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先生

 徐博东与陈明忠合影于台北“统盟“总部（1995年春）

陈明忠和林书扬，可说是台湾岛内最受左统派敬重和尊崇的“老同学”。

我第一次见到陈明忠老先生是在1995年。那年春，我应“政大东亚所”之邀首次赴台参访。期间，我专程去“统盟”拜访，与王津平、王晓波等台湾左统派朋友座谈，陈老先生也来了，于是留下了上面这张我与他的唯一一张照片。陈老先生给我留下了和谒可亲、温文尓雅、忠厚长者的印象。后经朋友介绍，才知道他曾两次被捕，蹲过国民党21年的黑牢，这顿时令我肃然起敬。然而我真正了解陈老先生，那还是近年来读到《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之后。

陈明忠（1929-2019），出身于高雄冈山一个大地主家庭。1941年，他从公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高雄中学，因在校期间和他的学长钟浩东、萧道应一样，备受日本同学的欺凌，被骂“清国奴”，才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阅读了一些左翼书籍，开始同情佃农的疾苦，从此萌发起了朴素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他说：

【“这时我开始意识到，在学校，我受日本人欺侮，当一个台湾人，一点尊严都没有，动不动被打，政治上受人欺负，这是民族压迫。但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经济上我欺负别人，这是阶级压迫。我知道被欺负的痛苦，讨厌给人欺负，所以也开始觉悟到自己也不应该欺负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应该有压迫存在。我的社会主义意识，就这样很素朴地产生。”】

高雄中学的学校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年陈明忠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1945年1月，年仅16岁的陈明忠从雄中毕业，考上了台中农林专门学校，但按规定先要去服兵役，当台籍日本学生兵，做工、挖战壕、挖防空洞……。陈明忠向来桀骜不驯，勇于反抗，因为他不服日本军官“管教”，还“侮辱英灵”，一再遭到毒打，遂决定逃跑，结果刚跑到高雄市内就被宪兵抓回部队，被关押了一个半月。他说：

【“我的反抗心没有被打掉、关掉，高雄中学的生活已经告诉我，我不是日本人，受他们欺负，为什么还要替他们打仗，当炮灰？”】

台湾光复后，1945年9月，陈明忠接到入学通知书，到台中“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原农林专门学校，中兴大学前身)报到，开始了大学生活。

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把在大陆的那一套腐败统治移植到了台湾，激起了台湾社会的普通不满，陈明忠说：

【“那个时候，民怨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了。光复初期的激动、兴奋、扬眉吐气，都成了深深的失望。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官员多用大陆来的，看到的尽是贪污腐败。国军是横行霸道，又骗又抢，根本乱来。”】

陈明忠回忆那段时间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这样说：

【“后来我才明白，国民党不代表祖国，对国民党不满和对中国不满是两回事，但那时弄不清楚，就变成了很讨厌大陆来的人。……所以‘二二八’发生的情感因素是很大的，是民怨，盼望祖国，祖国来了，怎么来了对我们这样？我那时很不了解，这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动乱、帝国主义侵略、国共内战的一个后果，是内忧外患的一部分。经过二二八事件的洗礼，看到一些前辈的行动，我的思想渐渐清楚了。必须以革命行动来根除老中国的一切旧习气（以国民党为代表），把新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才会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我就加入了地下组织。”】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爆发后，迅速蔓延到全岛。3月2日，陈明忠在台中参加了由谢雪红、杨克煌等人在台中戏院组织召开的市民大会。会后随即占领了警察局和市政府，缴了警察局的枪枝武装自己，并活捉、痛打贪污的台中县长。“台中地区临时处理委员会”成立后，陈明忠参加了由学生组成的“自安队”，积极参与攻打 “教化会馆”等军事行动。随后，陈明忠在埔里参加了由谢雪红筹组的“二七部队”（后改称“台湾民主联军”），凭着年轻人的一股血气，担任由原住民组成的“敢死队”队长。这一年，陈明忠才18岁。

