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民“愈发”怀念斯大林，这说明俄国人对斯大林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

　　按列瓦达一篇文章介绍，苏联解体以来，俄国人对斯大林的态度有三个阶段：

　　（1）1991-2000年前后。这是斯大林风评最差的阶段。

　　（2）2000-2014年间。态度逐渐转变，越来越中立。

　　（2）2015以来。对斯大林持积极态度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兴起了一种斯大林热。

　　一、1991-2000年

　　俄国人对斯大林态度的变化，是随着整个社会矛盾的转变而转变的，因此，社会矛盾本身构成了俄国人意识形态转变的基础。

　　苏联解体后，以前的经济联系被打断，兼之掠夺式的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俄罗斯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与1990 年相比, 1998 年国内生产总值跌幅累计已超过50% 。经济下滑期间，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少部分人在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攫取了大量财富，绝大部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1999年，俄罗斯“形成了大约50家大型商业集团，他们控制了俄罗斯60％～80％的经济实力。在这些大型商业集团的领导人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所有大寡头的名字。”

　　这些人都是谁呢？都是曾经的苏联精英。

　　“俄社会学家尼斯涅维奇指出，当前俄罗斯政治领域的执政精英中，77%出身苏联的在册权贵（苏联时期达到一定行政级别而由人事部门登记在册的高级干部），经济领域的精英41%出身于苏联在册权贵，经济领域余下59%的精英，大多数出身于在册权贵家庭和相应的权势家族。”

　　巨大的贫富分化冲击着底层人民，加上新兴统治阶级的诱导，人民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苏联的残余：是苏联的官僚体制导致了这一切，而斯大林就是这个体制的缔造者。

　　在历史的进程中，漫天黄沙一时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他们看不到斯大林体制和赫鲁晓夫体制的本质区别，他们不能区别斯大林的一苏和赫鲁晓夫的二苏在阶级性上的质的差异，而把一切归结到斯大林的头上。

　　二、2000-2014年

　　一边是掌控了经济命脉并深度渗透政权的寡头，一边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俄罗斯的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寡头垄断了经济的一切命脉，深入渗透政权，官商勾结贪腐横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寡头资本主义不仅压迫人民，甚至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普京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台的。

　　普京上台后，对内依靠强力部门，切断寡头干政的渠道，打击一切试图干政的寡头。在普京的打击下，寡头迅速分化，一部分试图问鼎的寡头被投入监狱或流亡海外，另一部分寡头退守经济领域，明面上不再干涉政治。此役之后，普京加强了对能源部门的控制，建立了以能源经济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俄罗斯也凭借国际油价上涨的东风，迎来了长达九年的高速增长。

　　2000-2008年是俄国经济上升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缓和的时期，普京处理了车臣、寡头，收回了对媒体和石油的掌控权，给退休的人涨了退休金，给在职的人涨了工资。

　　普京上台之初，“退休金只达到退休者最低生活保障线的70%，而2002 年退休金达到了最低生活保障线。” 政府还提高了职工实际收入，缓和资本与在职职工的矛盾。从2000年1月起，俄罗斯居民实际工资连续108个月同比增长，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渡阶段，俄罗斯国力在逐步复苏，相对于解体之初，阶级矛盾也在缓和。这样的大背景，决定了劳动人民对斯大林复杂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怀念苏联的强大，另一方面更多地仅仅是把斯大林当做民族的代表而不是阶级的领袖。

　　这一阶段中，劳动人民对斯大林的评价逐步发生了变化，骂斯大林的人虽然仍然很多，但是比例降低了。然而，这种怀念仅仅是大国荣光在现实中扭曲的折射。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金融危机，让俄国经济告别了高速增长时期。之前被高速增长的经济所掩盖的种种矛盾也逐步暴露出来。“卢布大幅贬值带来输入性通胀，引发国内市场价格涨声一片，各地商场均出现抢购风潮，这极大地挫伤了民众对政府经济政策和执政能力的信心。”

　　随着经济走缓，矛盾越来越多，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化持续发酵，并最终在2015年后发生了实质性转变。

　　三、2015至今：俄国的衰退阶段

　　2014年后形成的所谓“后克里米亚共识”，一度用虚幻的民族共同利益掩盖了显示的阶级差异，用对外扩张的胜利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然而，随着矛盾越来越多，后克里米亚共识的基础越来越薄弱。

