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一宏大主题，这是很有前瞻性价值的思考与建议。

　　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更大传播空间的理由是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方向，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许多国家都追求的共同的奋斗目标，所以能够产生共同语言。郑永年认为，这是一个最综合、全方位的定义，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

　　今天，我们从选择关注现代化与知识体系构建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出发，需要我们理性认识逆全球化背景下仍然坚持开放国策所具有的充分的正当性与必要性。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郑永年认为，中国亟需“第三次开放”——高水平开放 。郑永年从历史视野与全球视野论述开放的重要性。

　　就现代化的世界知识体系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在人类知识领域的贡献的确有限。毛泽东早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有所指的。

　　翻开中小学至大学的教科书，见诸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哲学科学等科学发现、基础理论与应用知识包括许多“定理”、“定律”的发现、演绎、归纳与推理，很少见到教科书中出现有象韦伯、法拉第、欧基米德、门捷列夫、爱因斯坦等那样的大师并用他们名字命名的中国知识发现者与知识拥有者，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也有“陈景润定理”与“钱学森弹道”之类的，主要是中国缺乏起底的基础理论与底座技术，始终构不成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用华为任正非的话说，只能在“人家的地基上起房子”。这就决定一个国家的技术话语权与知识产权的格局，于是有了“钱学森之问”，这是一个民族的反思。

　　从近现代工业革命史来看，建立在上述知识体系与科学发现基础之上的前几次工业革命都是从西方在理论上大胆构想在技术上小心求证一步步发动并形成起来的。第一次蒸汽机工业革命、第二次电力工业革命，第三次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我们都无缘参与其起底技术革命的原创研究与技术发动，直到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后，我们才开始通过实施改革开放国策，真正打开大门，融入世界，并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利用经济学的“后发优势”理论，努力追赶世界技术浪潮，直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才开始在某些领域出现一些“引领”的现象，这一切都缘于中国人“开放学习、模仿创新”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与跨越。表明中华民族还是肯学习的智慧民族，我们已经充分享受了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持续红利与好处。

　　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开放”，首先这是因为各国先后实行开放政策实践带来普遍好处的感召，历史上沙俄开放，沙俄强大了、日本明治维新开放，日本强大了，本来中国清末的洋务运动不被打断的话，则可能是另一种格局，但中国1978开始的这轮改革开放，是中国快速崛起改变国运的一次历史难得的契机，我们终于把握了这千载难逢的“战略窗口期”，值得庆幸。

　　其次，开放的过程就是融入世界特别是融入世界知识体系的过程。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只是文艺方面的复兴而实际上推动了一场人类思想观念革命与知识技术开发运动，开启了欧洲的工业文明时代，使之一举超越几个古代文明国家而成为早期的世界知识体系中心。沙俄早于日本开放觉醒，日本因“脱亚入欧则早于中国开放觉醒。考察那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除了一部分通过扩张来实现之外，无一不是在一种开放系统中，通过学习、交流、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最后实现自主的现代化的进程的。

　　随着中国式的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复杂推进时期，正在遭遇一种“脱钩断链”的逆全球化阻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目的地阻扰中国与世界的正常人文教育交流，不让中国学生报考美国高等院校和一些专业，这种趋势倒逼中国去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会不会在中美之间形成两个平行的知识体系或技术体系，目前还很难说，但任正非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从真理的唯一性出发，他认为这种“脱钩”不可想象，也很难成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成就才是人间正道。

　　但无论如何，进入知识经济与技术经济时代，中国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创立更多的知识产权是必须的，在“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则是必然的选择。

　　注意到，华为这些年的开发实践，有望探索出一条构建中国与企业自主知识体系之路，华为有别于其他企业的盈利模式是，终于有了“知识产权”的收入，这是华为作为中国企业并成为密集型知识经济的引领者而最引以自豪的荣耀，值得认真总结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