埔里被“台湾民主联军”占领后，国民党军队进逼日月潭，准备进攻埔里，“我们打算先发制人，去攻打日月潭。”陈明忠回忆说：

【“古瑞云做总指挥，分成三个队行动，一个队大概十几个人。到了涵碧楼，发现已经空了，国民党的部队跑到日月潭的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往派出所方向走，当时是晚上，刚一上路不久，忽然他们的探照灯照过来，机关枪也扫射过来。我们赶紧卧倒，距离很近，但互相都不知道多少人。我们的总指挥古瑞云说：‘要马上攻！’我说：‘情况不清楚，对方火力又那么强，不能贸然进攻。’他说：‘现在不攻，等到天亮了，他们的援军来了，我们就死定了。’我有些犹豫。他说：‘你怕死吗？’我被他一激，就决定攻。我打出手势，全体敢死队员就一起大喊：‘冲啊’冲了出去。没想到，国军听到我们的冲杀声，竟然落荒而逃。……这一仗我们俘虏了三个国军，后来警备总队的档案记载是俘虏了二百人，这也成了我后来被通缉的罪证。”】

乌牛湳桥之战是“台湾民主联军”埔里保卫战的最后一战。此战中，陈明忠带领敢死队12人防守乌牛湳桥一侧的山丘，腋下被子弹擦伤，在三面受敌、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坚守到最后一刻陈明忠他们才撤出战场。与大队失散的陈明忠只好到雾社原住民村落躲藏起来，治疗枪伤。

二二八事件逐渐平息，陈明忠离开雾社悄悄回到台中农学院。此时，报纸上正登出台湾当局的通缉布告：谢雪红悬赏十万，陈明忠一万。原本打算立即潜逃的陈明忠，后在大陆籍院长周进三（民盟盟员，思想左倾）的出面保护下，以在制式“自新书”上签名的方式，得以蒙混过关，取消了通缉，继续在台中农学院就读。

一年之后的1948年3月2日，陈明忠和另外两名农学院的学生一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明忠说：

【“因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现勇敢，本来又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地下党早就注意到我。”】

这时候，先父徐森源与张伯哲、谢汉光、梁铮卿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以合法身份作掩护，正在台中从事秘密工作。

二二八事件是现代台湾历史的转捩点，陈明忠以他的亲身感受说：

【“二二八让年轻人很苦恼，也开始想：出路在哪里？当时我们读了很多大陆进来的杂志，有民主党派的《观察》和共产党的《展望》。慢慢大家了解，原来祖国有两个，一个是现在欺负我们的，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白色祖国，一个是要打倒国民党政权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红色祖国。当时很多台湾青年都是在二二八后，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开始左倾的。”】

资料显示，“二二八的时候，地下党只有七十多个成员，一九四八年就有了四百多人，到了一九五0年全面逮捕时，根据蔡孝乾的交待，已经有一千多人了。”陈明忠便是其中之一。

陈明忠等人的入党“考核”，是散发传单。1948年2月，恰逢台湾省运动会在台中举行，

【“我们找几个卖冰棒的小孩，给他们一点钱，把传单给他，跟他说：‘有人买冰棒，就顺便给他传单。’警察发现了来抓，小孩说：‘不知道啊，有人给我钱让我发的。’他是小孩子，警察也没办法。其他传单，利用晚上往台中墙上贴。”】

陈明忠从台中农学院毕业后，地下党决定派他到已有一定人脉关系的雾社去建立武装基地。当时，地下党已经在北部的角板山、南部的阿里山建立有武装基地，而处于中间地带的雾社却尚未建立基地，假如雾社也建起了武装基地，那么三个基地就可以连接起来打游击。于是，陈明忠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申请去雾社乡公所工作。他父亲听说后坚决不同意，骂他说：“大学生，省政府以上才去，县政府都不去，你要去乡公所！”但陈明忠坚持要去，可申请报上去之后，上面不批准。多年后才知道，他在国民党宪兵队有“案底”，说他是“危险份子”——二二八时曾经俘虏过“两百国军”。陈明忠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比较近的日月潭茶叶试验所，当一名化验员。

