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抗联最后一位女兵李在德同志归队。李在德生前曾于政务院担任机要工作，掌管政务院的公章和周总理私章。她的离世，让笔者想起了西路军烈士墓中的三颗大印。

大印，是政权的标志物，代表权力和级别。这三颗大印的文献资料，首见于《中共党史资料》第63辑第159-166页，《张国焘另立“中央”与私刻“中央”大印——西路军三枚木质“中央”大印由来考辨》。这篇文章写于1996年，时间较早，因条件所限，文章中存在一些瑕疵，如北京馆藏大印的材质问题。笔者进行了一些调研工作，对这篇三枚“中央”大印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解释。

一、三颗大印的发现

这三颗木质大印1955年出土于西宁西路军烈士万人坑。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的红军指战员遭到残酷的虐杀。除了途中被马家军及民团砍死、砸死，烧死，凌辱致死，用马拖死的不断杀害之外，大屠杀主要集中于甘肃张掖和青海西宁两地：在张掖被害烈士3267人，其中一半以上被活埋；约6200余人被押送到西宁，其中2000-3000人被害，解放后安葬红军烈士，共挖出被活埋的烈士头骨约1800个，分别在苦水沟三个坑挖出人头约1000个，在火神庙挖出人头约700个，万人坑并不大但是很深，烈士在里面重重叠叠埋了好几层。在西宁其他地方还有几百名烈士遇害。这些烈士的遇难时间一般是1937年春。[1]

1955年，西宁市委和市政府在对万人坑中的烈士遗骨和遗物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了这三颗大印，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40年后的1990年代中期，这三颗大印才被重新注意到。

图1：出土于西路军烈士被集体活埋遗址中的三枚大印的图样

三颗大印及其材质规格分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木质，直径10厘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木质，直径9厘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木质，直径9厘米。

二、印章真伪辨

但是，国家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恰恰也有这三枚大印中的两枚，大小、图样几乎完全一致，但是为银质。这两枚大印使用的启用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的1931年11月，到1937年7月8日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二天废止。这两枚大印分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博物馆。[2]

图2：中央大印细节及收藏情况

图3：国博的镇馆之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样，注意边缘的略微变形。

图4：军博的镇馆之宝及印样，注意边缘的磨损。

不需要专业的学者，只要认真地对照看，普通人都能找到细微的差别。国博现在还珍藏一份滕代远同志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印的任命书，印章细节清晰可见，边缘没有变形和磨损。

细心地读者在观察军博大印的时候，会注意到一点，这颗大印没有印把子。这是一个现代人容易知道而当年只有少数领导人和保管大印的机要人员才知道的细节。“革命的印把子”在长征开始之后是没有印把子的，为了便于轻装，印章的木把被锯掉了。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大印，不像我们熟悉的国印一样是一体铸造的呢？

银虽然是贵金属，其实并不适合做大印，做大印的主要有玉、石、金、铜等材质，历史上发现的银质印章也多属于小印、私印，如西汉楚国第六代王刘注印、东汉琅邪相印章银印。银有三个缺点不适合做大印：

1.银质地很软，容易变形也容易磨损，同一大印使用时间长了，图案细节上有所变化。

2.银的化学性质并不稳定，尤其是很容易的空气中的硫化氢等杂质发生反应，生成硫化银，变成黑色。

3.熔铸时，高温下的液态金属银可以溶解一部分空气，温度降低凝固时又会排出空气，导致印章质地不均匀，而且冷却速度不同，导致形成的缺陷也不同。

但是这三个缺点其中的两个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了防伪的优点：

1.银质大印使用时间长了容易磨损，只看图样不看大印本身是无法明确知道图样上的缺陷究竟是磨损还是因为一些偶然因素比如桌子刚好不平没盖清楚。

2.因为空气在银中溶解和析出完全是随机的，所以即便是铸印者本人同一天用同一块原料在同一个模具上熔铸出来的印章，也有不同，如同人的指纹。

印章是唯一的，哪怕是个人的私印。杨靖宇烈士牺牲后，日军就曾经拍摄他的头颅照片，加盖从烈士身上起获的私章，在抗联活动区域用飞机散布，以打击抗联的士气。[3]

