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醒来，一口气读完郑永年先生(简称郑先生)发表在“大湾区评论”的长文《当下，3大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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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郑先生的说法这“三大问题”分别是权利、空间与手段。

　　如果只看标题，便认为郑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过于抽象，但深入到郑先生关于问题的描述层面，你会感觉到他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经济的“客观实在”与“时代的声音”!

　　在我的印象中，象郑先生这样早年从草根读书出来成长为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且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学者乃是凤毛麟角与励志样板。郑永年之前的身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

郑永年先生

　　其实，我对头衔并不特别看重，看重的是学者的治学态度严不严谨?站位高不高?视野开阔不开阔?立场客观不客观?调研深入不深入?论据详实不详实?逻辑成立不成立? 敢不敢讲真话?能不能直抵问题本质 ?建议有没有建设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有没有指导性? 上述这些，我以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学者的学术操守与学术口碑。郑永年先生是有良好学术口碑的人，他的许多建言与真知灼见为政府决策所采纳，他懂中国国情，长期研究公共政策，他也应该是“中国学”的顶流学者。

　　回到郑先生对当今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我以为他的思想光芒可以照进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郑先生认为，撇开外部环境不谈就内部要素而言，重振经济迫切需要解决这些涉及到营商环境与经济政策的“三大核心问题“，真的值得经济决策与改革权力部门参考。

　　郑先生说，从企业的行为来判断，我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无论是民资还是外资，“躺平”“不作为”“无可作为”依然是“现象级”现象。

　　郑先生在“论权利”章节中非常关注经济主体企业家和企业的生命与财产权利问题。这涉及到当下一些社会与司法争议热点。比如 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关于企业家和官员的牵连问题;关于企业家和企业的关联问题;关于社会对企业家和企业的认知问题……这些问题，恰是企业家与企业对营商环境的迟疑与困惑所在。

　　郑先生在“论空间”章节中非常关注不同所有制的市场边界及其在国民经济分工体系的作用与地位问题。换一种说法即国企、民资与外资的存在与发展的空间问题。

　　郑先生的主张是鉴于民资占据“56789”(即整个经济体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的局面正在经济下行中被迅速改变的事实，呼吁给民营经济留下发展空间。实际上，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做，但落实起来，仍有难度。

　　以我的观察，那些掌握市场与政策资源的政府权力部门的官员因担心项目给民企遭到“反腐败”与“不当利益输送“的嫌疑指控而不敢把项目给民企，导致许多从事建设项目的民企无事可做。即便有的通过关系从央企、地方国企分包了项目，又担心垫资过多与回款困难而苦闷。

　　郑先生建言：“如果要向外资释放出更大的开放信号，那么首先就要加大对民资开放的幅度，给民资更多的空间。这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法律和法规层面规定国企的边界。”

　　郑先生在“论手段”章节中特别关注了金融服务手段与企业盈利能力手段提升问题。他说：“在任何社会，手段问题主要指的是金融问题。”除了金融问题之外，“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水平也是一个问题。”郑先生说。

　　特别是郑先生在“论未来”章节中大胆提出了如下十个方面不可或缺的改革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特别具有建设性。

　　第一，确立正确的企业责任叙事。正确的企业叙事能够帮助全社会对企业有正确的认知，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第二，尽快解决企业的原始积累问题。说白了，涉及到追不追究企业家和企业的原罪问题。由于对一些案例的判决，引发了社会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担忧，有的企业家一直担心遭到清算，而千方百计转移资产或移居海外。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说的是这个道理。

　　第三，改革政商关系，解决官员和企业家的牵连问题。郑先生指出：“现在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政商关系表现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容易产生腐败。”

　　郑先生主张通过体制面的改革，把两者之间的关系转化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和企业作为一个实体。”

　　第四，企业和企业家的分离。郑先生观察，企业家一出问题，企业就出问题，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不仅是企业的损失，对社会带来的代价也过大，因为企业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更涉及到雇员及其家庭问题。他建议在两种风险之间设立一个“隔离墙”，防止风险互相传导。

　　第五，国有企业和国资的边界。郑先生说：“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正因为其重要性，国有企业必须限定在重要的领域，如自然垄断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军事行业、国民经济支柱行业。”

　　第六，民企要主导竞争性行业。他主张，在限定国企和国资边界的同时，“要把广大的竞争性领域让渡给民营企业。”

　　第七，在发展和监管之间实现平衡。他说“美国是发展模式，中国是监管模式。”对于这点我并不认同。实际上并没有纯粹的发展模式与监管模式。美国的市场与经济规制其实很多，作为英美法系，这些规制散见于判例，而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多以条文规制。正确的方式是以发展为牵引，以监管促秩序、促发展。至于企业初创阶段与市场发育阶段，少一点条条框框约束，是对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宽松环境。郑先生认为，“过早的政治介入或道德判断会过早地“杀死”企业。”

　　第八，改革金融结构。郑先生认为，大型国有银行的结构应当改革了。“中国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服务于中小型民营企业的银行和金融结构，否则中小企业很难得到发展。”

　　第九，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的公平。

　　第十，金融的供给侧革命。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中国本身的风投体系。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深入到市场主体所扎根的现实土壤中，去寻找问题症节与经济下行归因，才能重振中国经济未来。从这个角度出发，问题导向，就是发展导向，也是改革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