陈明忠到日月潭茶叶试验所工作后，利用假日时间曾四次深入到雾社深山老林中与原住民联络，试图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后来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引起岗哨的怀疑，受到盘查，这才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不再去雾社了。

1949年8月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后，台湾当局对岛内中共地下组织进行大搜捕。次年春，陈明忠的领导李乔松因身份暴露逃到大陆，临走前交待陈明忠：“下次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会有人跟你接头，如果到时候接头的人没有来，立刻走。”陈明忠按照他说的话去做，果然等不到人，就赶紧离开茶叶试验所回到高雄老家冈山，在冈山农校任教，并设法接上了台南的地下党组织。不想特务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他。1950年暑假返校的一天，陈明忠在冈山农校被捕。

陈明忠先是被关押在冈山宪兵队，后来又转移到彰化宪兵队。他回忆说：

【“在彰化宪兵队被刑求，先是灌水、夹手指，然后老虎凳。老虎凳的砖头一块一块往上加，我都不承认。刑求的人说：‘再加一块，你腿骨会断，人可就终身残废了。’我一想，是啊。于是招供。招什么？我说：‘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他们查来查去，查不出这个组织。他们说我不老实，把我移交到台南宪兵队。”】

再后来是转移到台北保安司令部、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后被移送到军法处。

在台南宪兵队陈明忠没被刑求，他以为已经定案了，“必死无疑”，陈明忠回忆说：

【“有一天早上，听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表、杂物整理好，交给同牢房的黄介石，准备去死。……走出牢房时我觉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有点紧张。我这时候才知道，人的顶门，天灵盖上还有动脉。出来才发现，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报处，不是枪毙。”】

后来陈明忠又被转到保密局南所。陈明忠说：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这天早上喝稀饭，里边有绿豆，简直是美味，我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结果老是想上厕所，打了几次报告都不许。”】

后来看守把他叫出去一顿暴打，原来这里规定，每三小时开放一次上厕所。他回忆说：

【“这里环境最差，因为抓的人太多了。房间不够，一个房间关二十四个人，所以只能八个人躺下睡觉，十六个人站着或蹲着，三班轮换睡。这样站了一个礼拜之后，脑子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在军法处监狱，陈明忠与台中地区工委书记张伯哲（详见第五章“张伯哲”一节）等30多个人关在同一个牢房里。陈明忠进牢房后，张伯哲叫他过去，

【“问：‘你什么名字？’我说：‘陈明忠’，他说：‘哦’，就把我的情况一一都说了出来。我吓一跳，他说：‘不要怕，我是你的上级的上级。’……他在鱼池乡林业试验所担任总务科长，这里离我工作的茶叶试验所不远，他曾偷偷的来观察我两三次，所以我不认识他，他记得我。”】

据张伯哲判断，出卖陈明忠的，应该就是没按规定时间跟陈明忠接头的一个叫“洪麟儿”的人。张伯哲嘱咐陈明忠说：洪麟儿只知道你的姓名，并不认识你，此外没有任何证据，因此无论如何刑求，你都不能承认加入地下党。张伯哲还特别提醒陈明忠：基隆中学案外省人都枪决，本省人都判感训，让本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对本省人比较宽大，加上大家以为台湾快解放了，于是许多人被捕后就坦白交待关系。他说，其实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欺骗手法，没有过国民党统治经验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手软的。果然，以后的判决状况证实了张伯哲的说法。陈明忠回忆说：

【“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静，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问他：‘你不怕死吗？’他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他来说，‘道’就是共产主义。”】

后来，张伯哲写了遗书还给陈明忠看过，令陈明忠甚为感动，几十年之后还记得张伯哲遗书的大概内容。

除了张伯哲，在军法处监狱最让陈明忠佩服的还有冯锦煇和钟浩东。冯锦煇是罗东的一位小学教员，他被叫出去枪毙时和同牢房的每个人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陈明忠说：