图5：右上角为日伪加盖杨靖宇烈士印章的烈士头颅照片

杨靖宇烈士的这枚印章，刻印于1936年8月之后，之前杨靖宇的印章是一枚铜印，在战斗中遗失，解放后1967年被农民偶然发现并上交国家。从照片上的印文来看，刻印者当不是普通人。一个伪满洲国的刻印人为当时知名度极高的抗日领袖刻印私人印章，是普通民众抗日积极性的体现，也体现了抗联受百姓的爱戴程度。盖在杨靖宇烈士照片上的这枚印章，根据日伪资料描述，用的材质很可能是硝化纤维素，外观似象牙玉石，在当时是比较珍贵的一种材料。

古往今来，印章是权力、身份的象征，中央大印更是国家中央权力的象征，一般采用金属或者玉石，不会采用木质这种易损的材质。如我国的开国大印即为铜制，治印之时对治印者张樾丞的要求是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国印治成之后，四个角都要突出一点儿，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启封”，国家印信独此一份。即便是印章爱好者乾隆皇帝，一生有印章1800多方，书画珍品上到处盖章，也不曾复制一份玉玺，在禅让大位给儿子嘉庆的时候迟迟不愿意移交玉玺。本文中提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枚印章，一枚代表着“国玺”，一枚是调动红军的“虎符”，不可能有复制品，那么分别藏于北京和西宁的这两批印章，真伪如何？

三 、两枚真品大印从产生到废止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会议之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枚印章也随之建立并生效。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也随之产生并生效。[4]

长征之初，军委和中央机关分别编成“红星纵队”“红章纵队”，大印保管非常妥帖，绝无可能外泄。长征初期的机要工作由于环境特殊，由中央机要科负责党中央、中央军委、红军总部原来部分独立的机要工作，因此大印是统一保管的。

等级尚不如这两枚大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大印，长征时已经50岁的谢觉哉老人仍然随身携带。同在长征路上党中央的三枚大印，就由博古的警卫员康念祥保管，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5]遵义会议之后，凯丰不愿意交出印把子，还是博古做工作，才交了出去，这表明中央大印并不由某个人而是在中央机关（红星纵队）保管。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由陈赓的干部团负责。毛尔盖会议后，主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毛泽东和主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邓发及中央机关都随右路军北上。到延安之后，大印一直沿用到1937年7月8日，也就是日本全面侵华的第二天，这时候在西宁被集体屠杀西路军烈士已经掩埋在了西北的黄沙之下几个月了。大印作废后，由林伯渠老人保管，建国后上交国家。在西路军烈士牺牲之前，大印绝不可能外流。

四、大印要用鲜血和生命来守护

对于管理印章的同志来说，印章远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几乎没有流失外面的可能，更何况是中央级别这几颗大印。

以解放后发现的红军时期两枚级别较低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例，这两枚印章的收藏情况前表已经列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印，最后时刻由五位烈士守护。1932年4月至1934年2月，湘鄂赣省委、省苏等驻扎在万载县小源乡（今仙源乡），遭到敌人的疯狂清剿，保卫局张春吉、省互济会邱思炎、省工会易荣和省苏维埃王群（女）、刘伯芳（女）五位同志组成工作团，负责保护大印。在经过检坑时遭到敌人的猛追穷打，王群为保卫省政府相关公物，将皮箱掩藏在大树下，工作团5名成员先后被敌军杀害。1963年10月，湖南省平江县翁江区的郭桃仁与弟弟郭兴仁从平江老家到官元山林场的检坑做小工，弟弟在解大便时无意发现了一口腐烂的皮箱，五位烈士用生命守护的印章终于重见天日。[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印，最后时刻由老红军王克成守护。1935年4月，王克成的部队突围来到长汀和武平交界山区，被国民党军钟少奎部包围，因寡不敌众，队伍被打散，他只身来到腊口一带寻找队伍。在下村附近捡拾到一个红色包袱，其内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银印，显然是携带者在战斗中遗失的。由于敌情严重，王克成怕把银印带在身上会落入敌手，就地掩埋了。第二天，他跟上队伍，把发现省苏维埃银印的情况向省苏维埃副主席廖汉华做了汇报，廖汉华表扬他是“最可靠的同志”。

