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之制
在昨天“由之说天下”《读懂世界的演变逻辑》分享学者陈文玲的文章观点一文中，梳理出一些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大都是以往教科书提供给我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至少是观察人类世界的一些主线，虽不尽全面也不尽准确，甚至有读者对“公认”提出了异议，但我坚持认为这些仍属底层逻辑的范畴。我发现在观察当今人类世界问题的纬度时，常常围绕这些底层逻辑展开，但有一点需要申明：世界的运转不是由某单个的底层逻辑决定的，而是由若干个底层逻辑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不同阶段的力量对比构成了事物发展的进程与基本样貌或者范式，同时构成了事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所谓底层逻辑，是指一个系统、模型、理论或问题的基本原理、核心规则或基础结构。它代表了事物或概念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思考方式或工作方式，通常是更复杂概念的基础。
底层逻辑通常是非常基础的，因此可以作为一种通用的框架，用于理解和解决各种相关问题。这种逻辑可以在不同领域和情境中应用，因为它不依赖于具体的细节或情境，而是关注通用的原则和关系。
底层逻辑指向了事物间的共同点，是不同之中的相同之处、变化背后不变的东西。底层逻辑越坚固，解释逻辑越服人。
下面用二分法观点再完善下这十二条底层逻辑，与您商榷。
一、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逻辑：
这一逻辑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变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在分析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是秉承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观点。
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驱动逻辑：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认为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由于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个基本阶级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阶级斗争学说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对于揭示社会不平等和变革的动力有深刻意义。然而，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虽然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但我们放弃了这一表达政治语境，而且认为阶级斗争并非唯一的历史驱动力，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量。
三、地缘政治理论对世界格局的塑造逻辑：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创立较早、影响较大的核心理论。它历经兴衰，仍通行于西方世界，成为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1864—1922)在所著《论国家》(1917)一书中提出。他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
地缘政治理论有助于理解国家间的战略选择和国际关系的动态变化。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影响力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也需要与其他因素如经济、文化等相互作用来全面分析世界格局。
四、“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利益追求逻辑：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早出自先秦的《六韬引谚》中。后在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出现并流传。 这句话意思是说天下人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为了利益各奔东西。指普天之下芸芸众生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奔波。
不管你承不承认，利益驱动是人类行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有明显体现。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出感叹：“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正本清源，其实，这句话最早是出自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现在人们拿来谈论人际与国际关系，观察人们与组织的动机无不与利益驱动有关，而“利益输送”成了今天“权力腐败”的代名词。
不过，人类行为也不完全由利益决定，还受到道德、情感等其他非物质因素的影响。
五、“人性善恶论”的制度设计逻辑：
性本善是孔子孟子的观点，“人之初，性本善”则出自《三字经》，皆为儒家思想。然，人心难测，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实际上影响天下数千年，至今也没有争论出个所以然。
而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荀子在其著作《荀子》的《性恶篇》中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本性是恶的，而善则是后天人为的。
研究东西方制度比较，有一个出发点或者基本假设，我认为正是以人性善恶论原点假设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的。
通常看，西方政治的人性假设主要基于“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来约束和管理。西方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定”一般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性恶论文化，西方国家多以“性恶论”作为其制度设计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从人治论者转变为法治论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识到人性是贪婪和自私的，认为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才能长久地保持权力。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也加剧了世人对人性的不信任，圣·奥古斯丁对人性的悲观态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关于市场经济的人性假设。在市场经济中，人性假设是理解经济行为和市场运作的基础。比方：