【“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宪兵队误以为要被枪毙时，因有点紧张而感觉到自己脑袋顶部突突的跳，他居然这样镇静。我们唱着安息歌送他走。”】

过几天，钟浩东也被叫出去枪毙，他是陈明忠高雄中学的学长，本来在基隆中学案中已经被判“感训”，但他坚决不接受“感训”，被送回军法处（详见第五章“钟浩东”一节）。“按照惯例，我们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们加唱<幌马车之歌>。他说，他太太跟着他到大陆参加抗战，他太太很喜欢这首歌。”陈明忠说：

【“我看到冯锦煇、钟浩东、张伯哲临刑前的勇敢与坚定，他们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让我下定决心，要跟着他们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记得张伯哲对我的谈话，这是我在军法处牢房最大的收获。”】

因为实在查不出陈明忠跟中共地下党有什么关系，后来他被转到军法处新店分所，判了他10年徒刑，理由是二二八的黑名单上有陈明忠的名字。

1951年绿岛的“新生训导处”成立，陈明忠被送往绿岛“服刑”。陈明忠说：

【“‘新生训导处’其实就是政治犯的集中营。……吃得很差，没有青菜，馒头很硬，因为面粉太差，发酵不够。有时我们就吃做酱油的黑豆，晒干了吃，还有咸菜干。这些东西吃到胃痛。原本我的胃在日据时代当学生兵时就开始坏了，在彰化宪兵队灌水刑求，搞得更坏。这时就开始胃溃疡，吐血。”】

在绿岛“新生训导处”，除了所谓“政治学习”，就是做苦役。对此，陈明忠也有办法应付：例如在海边挖石头修监狱围墙，“我心想，自己做围墙关自己，没道理，我就偷懒”；上山砍茅杆，规定每人砍五十根两米以上的茅杆，“我就选那些跟我一样营养不良、长得很细的，但长度够两米的五十根，这样重量不大，很轻松就背下山来。”；绿岛苍蝇很多，有阵子发起打苍蝇运动，规定每人每天要交五十只苍蝇，“我把饭粒用墨水染黑、晾干，冒充苍蝇上交。”；重体力活，比如挑煤，三十公斤、四十公斤的增加，“于是我就带头去装不足三十公斤的煤，比规定少十公斤左右。队上对我的处分是大家吃饭休息时，罚我挑不足四十公斤的队上厕所的大便或挑水。”……凡此种种。

至于“政治学习”，绿岛的政治犯中有一些中共地下党员，但政治认识都很肤浅，大多数是莫名其妙被抓进来的，什么国民党、共产党、毛泽东，一概不知道，当然更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大家都想要了解，学习热情就起来了，监狱成了共产主义的学校。所以出狱之后，大家来往，互相称‘老同学’。”陈明忠说：“我也是在狱中，开始真正研读马克思主义的”。

当时，中共叛徒叶青（本名任卓宜）写的《毛泽东思想批判》，是他们的主要教材。

【“这本书常常大段的引述毛泽东的话，我们只读这些话，不读叶青的批判。”

“很多人被点燃学习共产主义的热情，在政治学习课上，利用各种教材，偷偷抄写毛泽东的文章，藏到牢房里。”】

绿岛有个管理员看书的图书馆，里边有共产党的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有人就偷出来，大家传着看。陈明忠说，他在绿岛看过的书很多，如日本左派战后成立的“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出版的《古生物学概论》、《物理入门》、《化学入门》、《自然科学辞典》等，还有苏联科学家欧巴林写的《生命的起源》，表面上都是讲自然科学，很容易审查通过，“其实里面讲的是唯物论的辩证法。……我就这样学到辩证法的概念。”陈明忠在绿岛监狱中如饥似渴地学习，理论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他说，他读过的对他帮助很大的书还有英国的M.Dobbpgn写的《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我们是用十倍的价钱委托新店军人监狱的‘军人犯’买进来的。我很认真的读了三、四次，终于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由封建主义演进过来的。……这本书和<古生物学概论>、<生命的起源>等，教我如何思考问题，看问题，也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

