以在国际上以高比例的泰铢换美元，让泰铢彻底贬值。随后索罗斯在东南亚，开启了一场美元洗礼，包括了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东南亚人都知道索罗斯要做什么，但是却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直到1997年，索罗斯将目光看向了刚刚回归中国的香港，上世纪末年，香港经济一路起飞，甚至有望成为新的亚洲“四小龙”，而与上次选择泰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选泰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泰国受到日本经济泡沫的影响，外债高达900亿美元，索罗斯通过“美元”大热的假象，让泰国群众纷纷抛出泰铢兑换美元，让泰国陷入了债务危机，不得不高比例兑换美元，来弥补美元不足带来的影响。1997年香港，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外汇储备高达1000亿，甚至在汇率上也是和美元联动，随时跟着涨幅。但是索罗斯还是看到了一个矛盾点，那就是香港虚高的房地产和股市。索罗斯认为，他只要搞垮其中一个香港市场，就能稳坐钓鱼台。如果让香港群众，大量地去取钱，让香港银行没有钱给群众，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索罗斯简单地认为，拆借银行资本，能够让这一想法成为现实。

　　索罗斯很快开始大量拆借港币，并做空恒指，为攻击香港做准备。谁都知道索罗斯和西方资本行业要做什么。索罗斯和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瑞士等“联军”企图通过做空香港股市，再让港币崩盘的方式，来让香港经济萧条。一直到1998年的7月，此时的香港与西方资本主义鏖战了半年多，8月西方想通过致命一击，让香港彻底“阵亡”，此时的港府发声：若今日保不住香港，我们以死谢罪。甚至当时刚刚回归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都有向北京中央求助的意向。一边做空港股，一边让西方媒体高喊着：香港必败，让香港陷入一个恐慌之中。1998年8月7日，香港在五天内，蒸发了大约2500亿港币的市值，而此时的专家表示，若是5天内不做出重大决定，香港这回真的要输。

　　当时的西方资本，给香港留下了两条路，一是实施外汇管制，二是取消和美国的汇率联动制。但不论是哪条路，让香港经济“死亡”都只是时间上的事情。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和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痛定思痛一晚上后，做出最后决定，政府调用外汇储备入市，与国际炒家放手一搏。这也就是说，政府正式介入了这一场“战争”，香港一直打着自由市场的地位也即将不保。1998年8月14号，决定香港未来的一天终于到来，1000多亿的外汇储备进入香港市场，让香港股市重新振作。而这也是给予索罗斯和西方资本的致命打击。他们从来没想过，香港会放弃自由市场的地位，来和他们搏杀，但是作战还没有结束。一直到1998年的8月27日，最终决战才分出胜负。一年多的战斗，最后索罗斯还是拿走了8亿港元的利润，而港府则净赚100多亿。这也充分说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取代计划经济的长处。

【大公报于2017年曾报道，开放基金会出资支持戴耀廷任职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其次，港大曾受索罗斯秘密捐款，索罗斯妄图将香港打造为“颜色革命”桥头堡。这是一条在西方被证实的消息，中文网络也曾爆出，比如中国青年网，但很快消失。不由得让人怀疑局势的复杂性。香港《文汇报》曾在2015年5月发报道称，该报近期接到的可靠消息显示，港大法律学院即将接受一笔涉及索罗斯的秘密捐款。而面对记者的查询，港大发言人仅在电邮中称：“目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并没有向索罗斯基金会申请资助。”对索罗斯本人是否捐款和以什么名义捐款等问题并未回应。港大校董、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钟树根说，“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和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涉嫌违规处理捐款，已反映港大在这方面存在漏洞，如索罗斯的秘密捐款消息属实，港大可谓“糊涂上加糊涂”，他不排除要求立法会引用特权条例传召有关人士作供。本身是港大校友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表示，近年的数据显示，包括港大在内的香港多所院校都有外国资金渗入，操控学界。所谓“开放社会”或“援助扶贫”只是表面装饰，索罗斯的真正意图是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通过国家政权更替，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而港大一旦让外国资金有机会渗透，将使公众质疑其随时可能成为“颜色革命桥头堡”。