部队突围到南岑一带时，再次被敌人紧紧包围，王克成等大部分同志不幸被捕。王克成被俘后坚贞不屈，严守党和红军游击队的秘密。敌人恼羞成怒，把王克成打得遍体鳞伤，昏死在地，又将他关在破房子里。在群众帮助下，王克成侥幸逃出虎口，化装成挑夫避往江西宁都的黄石坛乡高坑村，在地下党员郭成芳的帮助下安下身来，等待红军再打回来。王克成的母亲被活活饿死，妹妹被杀害，亲生儿子被卖到瑞金下坑背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侄儿都为革命壮烈牺牲。表扬过他的省苏维埃副主席廖汉华也已经牺牲在革命路上。

1952年，经过多次苦寻，王克成在一片荆棘丛生的石头缝中找到了红布包裹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印，上交国家。[7]

五、大印复刻与否之辩

那么有无可能中央授权红一方面军交流到红四方面军的人员带走复制印章呢？首先，官印为行文所必须，文件只有加盖官印，才能形成效力。那么如果复制官印，岂不多了一个中央？其次，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曾经编入红四方面军，但是红五军团在长征中长时间担任后卫工作，尤其是会师之前，显然也接触不到大印。

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枚大印有无可能是朱德带去红四方面军的呢？毕竟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虽然在草地分兵后与张国焘一起行动，同时还有军委秘书长刘伯承一起行动。

这也不可能。首先解释不可能带走这个问题。自隋唐以来，中国的印信管理制度直到今天也没有大的改变，印信并不随人而随衙门，哪怕这个机关的所有领导班子成员都外出公干，机关印信仍然在单位而不在一把手身上。举个例子，市委书记下乡办公或者进中央党校学习，市委大印不可能在他身上，只会留在办公室由他人在一定范围内代行职权，否则单位就瘫痪了。

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遵义会议之前，军事指挥权在“李德、博古、周恩来”的三人团手中，遵义会议之后，归属“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如果虎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大印离开中央机关，怎么贯彻“党指挥枪”原则？

既然不是带走，另外其中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大印有无可能是授权复制的呢？毕竟张国焘是军委副主席，朱德是军委主席，而且以“中革军委”名义发送的电报有多封。

首先，印信尤其是官印，具有唯一性，这一点自隋唐开始，已经上千年，形成了所有人的习惯。即便是授权，也会以上级的名义行文，授权下级部门或其他人以其他名义执行其部分权力。如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电告中共中央，要求周恩来前往苏联进行谈判，电报中要求周恩来不在北京期间董必武代行政务院总理职权，直到毛泽东周恩来返回北京。这期间党中央大印、中央政府大印、政务院大印都在北京，并未随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也未影响到正常的国家机器运作，甚至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把还在西南的胡宗南部基本扫空。

第二，即便是当时出现了意外的不合理情况，担任军委主席的朱德随身携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前往了红四方面军，并使用大印行文。那么张国焘部所持的就是银质大印，并且这枚银质大印也应该随着朱德和张国焘一起回到中央，不应该西路军中出现一枚木质的印章，而且内容和花纹几乎以假乱真。

因此，这三枚大印，既不可能是中央红军人员带去的，也不可能是中央授权西路军的，那么这三枚大印的来历及使用乃至随烈士牺牲而带走，就很有疑问了，最大可能出现与张国焘另立中央有关。

“中革军委”是中共中央的下属机关，不是橡皮泥，既不是张国焘个人可以成立的，也不是他个人可以随意使用的，也不是他想取消就取消的。张国焘1935年10月5日启用伪“中央”，1936年6月3日取消伪“中央”，6日取消伪“军委”，但之后又自称中革军委到9月28日。既然要发令行文，总要加盖印章。原印在中央手里，那么只能再仿刻一个。如果是自己随便刻个印章，别人也不认。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另立中央的同时，又另立中央军委并自任主席。但是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1936年9月28日，朱德、张国焘在电文中最后一次自称中革军委；同日，自草地分裂后首次在电文中称呼“陕北同志”为“党中央”。

