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史料的丰富及民国史研究的兴盛，民国人物评价问题为坊间和学界所热议。然而，近年来，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民国人物评价出现了对正面的革命人物评价过低，甚至否定；而对一些负面的政治人物、知识分子等的评价过高，甚至完全颠覆的现象，这种情况应引起注意。就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对这一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多侧重于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检讨，涉及民国人物评价问题仅以个案或举例的形式散见于相关文章中，未有专文对其进行系统省察。[1]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民国人物评价中颠覆性阐释的表现及其成因，略作探讨。
一、何为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
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是指通过不严密的学术考证或网络传播方式，对已有定论的民国人物予以否定并重新加以错误的解释和评价，其表现形式多样。
1.否定正面人物、美化负面人物
一些文章或网络、微信专号从所谓科学考证或“还原真相”的角度出发，对广为流传的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伟大革命先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以狼牙山五壮士为例，狼牙山五壮士是在遭受敌军围击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革命英雄，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气节，深受群众爱戴，其英雄事迹已编入小学教材。但个别学者既不考虑回忆类史料的不可靠性，又无视回忆者个人主观性等问题，仅根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推测出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地点早为日本占领而并非棋盘陀等猜测性言论[2]，虽然已由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法律人士郭松民撰文批评，认定其说法的错误与荒谬，法律也已给予公正审判，但该文经网络发酵着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美化负面人物的观点则更为常见。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时期投敌卖国，是民族罪人，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但依然有人为汪翻案，错误地认为“曲线救国”在当时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具备一定合理性，甚至荒谬地认为，汪之所以与日本“合作”，实出于“君为其易，我任其难”的权宜策略。例如，网络上就有人认为汪精卫自1940年始做了大量工作：“1.保持了占领区政权的统一性，避免了中国被分割；2.在占领区建立各级政府的管理机构，代替日军施行日常的管理，有效地保护了占领区百姓的生命和财产；3.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重庆国民政府输送了大量日军情报”，称其建立伪政府是“和平运动”，并赞扬汪精卫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已经不多见了”。[3]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和历史的罪人，强行为其汉奸行径找出一些无根无据的理由来开脱罪名，其危莫大焉。
2.以偏概全
民国人物评价自当立足于该人物的主要行为表现，着重考察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服从于民族大义。但有不少学者在评价民国人物时不以人物最主要的言论、行为、事迹作为主要评判依据，反而强调一些侧面因素或细枝末节，甚至以“碎片”代替全面，致使人物评价以偏概全。例如，有学者认为袁世凯称帝是外国使节怂恿、其子袁克定推波助澜而引起，其错并不在袁世凯。[4]还有人通过袁世凯发展经济、救济百姓、关注民生与教育等历史行为，得出袁世凯道德品质高尚、领导才能非凡的论点，并武断认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家，历史之大任“非袁莫属”，大总统的位置是“天赋王权”。[5]诚然，袁世凯并非彻头彻尾的十恶不赦之人，他的一些善举仍然值得肯定，但其复辟帝制、与日缔结《二十一条》等主要历史行为反映了其人其事的本质，不能因为这些小的善举而否定袁世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定论。
3.脱离历史语境衡量历史人物
民国历史的发展有其特殊历史环境，相应地，民国人物评价的首要前提就是立足于民国史的历史坐标。然而，有的学者却脱离历史语境对民国人物评头论足。个别学者就认为：
【“如果单就统一与抗战的相互关系而言，国民党蒋介石将安内（统一）视为攘外（抗日）的首要前提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与中国社会各界绝大多数看法也是相似的。”[6]】
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界是否确实与此看法相似或一致，依据何在，并未明确指出。此外，历史事实亦证明，蒋介石在日本侵略中国初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致使1931年至1935年间中国先后丧失东三省、华北地区及上海周边等大部分领土，造成日本侵略者占据大半个中国的危险局面。正是蒋介石实施这一政策期间，日本人得以大踏步侵略中国领土。而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后，才得以有效抵御日本侵略，使抗日战争逐渐走向相持阶段乃至取得最终胜利。事实胜于雄辩，上述说法忽略了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华民族危机的紧迫性以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的大好形势，错误地认为当年蒋介石先统一内政后举全国之力一致抗战是正确的选择。治史需严谨，不能脱离历史主义的原则无凭无据地任意解读。历史也不能“就事论事”，将历史语境束之高阁，仅就某一方面而谈某一方面的做法不可取。
二、民国人物评价颠覆性阐释的成因
对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不仅是言论的问题，更是关乎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问题，主要与现代化史观冲击有关，同时亦与评价者立场错置、坊间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相联系。
1.现代化史观冲击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要求“去革命化”，强调应以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这一思潮影响，一些学者即提出当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说法，有人认为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即在于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中国近代史，而不是把它仅仅看做一场革命史，从而从新“范式”出发重新审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物、思潮等。[7]也有学者极力赞同蒋廷黻之“现代化范式”，主张“在教学中还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是体现教学内容真实性的客观需要”[8]。与此同时，“殖民主义是近代文明”“侵略有功”等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出现，甚至有人直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是否有利于中国走出中世纪，是否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就该成为分析、评判事件与人物的基本依据”。[9]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把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价民国人物的标准，发展现代化的人物及其行为被赋予过度的正当性，而革命人物、英雄事迹统统变得不那么重要。以李泽厚、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为代表的观点，即否认革命的正确性、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否认民国时期革命人物的伟大功绩，过度贬低如毛泽东、孙中山等革命人物的历史地位。[10]实际上，革命人物所代表的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对革命人物的否定和负面人物的肯定就是对近代中国革命道路的否定和民族精神的解构，本质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建国的否定，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核心和目的即在于此。诚然，革命虽然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推动力，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谈“现代化”而“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是荒谬的。