除此之外，陈明忠在绿岛监狱中还慢慢学会了讲国语（普通话），虽然很不标准。

陈明忠的“叛逆”性格在狱中是出了名的，经常出“状况”，所以他的“成绩”一向不好，所受的虐待自然也比一般犯人为多。

【“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不是在关禁闭，就是在上脚镣。来了两次，都不让接见，以后就不来了。三姑妈的女儿在空军总医院做护士，她来见我，结果被调查，工作也丢了。姑妈的丈夫是上校医官，受到牵连，少将也升不了了。还有个冈山农校的同事来看我，也是被查，吓坏了。后来，就没人敢来见我了。十年里，见到家人的次数很少。”】

陈明忠说。

1960年，陈明忠十年刑满出狱，回到家乡冈山，因在狱中长期肺病，又患有胃溃疡，年仅31岁的小伙子，体重只有四十三公斤，瘦得皮包骨头，亲友们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政治犯出狱，找工作很难，社会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冈山是空军训练司令部所在地，蒋介石常去视察，每次他要来的前一天晚上，就会有情治人员半夜来我家敲门，搜查我房间。”】

后来费了一番周折，当局才勉强批准他到旗山农校教书。

在旗山农校任教不到一年，因陈明忠系“农业化学”专业毕业，又有茶叶试验所“化验员”的工作资历，他被一个坐牢的朋友推荐到台北一家药厂当了一名化验员。由于陈明忠刻苦钻研业务，药品管制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升迁很快，不过三、四年时间，他就从进厂时的化验员——品质管制科长——制造科长——副厂长兼技术部主任，直到当上了“中国新药厂”的厂长，一时间成了台北药品制造业界的“香饽饽”。可是厂长没干多久，他就辞职不干了，跑到“东大药厂”当不用费心管人事的副厂长兼技术部主任。后来有人不解地问他：“你怎么一点都不想自己发展企业，这样可以赚大钱！” 陈明忠回答说：“老实讲，我一点也没想过。我一直想的，还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稳定下来，我不会放弃年轻时代的理想。”这就是陈明忠！

1965年，经绿岛“老同学”的介绍，当时还在“中国新药厂”工作的陈明忠，与同是“老同学”的冯守娥结婚。冯守娥是陈明忠在军法处监狱里结识的他最钦佩的三个人之一冯锦煇的胞妹。“坐过牢的，愿意找坐过牢的，有共同信念，互相理解。”他说。婚后育有两女，姐妹俩分别取名“志民”、“志平”——“志在为人民、志在为民主；志在为和平、志在为平等。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理想。”陈明忠说。

陈明忠结婚后，生活稳定了，便开始逐步涉入政治。以前只是偷偷收听大陆广播和BBC的中文广播，了解大陆的情况，不敢公开活动，后来慢慢的开始偷偷活动，想办法寻找地下管道买书，找资料。经过一、两年的努力，他终于说服了一家日文小书店的老板，帮他偷偷购买一些日本左派的禁书，还有《朝日新闻》、《世界月刊》之类的新闻和杂志。这些日文书和报纸、杂志都很贵，陈明忠说：“在东大药厂的时候，我的月薪已经达到几万块，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再后来，几个“老同学”合买了一部影印机，偷印那些资料，通过秘密读书会和私人关系散发出去，“那时很多人，学界、政界的名人，都从不同管道间接的看过我们这些影印的资料。”

时序进入上世纪的七0年代，国际形势丕变，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其后是中美、中日建交。台湾很多人都在设法偷偷了解大陆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陈明忠开始和党外人士黄顺兴、康宁祥、郭新雨等人秘密接触交往。