10月10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并未提及中革军委。10月14日，自草地分裂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时，首次在电文抬头称呼“军委”。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虽然大量的电报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发送，但是实际上朱德在张国焘处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甚至一些关键电报因张国焘封锁而不能看到，这一点傅钟曾经回忆过这方面的情况。[8]

在电报联署面，张国焘曾“阴谋强奸式”盗签他人名字。彭德怀有一封电报。

【彭德怀关于张国焘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计划致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

（1936年10月27日）

毛、左、聂：

甲、大帅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彭】

因张国焘电报中“强奸式”替彭总署名，彭总不得不再专门发电报澄清。

六、木质大印的来龙去脉之谜

中央大印一套十一枚，但是在西路军烈士万人坑里只发现了三枚仿制品。这十一枚印章中，有一枚是几乎无法仿造的，就是前面提到了谢觉哉老人随身守护的内务部印。第一本身这方印章谢觉哉老人几乎不离身；第二长征路上也很少使用这方印章，没有图样；第三，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权力并不大，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内务部实际上是民政部，苏联内务部门的职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行使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才是对干部隔离审查处置的权力机关。包括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三枚大印，既是权力最大的三枚，也是使用最为频繁的三枚。

这三枚大印是哪位烈士的遗物，已经难以考证，甚至被马家军残害的西路军几千位烈士的英名，大多数已经无法考证。为了考证这位烈士被俘前所在的部队，笔者翻阅了一些文献资料[9-13]。但“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给西路军指战员带来的痛苦，让人不忍卒读，几十页阅读后不得不合上电脑或图书，散步以舒缓心情上的压抑。

按照党和红军的习惯，这项工作必须由领导集体最信任的机要人员负责保管。在危急时刻，大印一般是个人单独掩埋，以免出现叛徒落入敌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印，最后时刻便由五人小组之一的王群烈士（女）掩埋。这位携带木质大印的烈士可能是被俘前一直集体活动（机要人员极少单独行动），事发时突然被俘，一直没有得到单独活动的机会来处理这三枚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印章。电报等材料为纸质，按照红军长征时候的要求，机密箱内贮置燃剂，为紧急烧毁之用，但是巴掌大的几块木头，可能还是硬木，紧急状态下烧毁不了。烈士一直隐秘收藏这三颗大印，没有被敌人发现。

这位保管大印的烈士战斗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被俘，忍受被俘之后几个月的屈辱和痛苦坚持到了西宁，用生命守护了上级交付给他的任务。

但是，他抛头颅洒热血之时还被蒙在鼓里——他用生命守护的，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伪印，是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疑似物证。

注释：

1.董汉河：《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地点及原因考》，《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05期，第76～78页。

2.张庆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几枚高级别大印》，《东方收藏》,2013年12期，第120～121页。

3.贾永洋，付杰：《杨靖宇两枚印章所承载的历史风云》，《党史文汇》,2014年第8期，第57-59页。

4.凌步机,余伯流:《中央苏区史》，2001，江西人民出版社，第537-574页。

5.康小平:《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博古警卫员的追忆》,2010,团结出版社，第53～56页

6.黄英豪,王炼,段亮彩：《失踪三十年的苏维埃大印》，《文史博览》,2016第3期，第50～51页。

7.汤家庆：《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银印保护者王克成的故事》，《福建党史月刊》,2017年第5期，第33～34页。

8.齐得平：《我管理毛泽东手稿》，2015，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9页。

9.董汉河：《西路军战俘为何如此之多——对西路军战俘问题的考察之一》，《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63～67页。

10.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7第1期，第121～128页。

11.郑宁波：《中共中央打通国际的路径演变——兼论西路军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军事历史研究》，2016第5期，第65～73页。

12.董汉河：《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下)》，《甘肃社会科学》，2012第4期，第110～118页。

13.董汉河：《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上)》，《甘肃社会科学》，2012第3期，第103～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