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在社交媒体上频繁刷到几则“水稻上山”导致水土流失的视频：

　　视频结尾的“一片狼藉”中还能看到施工后没来得及开走的挖掘机。

　　评论区的某些“大聪明”一下子将矛头指向了“人定胜天”的口号，指向了作为“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

　　为了实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目标，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推行“退林还耕”、“水稻上山”。

　　这样的做法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初始动机更没错。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之前的《天府绿道复耕惹争议，该为毛主席的“以粮为纲”正名了》一文中已经谈过：

　　即便按照官方公布的这个粮食总产量计算，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也已经下降到了80%；业内人士的估计则要到70%甚至更低。

　　和平时期，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放弃“土地红线”的说法还能忽悠不少人；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加剧、国际局势的日益动荡，这样的粮食自给率对14亿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退林还耕”、“水稻上山”在具体推进过程中的确已经出现了大量问题，开头所提到的视频反映的“水稻上山导致水土流失”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笔者小时候也曾有跟着父母在梯田耕种的经历，这些梯田都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建造的，因此也见过梯田的模样。而此前在网上看到作为正面宣传的挖掘机如何高效造梯田的视频及图片以后，笔者只感觉匪夷所思！

　　梯田修成这个样子，如此宽度、如此坡度、且一路修到山顶，简直就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

　　这样的做法跟“大跃进”、跟“人定胜天”有丝毫关系吗？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砍掉“农业学大寨”这面红旗，充当急先锋的某些农业专家跳出来拿大寨的梯田做文章，指责大寨的梯田违背自然规律，把梯田修到山顶灌溉不便，且在雨季反而造成水土流失，是得不偿失的。

　　然而，我们看一看真实的大寨梯田图片：

　　从上面的图片可以看出：1、大寨的梯田根本没有修到山顶，而是从山腰以下开始修建的；2、大寨的梯田修建于平缓的山坡，总体坡度在10度左右，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陡峭”；3、梯田的田埂都是用石头加固了的，不同层级的梯田之间有用于灌溉和排水的渠道连接。

　　因地制宜，在干旱少雨的山西大寨，梯田都是旱地，并没有盲目地去上水稻。而即便是旱地，大寨人民也充分考虑了灌溉的问题：

　　上面是大寨的“团结沟渡槽”，上面行人、下面输水，渡槽把杨家坡水库的水从龙山接到虎山，再蜿蜒东北而去，送到南垴村，为沿途十几个村的人畜和作物送去水源，因为梯田都是修建在山腰以下，并不需要单独去提灌：

　　此外，大寨人民还让古老的“中耕保墒”技术，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起跑线上获得了崭新的生命，借鉴“深耕”原理，将“浅锄”改革为“深刨”。在玉米、豆类等行距较宽的作物中间，锄耕深度可达25-40厘米。蓄、保墒兼顾，在实现节水灌溉、水土保持的同时，取得了良好的增产效果。大寨人民还把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改出了腐殖质含量极高的“海绵田”，也为增产和水土保持作出了贡献。

　　大寨梯田既不是行政指令的结果，也不是坐在书斋里的专家指导的结果，而是大寨人民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经历了惨痛教训总结出来的农业实践经验和智慧。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且地少人多。从1953年开始，大寨人在陈永贵等人的带领下，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1963年，大寨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十年心血付诸东流。但是，大寨人没有被天灾吓倒，陈永贵鼓励社员：“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于是，陈永贵就带领大寨人民开始大量寻找石料，房屋、梯田被迅速重建，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当年再夺农业大丰收的惊世奇迹。从此，大寨梯田又被不断改良，才呈现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可以说，大寨梯田凝结了大寨人民无穷的智慧与力量。

　　而这样的智慧并非大寨人民的独创，更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例如，1957年，毛主席先后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精耕细作”，科学地解决了“在灌溉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耕作保水’”的问题，这为大寨借鉴“深耕”原理提供了指导；

