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家走了，身后悲声大作，极尽哀荣。有人正在将一个象征性的背影扶正坐好，作为自身的代表，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膜拜。
民间却是冰火两重天，这位经济学家视公有制为洪水猛兽，一心一意为利益集团代言，家族子女暴富的内幕又被翻腾了出来，对其学术能力的追问转移到了道德的质疑。可见，比起大手笔的盖棺定论来说，老百姓更在乎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有人将其评价为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可堪封神；更多的草根面对着这位大神多年来的“语录”咬牙切齿，毫无“人死为大”的敬畏。有人会说这样做不够厚道，却没有追问是什么摧毁了厚道。
“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站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面，这种理论不但有愧于时代，而且有罪于时代。
在他们的眼中，老百姓应当具有钢铁般消化“阵痛”的意志，能够像海绵一样吸收和化解一切危机和压力。他们认定老百姓越贫穷，越没有保障，才会越有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思是不是你应该祭奠的鬼神，你却去祭奠他，这就是谄媚。《亮剑》中李云龙的那句“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大体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中国传统中的盖棺定论遭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就是“定论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正义的首要前提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承认这一点，由谁来盖棺定论应该不是问题。
中国是一个盛产经济学家的国度，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如雨后蘑菇一样蓬勃生长。你如果在百度上搜索一下经济学家，那名单长得可以排到李彦宏的姥姥家。
在中国“公知”的队伍中，最知名，最显赫，最能影响大局的一定是经济学家；最烂大街也最臭大街的一定也是经济学家，最早集体社会性死亡的同样是经济学家。
在中国最好当的和最不容易当的都是经济学家。他们曾经的形象越光鲜亮丽，站位越高，最后的名声就会越臭。他们一边像神一样的存在，一边又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人喊打。在老百姓发布的“中国最不靠谱，最无耻，最昧着良心说话”的诸多排行榜上面，被钉在显著位置上的，几乎都是经济学家。
甚至连他们的“内部人”对他们滥竽充数，假扮济世名医，指点江山的做派都忍无可忍。其中最经典的是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垃圾”，“他们应该集体自杀”。
古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经济学家却将所有的西方经济理论乱炖到了一起。除了马克思，他们跪遍了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寻找西方信息与观念的奴隶，站在最前面的，一定是经济学家。
曾经有人说过，“目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中国有没有经济学家，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是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复读机，拿着西药冒充中医，一直牢牢地把持着中国经济学界的话语权却是现实。
哀荣备至的这位经济学家以“×股份”扬名天下，而据知情人透露，股份制当时直接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建议。此公不过是一个业绩突出的推销员而已，不过是遵从某种力量的指令，给中国经济穿上西方的鞋子。
同资本结盟，同财富联姻。他们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论证资本的合法性，让资本具有100%的正当性，使经济结构仅仅在形式上坚持社会主义。他们眼中的中国国情，就是要一切无条件地服从西方。
实践证明，这些经济学家离权力越近，离救世就越远；参与的顶层设计越多，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乱象就越大；他们越是把自己包装成“进步的改革势力”，进步就会掩鼻疾走，离他们越来越远。
一个经济学家的“旗手”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些“启蒙者”和“传教士”永远都不会反思为什么会被民众抛弃，永远都不会反思他们对人民的伤害。不是所有的乱象都是改革必须承受的，哪些是陷阱，哪些是人患，互联网时代的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进步意义就是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同拥护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作斗争。这种斗争不会也不应该仅仅局限在道德层面上的谴责。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历史也是有记忆的，归根结底人类是有记忆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荒唐和他们应当背负的历史责任一定会被镌刻在记忆中最醒目的地方，让人们记住曾经有过的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曾经有过的一群人。
对于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今天西方的经济学束手无策。我们在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哈耶克那里通通都寻找不到答案。真正的答案在法国“黄马甲”运动中那句响遏云天的呐喊中，“要么马克思，要么死亡”。
“以内循环为主”和“统一的国内大市场”说明我们在几十年的“经济转型”之后正在迎来一次经济再转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得到一个并不理想的经济结构。
质疑不是洪水猛兽，开放也绝非美若天仙。越是精心操控引导话语流向，越容易走向反面，越会给自己背负上更大的历史包袱。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会费力不讨好，还会一次次跳进自己挖的坑里。
一切争论的背后不是判断力的争执，不过是不同信仰的冲突。盖棺论定的权力掌握在绝大多数沉默的人手里，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真正掌握这个权柄的最终只能是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