1974年，陈明忠利用东大药厂派他出差日本的机会，把一份台湾政治犯的名单秘密交给了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川田泰代，并通过国际特赦组织认识了已经加入日籍的著名经济学者刘进庆。后来，刘进庆向陈明忠提出“策反黄顺兴去大陆”，于是最终酿成了陈明忠的第二次被捕。

1975年，陈明忠又结识了刚刚出狱的陈映真、苏庆黎等新生代左翼人士，并帮助他们募集资金，创办党外左派政论杂志《夏潮》。陈明忠说：

【“当时整个形势松动，民心思变，党外运动兴盛起来，台独派在美国支持下势力越来越大，但左派的意识也重新复活。左派本来被白色恐怖洗掉了，由于海外保钓的影响，年轻一代开始左倾，想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中国大陆，五0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年轻一代的左派通过各种方式接上了头。”】

黄顺兴想去大陆，但并没有走陈明忠、刘进庆这条线，而是派出他的女儿黄妮娜通过日本去大陆探路。黄妮娜回到台湾后没多久，就被捕了，熬不过三天的刑求，就全招供了。台湾当局不敢轻易动党外大头黄顺兴，而刘进庆是日籍人士

也不能动，于是陈明忠就成了唯一的“突破口”，1976年7月4日早上，陈明

忠再次被捕，关押在博爱路的保安处。那一年他已经47岁。

进入七零年代以后，美国方面不断给蒋经国施压，要他在台湾推行民主改革，

所以蒋经国不能直接对党外下手，但如果能够证明党外人士后面是共产党，那美

国就不会干涉，就可以把党外人士一网打尽。所以陈明忠被抓进去后，问案重点，

“一是我和共产党的关系，一是我和党外的关系，他们要把两者牵扯在一起。”上面的命令是：“不管用什么手段，就算人进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来！”接下来的就是一连串的生不如死的刑求：

第一阶段六天六夜。四个小时一组人，不断疲劳式的审问，电灯一直照着，不让睡觉，“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体质好，能忍耐，问案的人还问我：‘你练了什么武功？’”陈明忠说。

第二阶段，五天五夜的刑求。八个人一起上，几种刑一起来，有的按手，用小棒夹手指、脚趾后加力，同时两个人用长棍子在两条腿上加力；有的通电，再一个人拿着汽油，等电通了，嘴巴张开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条腿都完蛋了。砖头再压下去，眼前会发黑昏倒，两三个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运来两块大冰块，让我光着身子躺在上边，旁边吹着电风扇，……同时夹手指，把牙签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间时，痛得小便都失禁。“；“灌辣椒水……，灌汽油就太难受了，我尽量吐出来，但还是会吞下一部分，两三个月内都还会感觉到体内的汽油恶臭味。”；“把电线绑在脚趾上，然后通电。钢丝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我的脊椎给打到错位，所以后来神经会麻木，走路跨台阶时会摔倒，拿杯子会掉下来，或者拿东西以为拿到了，其实没拿到。” ……

陈明忠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面对酷刑时的心路历程：

【“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吧！刚好这个时候，碰巧到刑求的一个空档，前一批问案的人要轮换，他们先走了，而后一批人还没来，我一下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一个剑道高手对决，他如果一剑劈下来，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剌下去，同归于尽不就好了。……痛到极致也就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简单，但是很重要，我终于想开了。……我终于体认到，被刑求的时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认为‘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才会遭遇到这样的痛苦，但我并没有走错路。’精神就不会崩溃了。做了这个梦以后，我的精神坚定了，以后的刑求，痛还是痛，但不会动摇了。”】