　　从2014年开始，俄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连续7年下滑或几乎零增长。

　　实际可支配收入方面，2014年同比下降0.7%，2015年同比下降4% ，2016年前11个月同比下降5.8% ，2017年前11个月同比下降1.4% ，2018年前11个月同比增长0.4% ，2019年前11个月同比增长0.8%，2020年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再次下滑，其中前6个月同比下滑幅度达到8.1% 。直到202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才实现3.1%的同比增长 ，但2022年被制裁后，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下滑1% 。

　　2017年，体制外反对派组织了多次规模较大的游行，矛头直指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痛斥梅德韦杰夫在形势不断恶化的时候，“通过非营利组织的秘密途径， 大量占有豪宅、土地、游艇以及葡萄庄园。”

　　2017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2%的俄罗斯人期待进行彻底的大规模的改革；还有41%的俄罗斯人表示期待非彻底的、渐进式的改革” 。在所有人群中，“年轻人（38％）、低收入群体（38％）、中产阶级（27％）、退休人员（26％）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想改革的社会群体。而被认为不愿意改革的社会阶层是：官员和官僚（56％）；寡头、大商人（52％）；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25％）。”

　　2018年，这种势头仍在继续。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报告，“在俄罗斯，只有2％的人认为没有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只有9％ 的人表示自己没有遭遇过任何不平等，84％的受访者认为收入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69％的受访者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人民盼望改革，但是盼来的却是养老金的改革。资产阶级的代表普京，要签署延迟退休的法案。延迟退休金的法案激起了广泛的抗议。7月28日，“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示威活动，这次活动由俄罗斯共产党首倡，在全国百余城市同时发起，在莫斯科聚集了万人以上，标志性的诉求是‘我们希望靠养老金生活， 而不是死在工作岗位上’” 。抗议者还认为，“政府应该从富人手中攫取资金，而不是从普通的劳动人民那里偷。”

　　克里米亚事件后，普京的支持率一直维持在80%-90%之间，但是养老金事件爆发后，普京支持率从2018年4月的82%，迅速下降至2019年1月的64%。这说明，基于民族共同利益的后克里米亚共识产生了裂痕。

　　2019年，俄国人民的情绪更加不满。2017年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人是42%，2019年涨到59%。在需要改革的领域中排第一的是“提高工资、退休金和生活水平”（24%），排第二的是“改革政府、更换总统和现政权”（13%）

　　2019年，俄国再次爆发反对派游行。这次反对派游行与选举有关，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动辄有万余人参与, 并呈现年轻化、新面孔涌现、境内外呼应、外部势力介入等不同以往的新特点。” 本次示威游行持续了一个月左右，“从7 月20 日开始, 莫斯科每个周末都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 直至8 月17 日开始出现和缓的迹象。”

　　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游行，劳工抗议的数量也明显增多。2018年俄罗斯被监测到的劳工抗议有258起，2019年403起，2020年437起。2020年劳动抗议的重要特点是，医疗领域抗议占比大涨，37%的劳工抗议来自于医疗领域，因为资方或当局不支付疫情期间的工作补助金 。

　　2021年和2022年的劳工抗议略有下降，但2023年一季度劳工抗议再次活跃，同比增长了86% 。

　　阶级冲突的风暴，吹散了历史进程的黄沙，俄国劳动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事情的本质。列瓦达一篇文章引述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比佐夫的观点，认为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破纪录的热爱与社会的分裂有很大关系。比佐夫说，“斯大林在社会上被视为被压迫者的捍卫者。”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首先不是民族的代表，而是阶级的领袖，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捍卫者！

　　俄罗斯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的人民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中，但他们先辈曾在革命领袖的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曾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统治阶级用某些特殊的手段收买人民缓和矛盾、欺骗人民麻痹意识的时候，劳动人民可能会短暂地抛弃对阶级领袖的认同。然而，当阶级矛盾再次尖锐化的时候，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就开始寻找战斗的武器和战斗的理论。这个时候，阶级领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受压迫的人民翻出来，这些话如此深刻而透彻地抓住了被压迫人民的心！

　　当俄罗斯人民深切缅怀斯大林的时候，列宁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