—— 理性经济人：这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人性假设之一，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是理性的，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经济人会根据成本和收益来做出决策。
——自利性：市场经济假设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是自利的，即他们追求个人利益而非集体利益。这种自利性被认为是推动市场运作和资源配置的关键动力。
—— 有限理性：与完全理性相对，有限理性假设认为人们在决策时受到信息、认知能力和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因此他们的决策可能不是完全理性的。
——机会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可能会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即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采取不道德或不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个人利益。
—— 风险规避：许多经济行为者倾向于规避风险，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风险较低的选项，即使这可能意味着较低的潜在收益。
——适应性：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个人经验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策略，以更好地适应环境。
——社会性：尽管市场经济强调个体的自利性，但人们也具有社会性，他们的经济行为受到社会规范、文化和道德的影响。
对人性的不同假设会导致不同的制度设计方向，这一逻辑提醒我们在构建社会制度时要充分考虑人性的复杂性。然而，人性并非完全固定的，制度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人性。
六、朝代兴衰与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的决定逻辑：
历史周期率是首先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毛二人的对话后来被人们传为“窑洞对”。
其实，人民监督政府的问题远没有完结。今天，腐败之风盛行就是明证。进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问题。
但我以为大国兴衰同样受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制约。
大国兴衰史表明，历史周期律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揭示了国家和文明从兴起到衰亡的周期性规律。
——周期性。历史上的大国和文明往往经历从兴起到衰亡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变化被称为历史周期律。例如，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与“通三统”说，就是用来解释和规范王朝兴衰更替的周期性规律。
“五德终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指的是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这五种德性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用这个学说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兴衰。而“通三统”说是西汉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提出的关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的理论，主张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发展的，每一个“统”都代表了一个朝代的德性和统治方式。董仲舒认为，一个朝代的兴起是因为它顺应了天命，体现了当时的“德”，而当这个朝代的“德”耗尽时，新的朝代就会取而代之，循环往复。就周期律表现而言：
—— 普遍性。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政权和文明都未能逃脱这一周期律的支配。从夏商周到秦汉唐宋元明清，再到西方的亚述、波斯、古希腊、古罗马等，都经历了兴衰更替。
——迅疾性。历史周期律中的兴衰往往非常迅速，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上有许多短命王朝，如秦朝和隋朝，它们的兴衰非常迅猛。——经济因素：经济状况是决定大国兴衰的基本因素。大国兴起于实体经济壮大，衰落于经济脱实向虚。资本积累机制的两面性特征直接相关于西方大国实体经济的强弱，它既是实体经济兴起和国家富强的动力源，也是经济“脱实向虚”和国家由盛转衰的祸根。
—— 政治因素。政治腐败、权力集中或分散、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等都是导致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例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强调经济状况与军事大国兴衰之间的联系。
—— 社会因素。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外部环境的冲击也是文明兴衰的重要原因。例如，古埃及文明的兴衰周期与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外部侵略等因素密切相关。
历史周期律为我们研究国家和文明的兴衰提供了参考，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一定会重复这一模式。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更多因素来理解国家的发展，历史周期律并非不可抗拒的命运。通过改革和创新，王朝可以延长其兴盛期，甚至实现转型和重生。例如，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改革和清朝的洋务运动，都是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王朝的努力。
综上所述，朝代兴替与大国兴衰史表明，历史周期律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交织的现象，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而改革和创新是应对这一周期律的关键。
七、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冲突逻辑：
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2年提出。前不久，他还来到中国，参加中美智库战略对话。
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格雷厄姆·艾利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据统计，历史上是15次大国崛起发生了11次战争，战争是老大老二冲突走向战争的大概率事件。我计算过这个概率是73.3%。
“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大国关系的一种警示，中美关系的悲观者常以此为依据，说明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中美能找到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走出这一“魔咒”吗?这是一个具有挑战的时代之问!
