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清末山东堂邑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出身贫寒，10多岁给地主扛活，后来靠乞讨办“义学”，受到当时地方统治者的推崇。孙瑜根据陶行知所写的《义学传》并参考了其他材料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武训传》。由上海昆仑影片公司拍摄完成。于1950年底到1951年初经有关方面审查通过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几个大城市上映。
影片上映之初赢得了一片赞扬声，报刊上发表的十篇文章基本上肯定这部电影，并且号召人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认为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希望人们从武训的经历中学到一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训传》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映，不少教师看后，深受感动，表示要以武训为榜样，献身教育事业。
到了1951年3月底，对电影《武训传》的认识开始出现了分歧。4月25日文化部电影研究所的贾霁在《文艺报》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对《武训传》进行了批评，认为“《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
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于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的”。文章认为陶行知先生“在国民党万恶统治下，提出武训精神，有着积极作用”。
5月16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杨耳在《人民日报》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认为贾霁说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并认为贾霁对武训的批判不彻底。他认为“武训走了一条向反动派投降的道路”。
关于《武训传》的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大段改写和加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指出，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年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不应当歌颂。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是歌颂武训的丑恶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还认为拍摄、放映《武训传》，赞扬文章又“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思想，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所以，“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社论的发表揭开了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
在5月、6月、7月三个月内，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批判运动，各部门、各单位有组织地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会、批判会。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6月，《人民日报》社、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联合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专程到山东对武训的历史进行了历时20天的调查。
调查团7月返京，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是一个反动派。指责电影编导站在反动立场上美化武训，欺骗人民。
《调查记》的发表，实际上为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武训传》的编导和主要演员，以及赞扬过《武训传》的著名人士都先后作了检查，至此，以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评为契机的建国后第一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批判告一段落。
当时的批评文章认为生活于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清朝末年的武训，不但没有参加这场火热的斗争，反而甘受侮辱，依附于镇压农民的刽子手。他的兴办“义学”，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也深得历代统治者的嘉奖。
《武训传》把落后、消极的东西，当作积极、优秀的民族传统加以宣扬，用改良主义代替革命行动，歪曲了历史，颠倒了是非。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是歌颂武训其人的思想根源所在。指出了上述几点，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对《武训传》的讨论发展成为一场大批判，走上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极端片面粗暴的做法，混淆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给当事人形成了过多的政治压力，不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同时对于历史上的武训而言，《调查记》给武训所加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3顶帽子也是缺乏根据的。其实武训出身贫寒，10多岁起就给地主扛活。为了攒钱办“义学”，从20岁开始，讨30年的饭，50岁时陆续办起3所“义学”。其本人乞讨一生，孑然一身，自己的不觉悟，为反动阶级所利用，酿成了一生的悲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当年的《武训传》的批判不少人士又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讲话。他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部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由胡绳主编，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在谈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说：“讨论和批判这个电影，提出的不仅是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而且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
党发动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讲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开展批评和讨论，来学习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方法”。
这一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一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