　　索罗斯1998年狙击香港大败后，一直视香港为眼中钉。有消息指出，索罗斯又企图做空港股谋利，此番更与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联手策动金融战配合颜色革命。而外资投行集体下调香港经济预测及惠誉下调香港信贷评级，更是配合索罗斯之举。相关消息认为，香港动乱持续数月，运作资金以亿元计，作为全球颜色革命的最大金主，索罗斯对当前香港局势深度介入，香港金融市场更须未雨绸缪，防范风险。在毫无预兆下，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HKATS）于9月5日出现严重故障，并决定下午二时起暂停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港交所解释供应商提供的交易系统软件出现问题所致。有消息指，港交所“趁机”打大鳄，而这个大鳄就是企图卷土重来的索罗斯。消息称，索罗斯一直对1998年做空香港大败心有不甘，此番再藉暴乱卷土重来，不仅准备足资金发动金融战，配合搞颜色革命。索罗斯利用其控制的基金会，通过壹传媒黎智英支持近期乱港行动，出人工、出装备，煽动青年上街，目的是让香港持续动荡，令香港金融市场大幅向下甚至崩盘，进而谋取暴利。

【索罗斯企图做空港股谋利，与叛国乱港“四人帮”之首黎智英连手策动金融战配合颜色革命（大公报制图）】

　　香港占中头子戴耀廷每逢选举必“搞局”，其背后就是索罗斯。索罗斯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多年来活跃于香港高教界。环球网2017年3月3日《“占中”黑手被指勾结金融大鳄索罗斯欲搞乱外交》一文指出：

　　“据报道，‘占中’黑手戴耀廷下周将重启特首选举公投，原来他与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关系千丝万缕。”

【图源：环球网】

　　环球网文章还披露，

　　“‘开放’早于2015年已活跃于戴耀廷现职的港大法学院及曾任副主任的港大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所‘泵水’机构又屡次帮戴耀廷出书，‘开放’指办的摄影展作品更激化两地矛盾。‘开放’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曾于去年底出席港大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办的法律研讨会，与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往来频密。唯此名法律学者动机殊不简单，根据网站DC LEAKS披露的‘开放’机密文件，Thomas Kellogg于'开放'会议提出研究制定计划，推动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DC LEAKS去年六月披露二千五百多份‘开放’向全球几百名政客提供资金、策划、赞助各地异见者或组织的机密文件，有港媒翻阅其中一份涉及2015年2月19至20日亚太区董事会的会议纪录，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在会议上提出，研究以接受‘开放’资助的合作伙伴作为推动机制的可行性；又研究制定推动计划，影响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印尼、新加坡等。”

　　“索罗斯曾公开承认，旗下的基金会参与东欧多国包括1998年斯洛伐克，1999年克罗地亚，2000年南斯拉夫的政权变动，基金发挥作用推倒梅奇亚尔，图季曼及米洛舍维奇等政权。”

【“开放基金”与英国驻港领事馆赞助港大“媒体法律与政策”研讨会。图源：环球网】

　　可见，索罗斯从来就没有放弃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的念头，并实实在在地干了，而且是屡次干。香港乱局的背后，总是少不了他的黑手。当然，不只是香港，索罗斯对西藏的兴趣也很大：

　　香港《明报》曾发表文章，题目是《美暗中策动西藏“颜色革命”》，作者是《石油战争》一书作者、现居德国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威廉•恩达尔。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在北京奥运前夕煽动西藏骚乱，显然决心跟北京玩一场极端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显示布什政府近来破坏中国稳定的策略升级。布什去年10月首次公开会见dalai喇嘛，为今次西藏行动开了绿灯。这场“颜色革命”的幕后策划人耳熟能详，包括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中情局门面机构“自由之家”（自由之家的主席包柏漪是“国际声援西zang运动”成员）以及绍罗什（又译索罗斯）出钱的“利众基金会”。

【新华网报道截图】

　　同样，索罗斯对于华为也非常有兴趣。据环球时报消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晚宴时发出警告称，一旦中国企业主导了5G技术的发展，将会对世界各国形成“无法化解的威胁”。他表示，如果中兴和华为这些公司在5G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将给世界各国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他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ML）领域是一个危险的对手，而在5G领域，未来几年将是决定中美谁能领衔的关键，当前的状况对美国是有利的。索罗斯称，因为华为在5G市场上竞争所需的核心零部件要受制于30多家美国企业，因此只要华为仍在“实体清单”中，它就会缺乏关键的技术支持，实力会被严重削弱，中国在5G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会跟着弱化。索罗斯还列举了中兴的例子，称特朗普解除了对中兴的限制，如果他对华为也这么做，那这家公司就很可能会巩固它在5G市场上的领先地位。索罗斯写道：“如果共和党人允许特朗普为这家电信巨头纾困，那他们就是背弃最基本的民主职责。”

【环球网报道截屏】

　　中国的征信制度也成了索罗斯攻击的对象，他认为这会威胁到自己旗下“开放社会基金”提倡的主张。这不是索罗斯第一次公开表态要求打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回应过他在达沃斯上的类似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