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军史作品因游离政治或偏离基本政治原则而曲解军史，有多种表现，包括忽视政治基础，傲视政治理论，无视政治历史，漠视政治路线等。

这类作品的泛滥，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着不可低估的危害。

一、忽视政治基础

这些年，相当一部分人以为，只要是歌颂革命元勋、歌颂我军将帅，都是“主旋律”，都是“红色经典”。

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危害，在于有可能撼动我军的政治根基。

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怎样歌颂”的问题——作品是用唯物史观来歌颂，还是用唯心史观来歌颂？是用人民史观来歌颂，还是用英雄史观来歌颂？

对此，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曾有过经典论述——1960年6月，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外国朋友后，修改了熊向晖起草的新闻稿，把原稿中“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外宾“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样一些话删去。据熊向晖回忆，看到主席如此修改，熊向晖认为这都是外宾的原话，很不理解，于是，毛泽东与熊向晖之间的对话，有了如下一段：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革命元勋、开国将帅“站在人民之中”最经典的例子，见之于毛泽东1948年1月31日在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时，所拟的批语：

【朱总司令亥灰信中提出……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对于这件事情，邓小平1948年3月6日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机关干部会上评价道：

【大家想办法的群众运动，我们试验成功了。蟠龙战斗就是很好的例子。蟠龙战斗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几十个战士坚持得来的。】

王亚志1950年代曾任彭德怀办公室的军事秘书。他在《彭德怀两讲蟠龙战役中的军事民主》一文中回忆道，1956年3月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军队的民主问题”后，苏军顾问就此提出了疑义，要求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以求得一致认识。于是，彭德怀于5月15日在会见苏军总顾问彼得鲁瑟夫斯基上将时，以1947年5月的蟠龙战役为例，专门讲了军事民主的重要作用。

也正因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是中国革命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彭老总才把这事儿看得比发挥高级指挥员的“大智大勇”还重，以至于1959年在全军军事科硏会议上，彭总又讲了一次，而且是作为人民军队不同于历史上旧军队的根本性质的经典例证阐述的。

然而，在近些年来不少描述蟠龙战役的影视作品中，这段反映我军根本性质的史实，却被一句“突出个人”的解说词，一笔轻轻带过。

本来是“站在人民之中”的开国将帅，被描述成“站在人民之上”之后，不仅抹杀了我军广大基层指战员的主动性、创造性，也助推了唯心史观、英雄史观泛滥成灾！

而当史学工作者和媒体人纷纷聚焦于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之时，歌颂国民党将领抗战“功劳苦劳”也就顺理成章，随之，便是以回避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一系列史实的手法，掩盖国民党压迫人民、压迫士兵的血腥历史，进而否定中国革命的正当性！

对此，笔者在《淮海战役功劳谁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杀的我军战时基层政治工作》一文中，有过基于具体战史的展开叙述。

二、傲视政治理论

比较典型的言论是，某作家（下称某作家的都是指此人）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是不折不扣的大忽悠》：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话是克拉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写的。其实大有问题。战争只是国家意志的一种军事表现，是一种手段。

政治自身，也不过是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手段。两者同为手段，何来谁从属于谁呢？一句话来概括，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亦或经济，种种手段都是为国家或民族利益服务的，它们之间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关系。】

上述言论对多个概念的解释，太随心所欲了！

就拿“政治”一词来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哪家的辞典，哪家的教科书，将“政治”的定义限定于“也不过是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手段”了？

某作家将战争解释为“国家意志的一种军事表现”，更是信口否定毛泽东基于阶级斗争理论将战争定义为“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列宁在阅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笔记中，曾把论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第八篇第六章称之为整个《战争论》中“最重要的一章”，并指出：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曾为黑格尔所发扬。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毛泽东明确指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上的障碍。……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我军“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观点之一。

写军史需要学识，更需要学养。

某作家对战争、政治、军事、国家等概念“个人独到的理解”的要害，是抽掉了其有着鲜明政治涵义的阶级属性，一旦泛滥，贻害无穷：

其一，用以指导军史研究及写作，容易陷入单纯军事观点的泥潭，因为按照某作家“独到的理解”，政治和军事“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关系”。

其二，用以解释历史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秋收起义等，容易丢失草根大众反抗阶级压迫的正当性，因为按照某作家“独到的理解”，他们进行的战争没有“实现国家意志”。

其三，用以指导军队建设，容易走向否定我军性质和建军方向的歧途，因为，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与某作家认为政治和军事“之间不存在谁从属于谁的关系”之“独到的理解”不符。

三、无视政治历史

某作家鄙视政治理论延伸下去，便是无视政治历史。

熟悉我军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的是由1948年10月17日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六十军成建制改编的。该部起义后，我军派去了四百多名党员干部，组织部队开展了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九台政治整训，系统地除旧布新，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

我军政治工作史上的这一辉煌成就，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中有过介绍——我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往往枪都不带，仅凭一张嘴，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就能改造一个军或一个兵团；改造对象，不仅包括军官和士兵，还包括随军眷属；改造内容，不仅是组织整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改造。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甚至发生叛变，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九台政治整训的成功经验，被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充分肯定，1949年5月25日毛泽东主席亲拟电文予以推广。

战争年代，基于军事民主制度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我军各部队几乎所有战评都是非常细致、非常尖锐的。志愿军第五十军也不例外。这些当年克敌制胜的法宝，如今，被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片面引用我党我军历史文献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内容，来附和其既定的结论。

比如，某作家在抛弃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基本观点后，其功利性的既定写作意图便显露出来：

【“要先把五十军的实际情况列出来，到底有多少问题，说明这个军在前期六个军里到底有多差，美军到底有多强大，才能反衬出这个军这一仗打得到底有多好。”】

由此出发，某作家在其公众号上发表的《志愿军最大的奇迹，是由一支最弱的部队创造的》一文，通过引用志愿军第五十军蔡副军长的一份带有征求意见性质以便“修正某些欠妥之处”的内部总结讲话中对所部陈副团长等的批评，断言：

【“从渡过临津江开始起，五十军打滑头仗保存实力的思想就很严重”，“国民党军的旧习气依然很严重。”】

顺便说一句，这位被某作家辱骂“国民党军的旧习气依然很严重”的陈副团长是一位非常质朴的老八路。三天后，陈副团长带着一个步兵营向敌纵深直插，于1951年1月4日凌晨最先攻入汉城，经一小时激战，于当日上午胜利地攻占了汉城，进而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攻入他国“首都”的唯一战例。

某作家的随意性结论，彻底虚无了这支起义部队辉煌的政治改造史——在他看来，九台政治整训的总结报告不算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不算数，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不算数，就他某作家的结论才算数。

这些年来，军史界这种以抹杀我军政治工作为突出特征的“单纯军事观点”著史倾向，对于一些影视作品将我军指战员形象作打手化、江湖化、痞化，甚至匪化描写，起到了无可推卸的史学引导作用。

危害，已经强烈地显露了出来！

注释：11条（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