八、决定世界财富与权力转移的秩序逻辑：
决定世界财富与权力转移的秩序逻辑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
——霸权秩序论与权力转移。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观念之一是霸权秩序论，它认为世界秩序由霸权国家主导。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稳定作用，而权力转移论则认为霸权间的权力转移可能导致战争。
—— 均势秩序论。与霸权秩序论相对的是均势秩序论，它认为世界秩序的关键在于保持一种平衡。均势理论的新发展包括“威胁平衡论”和“利益平衡论”，强调军事和经济实力相对平衡时，世界秩序的稳定相对容易保持。
——世界体系论。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秩序主要是由经济联系构成的世界体系，有中心和边缘之分，而边缘依附于中心。中心和边缘之间存在周期性的变化。
——财富与权力的周期性转移。财富和权力的周期性转移是历史运转的本质，涉及政权更替和国家兴衰。一个政权的生命周期可分为兴起、繁荣、鼎盛、衰落、中兴和灭亡六个阶段。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国家的合作程度与财富和权力斗争，主要缘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现有大国在财富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
国际秩序对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有重要影响，但秩序并非一成不变，它是由各国的实力对比和利益博弈共同决定的。
九、“效率与公平”制度偏好的选择逻辑：
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是社会制度设计中的关键问题，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社会后果。在实际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在经济学中，效率指的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使得不可能在不损害任何个体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体变得更好。简单来说，就是资源被充分利用，没有浪费，并且能够产生最大的经济产出。公平则是指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个体之间的权利和机会是平等的，或者分配结果符合某种公正的标准。公平关注的是分配的正义性，即每个人根据其贡献或需要得到相应的回报。
——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关系。“做蛋糕”指的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过程，即如何提高效率，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这个阶段，关注点在于通过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经济规模。分蛋糕：而“分蛋糕”则是指财富分配的过程，即如何实现公平，确保每个人能够根据其贡献获得相应的回报。在这个阶段，关注点在于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调整收入分配，减少贫富差距。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只有“蛋糕”做得足够大，才有更多资源可供分配，从而为实现公平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合理的分配机制可以激励个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做蛋糕”的过程，从而提高整体效率。
——制度偏好与政策选择是指一个社会或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对于效率和公平的不同侧重。不同的制度偏好会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向和重点。
—— 效率优先。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倾向于效率优先，认为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增加总财富，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这种偏好可能导致政策更偏向于促进经济增长，如减税、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等。
—— 公平优先。在另一些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关注公平，认为社会稳定和和谐比短期的经济增长更为重要。这种偏好可能导致政策更偏向于收入再分配，如提高税收、加强社会保障、实施最低工资等。
——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现实中，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会试图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平衡可能表现为在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整政策重点，或者在同一时期内同时实施促进增长和调节分配的政策。
——政策选择：政策选择是制度偏好的具体体现。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政策选择：
—— 促进经济增长：减税、降低企业成本、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等。
—— 调节收入分配：累进税制、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体系、公共福利等。
—— 市场与政府的平衡：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保持市场的活力，又通过政府干预减少市场失灵和社会不公。
—— 长期与短期的平衡：在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社会稳定之间做出权衡。最终，制度偏好和政策选择应该基于对当前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准确判断，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合理预期。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
十、技术革命推动人类前行的变革逻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充满了技术文明的变革逻辑。历史上三次技术革命对应推动了三次产业变革。
——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这次技术革命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大规模使用为标志，机械化取代手工劳动，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
——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这次技术革命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为标志，生产动力发生变革，极大地超越了人的体能边界，满足了人类工作、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人类社会步入电气化人类社会步入电气化时代。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这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实现了对简单脑力劳动的替代，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极大拓展了发展空间。
技术革命推动人类前行的变革逻辑是一个多维度、跨领域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以下是技术革命推动变革的主要逻辑。历史上，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三次产业变革。
—— 生产力的提升。技术革命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提升。新技术的应用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如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电力，以及现代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革命导致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技术革命推动了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并催生了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孕育出新产业，改变了经济发展格局，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
——社会文化的变迁。技术革命带来了新文化，改变了社会发展格局。例如，工业革命早期的“勤勉革命”和“工业启蒙”带来了当时的新文化，而互联网带来了新媒体和网络文化。
——生态环境的影响。技术革命提供了新工具，改变了生态发展格局。科技革命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由此也深刻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 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塑。科技革命发展出新组织，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信息传播技术、组织管理技术等的革命性进步，对阶层流动、政治组织、对抗对话机制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 智能化趋势。当前新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智能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在创新治理、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安全合作三方面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