2.评价者立场错置
从评价者本身出发，其立场的错误也极易导致颠覆性阐释。详言之，评价者没有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评价民国人物，而是错置于当事人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从而预设观点，先在性地给予某些负面人物所谓“公正”的评价，实则是强加个人主观意志，妄图为负面人物“翻案”。而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评价者往往主观“裁剪”史料，刻意解读和放大与民国人物相关的旁枝末节的细节性史料或对历史发展影响不大的非主要历史行为，轻视甚至避而不谈历史人物所做出对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正如前文所述，一些学者为美化袁世凯而美化袁世凯，断章取义，有意深度挖掘和解读袁世凯救济民众、重视教育、发展经济等行为，对其大加称赞，实际上是有一分史料却说两三分话，夸大了这些非主要历史行为的意义，全然无视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日缔结《二十一条》等错误的历史行径。错置于这些负面人物的个人立场或错误的政治立场去思考和评判，自然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筛选和解读史料，迎合其自身预设的观点，从而颠覆历史评价。因此，评价者必须保持客观清醒的头脑，找准定位，立足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切忌主观随意裁剪历史。
3.坊间非理性因素影响
颠覆性阐释的发酵还与坊间非理性因素的干扰有关，即当前公共舆论缺乏引导致使“民国热”盛行。近年来，网络上诸多打着“还原历史”幌子的言论，通过所谓的“考证”得出一些不实信息，极力美化民国历史，影响了影视界、文学界等相关文艺作品的表达，使其出现很多不严谨甚至违背历史事实的叙述。如电视剧《少帅》对张作霖“草莽英雄”“重情重义”等人物形象特点的刻画着墨就很重；《南渡北归》这部作品也炒得十分火热，其封面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11]一言将民国知识分子追捧不已，这样过于绝对化的评价全盘否定了民国时期之外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臆想，并无根据。而通过媒体宣传、市场销售，此类标语流传开来，难免影响读者思考。有的学人即附和说：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是否有勇气不依附于任何势力或团体，不断拓展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进而以清醒的视野承担属于知识分子的公正与良知。”[12]】
但是，“民国大师”是否真的个个博学多识、铁骨铮铮，当下的知识分子是否皆无良知？这一问题是值得思考和深究的，不能妄下论断。历史评价应当符合社会价值，但并不意味着轻易附和、迎合所谓的“民国热”。
三、结语
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问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与现代化史观冲击相关，同时亦与评价者立场错置、坊间非理性话语的影响相联系。
当前，这一问题已经在坊间和学界造成很多负面影响，错误地引导了部分公众和学者对民国历史的认知。更为严重的是，对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实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假手历史评价，对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否定，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立国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前人有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3]】
民国人物评价的颠覆性阐释已然不仅仅是史学界的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更是直接关乎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如若任其发展下去，危莫大焉。因此，必须认清民国人物评价颠覆性阐释这一问题的实质与危害，增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自觉，发挥主流史学家的引导作用；从民国客观历史事实出发，立足中国学术话语和政治立场，以历史标准为主要标准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准确把握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严防形形色色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干扰；同时，辅之以净化网络环境和正确引导公共舆论。唯其如此，方能走出颠覆性阐释的误区。
注释：
[1]参见白翠红：《“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的专题教学设计——基于消解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视角》，《韶关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王莉：《当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年；周进：《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红旗文稿》2018年第17期；司努力：《新时期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及应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湖北省委党校，2018年；林治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谈谈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
[2]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3]“it99master”：《“君为其易，我任其难”——评汪精卫》，http://www.chinahrd.net/blog/278/585883/277321.html。
[4]初曙光：《袁世凯功过辨》，《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1期。
[5]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
[6]贺新城：《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统一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
[7]冯林：《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总序第2页。
[8]徐奉臻：《“MSD教学模式”与“中国近现代文纲要”课程体系的构建》，《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2期。
[9]郑炎：《打破束缚更新观念》，《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1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91~103页。
[11]岳南：《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封面。
[12]杜颖莹：《聚散与沉潜：知识分子的生存变迁之路——以〈南渡北归〉〈夹边沟记事〉〈中国在梁庄〉为例》，《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3]《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李莹，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先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8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