　　1958年，毛主席在武汉、安徽等地视察农村沼气时指出，“沼气又能电灯，又能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要好好推广”，这又为后来大寨探索“海绵田”提供了指导。

　　当然，这些指导并非毛主席的“天才”发明，他恰恰是在总结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农民新创造出来的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毛主席承担的角色只是一个传播群众先进经验的“使者”，这正是“群众路线”的真实体现。而这样的“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就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

　　不仅仅是大寨，在1950年代初，合作化运动初起的时候，西北地区黄河流域的广大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就开始把修筑梯田作为水土保持的一项重要措施。

　　各地的水土保持实验站的技术专家，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水土保持耕作法的试验研究。大跃进过程中，农业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部分地区的先进经验很快又被推广开来，并结合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在水土保持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不可否认，大跃进过程中存在的“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的确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瞎干的情况。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以及“三面红旗”本身所导致的，恰恰是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以及背离群众路线的做法所导致的，“五风”问题也很快被毛主席亲自纠正。

　　在后来各地的梯田建设过程中，群众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例如，群众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复式梯田是更好的水土保持措施，这一经验很快得到了推广：

　　所谓“复式梯田”，就是指“隔坡梯田”和“甽式梯田”，如下图所示：

　　在当时的面向各个公社的农业科学期刊中，对“复式梯田”的施工有详细的经验教训总结和技术指导：

　　又如，还有的公社和科研站合作，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了“暗管排水”技术，既使作物免遭渍害，又利于保持水土，节约灌溉用水：

　　这些历史资料今天在知网这类网站上还能轻而易举地检索到，是毛泽东时代站立起来的劳动人民留下来的宝贵经验财富。然而，从开头提到的“水稻上山”的视频和图片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宝贵经验财富早就被“弃之如敝屣”：

　　为了达成“占补平衡”，完成耕地面积的“红线”保持目标，“水稻上山”被农业专家提出，作为一项行政指令被很多地方推行。而很多地方的农民早就被“集中安置”，远离了耕地、远离了大山，“水稻上山”的新建梯田既不是农民开垦的，也不是农民来耕种的，往往是地方通过招投标寻找第三方公司来完成。

　　他们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既没有基本的农业常识，也不会去考虑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更不可能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依靠群众路线去不断完善梯田，只要达成了建造面积指标，就可以拿走工程款……在这种“权力+市场”的组合模式上，怎能不出现开头所提到的现象呢？

　　关于“农田上山”现象，温铁军教授有一段话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大量基本农田被弄到山上，这是谁干的，不是农民干的，是城里人干的”，“平地上不种粮食种楼，种楼钱要来得快”，于是在“占补平衡”的原则下，就把粮食面积都挪到山上，“侮辱我的常识，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大面积的弃耕撂荒，然后粮食又没有生产者积极性，怎么可能？”

　　在“大面积的弃耕撂荒”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前，“水稻上山”的确显得多此一举。然而，但在地理条件适宜的地区，“水稻上山”、“农田上山”并不是不可以做，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平原地区耕地面积的减少乃是必然趋势。

　　只是，缺少了农业集体化经济制度和群众路线的“加持”，市场路径下的“水稻上山”出现“荒腔走板”的怪相也就不奇怪了。

　　在地广人稀的美国，大农场主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再怎么可劲儿“造”，再怎么去搞高耗能、高污染的农业都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在地少人多的中国，真的再经不起折腾。

　　小贴士：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美国每年生产的3亿吨粮食，须消耗石油6000~7000万吨、钢铁约800万吨、化肥(折纯)约4000万吨，广义农药(原药)100万吨以上；与之同时美国也是农业补贴最高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之一，每年直接间接补贴约千亿美元，占农场主农业净收入的40%以上，而在中国一斤稻谷的收购价在超市还买不起一瓶纯净水。

　　最后，笔者又想起了毛主席的两段话：“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温教授看到了现在农业存在的问题，他应该也是赞同前一句话的，而造成这样的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恐怕就得追问到温教授的老师杜润生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