—— 分散化趋势：与以往工业革命凸显集中化、批量化、规模化不同，新科技革命正带来一股分散化的新趋势，如分布式能源、个性化定制、众包式研发、共享经济等。
——高速化趋势：每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点就在于交通手段的重大变革，新科技革命将带来更高速度的新交通、新物流和新动力。
• 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变革：技术革命驱动教育变革，面向未来的教育要将产教融合核心机制与技术革命发展趋势相结合，形成以需求为牵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教育变革合力。技术革命的这些变革逻辑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进步，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是推动人类前行的核心动力，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社会面貌。但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如伦理问题、社会不平等加剧等。
十一、人民与领袖创造历史的作用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认为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一框架下，人民和领袖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逻辑可以这样理解：
一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通过日常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江山论”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
—— 群众智慧。人民的实践是智慧的源泉，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形成知识，推动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
——领袖的作用。领袖在历史发展中起到关键的引导和组织作用。他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需求，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的理论和政策，组织和动员人民进行社会变革。
——战略决策。领袖在关键时刻做出重大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往往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他们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制定长远规划。
——精神象征。领袖往往成为人民精神的象征，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激励人民，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人民与领袖的互动关系。人民和领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领袖需要人民的支持和参与，而人民也需要领袖的领导和指引。
—— 相互影响。领袖的思想和政策会影响人民，而人民的意愿和行动也会对领袖产生影响。这种互动关系是动态的，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一一 共同发展：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民和领袖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领袖的领导和人民的实践相互促进，共同创造历史。
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尽管人民和领袖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的作用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不以个人或小集团的意志为转移。领袖和人民的作用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的。他们必须根据时代的特点和要求，采取相应的行动。
综上所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而领袖在历史发展中起到关键的引导和组织作用。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历史的发展。同时，这一过程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现代社会，更应注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同时也需要增强领导力!
十二、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
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是自然选择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描述了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机制。有时“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自然选择理论与社会学竞争原理在“适者生存”这一点上是通用的。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变是永恒的。适变，在我看来，既是一个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当然，人类社会有着更为复杂的变化机理。
以下是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逻辑阐示。
——遗传变异。 生物个体之间存在遗传上的变异，这些变异可以是形态的、生理的或行为的。这些变异是由基因突变、基因重组等遗传机制产生的。
——生存斗争。由于资源(如食物、栖息地、配偶等)是有限的，生物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竞争，这种竞争被称为生存斗争。
—— 适应性差异。 在生存斗争中，那些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繁衍后代。这些有利变异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提高其生存和繁殖的成功率。
——自然选择。是指在生存斗争中，适应性强的个体更有可能生存并繁衍后代，而适应性弱的个体则可能被淘汰。这个过程是无意识的，不受个体意志的控制。
——适者生存。 “适者生存”描述的是那些适应性最强的个体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更有可能生存并传递其遗传信息给下一代的现象。有一个现象是恐龙强大因不适应环境结果灭绝了，而变色龙却存活了下来，这带给我们以启示。按照达尔文的研究：
——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选择会导致种群中适应性特征的积累，这可能导致物种的逐渐改变，最终形成新的物种。
—— 环境变化的影响。 环境的变化，如气候变化、新捕食者的出现或食物资源的变化，可以改变哪些特征是适应性的，从而影响自然选择的方向。
—— 随机事件的作用。在进化过程中，除了自然选择外，随机事件(如基因漂变)也会影响种群的遗传构成，但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要驱动力。
—— 进化它不总是导致生物体变得更“高级”或更复杂，而是更适应其所处的环境。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逻辑强调了生物进化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变异、环境变化和随机事件。
适者生存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社会中的竞争和发展，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很大不同，不能完全套用进化论。人类可以通过合作、道德等方式来实现共同发展。
此外，还有战争与和平的政治逻辑。在国际政治中这是两个基本而对立的状态，它们之间的转换和互动构成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部分。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是否采取战争或和平行动的首要因素，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对战争与和平有重要影响，威慑是防止战争的一种手段，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为国家行为设定了框架，规定了战争的合法性和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而外交是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护和平的重要手段。通过谈判和对话，国家可以寻求共同利益，避免冲突升级为战争。
战争与和平的政治逻辑是复杂且多变的，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利益、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间的互动、国内政治特别是近年来西方政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它强调国家行为的现实政治考量，特别是权力和安全问题。政治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是分析国际政治的关键。
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雷·阿隆(Raymond Ar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一理论对20世纪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冷战期间。尽管存在批评，政治现实主义仍然是理解国际政治行为的重要框架之一。
理解这些上述这些底层或接近底层的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结构性矛盾与下一步的趋势逻辑。
好，由之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差不多一万字，旨在阐述本人对底层逻辑的一些肤浅理解，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