就这样，整整三个月，陈明忠又经历了第三阶段五天五夜、第四阶段五天五夜的另两轮更残忍的刑求，他说：

【“肉体上尽管痛苦不堪，但因为精神得到‘解脱’，反而忍受得了。有时候刑求结束，我还唱歌，他们以为我疯掉了。”】

后来，因为警总知道陈明忠与国际大赦组织有联系，怕真的把他整死了，会有麻烦，这才不敢再刑求。事后，问案的人对陈明忠说：

【“我们刑求分四个阶段，一般在第一阶段，大部分的人都会承认罪状；到了第二阶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认的人，连叫他承认说‘偷古井’（台语谚语），他也会承认。所以第三、第四阶段的刑求，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用过，你是警总有史以来头一个，通过四个阶段刑求还不肯认罪的人，你练过什么武功？”】

警总逼不出陈明忠和共产党及党外“勾结”的口供，最后只能拿从他家中搜出来的几本禁书和一盘党外人士演讲的录音带当“罪证”。当年10月29日，陈明忠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罪名”被起诉。原本已经内定要判“死刑”的，不料想这时国外的人权组织和在美国的“保钓”人士闹起来了，而且愈闹愈大，美国副总统韩福瑞也写信给蒋经国，要求立即释放陈明忠，给台湾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最终不得不改判陈明忠“有期徒刑15年，褫夺公权15年”作罢。

陈明忠捡回了一条命，判决四个月后，再次被送到绿岛服刑。

1976年陈明忠再次被捕入狱时，大陆“文革”刚刚结束，他看到“中央日报”上“揭露”的“真相”，开始不相信，以为是国民党造谣。

【“后来看到一些‘中央日报’刊登的伤痕文学，就知道是真的，于是非常痛苦。如果革命搞成这个样子，我这一辈子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我吃了那么多的苦，只要革命理想能实现，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革命搞错了，我岂不是白活了吗？为了这个，我痛苦了很久。”】

陈明忠说：

【“那时甚至想，是不是死了算了。”后来他不断的读书、思考，终于慢慢认识到，“革命过程不可能很顺利、很简单，尤其像中国历史那么久，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又受了一百多年的侵略，怎么可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就马上成功呢。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

后来，陈明忠把他在这一时期的困惑与思考，写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本书。

当时，为了能看左统派编印出版的《乡土文学论战》一书，陈明忠在狱中足足绝食了13天时间。狱方派五、六个人来，要强行给他灌食，陈明忠把几双筷子绑在手上，扬言谁要来按他的手就戳谁的眼睛，结果谁也不敢上来按他，最终狱方只好妥协，把书给了他；为了一篇“中央日报”副刊上登的编造的反共假文章《南海血书》，陈明忠和警总派来的三个上校军官竟然辩论了两、三个月，直辩到陈明忠心跳过快，晕了过去才作罢；牢房里规定不许抽烟他照抽，写学习心得他随便乱写，牢房的窗户用肥皂抹上不让看守监视……，总之，拒不接受“感训”。狱方说，陈明忠是无法改造的“顽固份子”，后来把他关进单人牢房，不管他了。

拒绝“感训”的代价当然很大。按照规定，犯人父母去世，可以戴手铐回去奔丧，陈明忠母亲去世，狱方不让他回。1985年，遭受酷刑后的陈明忠身体状况恶化，他太太冯守娥写了近30封“保外就医”的申请，因为陈明忠在狱中的“成绩”不好，是最差的四级，狱方就是不批准。后来还是王晓波去找当时蒋经国的秘书马英九，由马出面疏通，才得以在1987年3月被批准“保外就医”。这时，陈明忠已经又坐了11年的黑牢。两次坐牢，加起来整整21年！这一年，陈明忠已经58岁了。

陈明忠保外就医出狱后，很快就成为左统派各路人马的核心和纽带。在他的积极奔走推动下，岛内左统派团体夏潮联合会、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工党、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和原住民部落工作队先后成立，活跃在台湾政坛，成为岛内反独裁反“台独”和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和林书扬是台湾左统派中最受尊崇的两位老前辈和精神领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体制，开放党禁报禁，岛内“台独”势力开始活跃，特别是1988年李登辉上台主政后，“台独”势力逐步坐大，活动日趋猖獗，岛内统独矛盾日益激化。为此，陈明忠通过自己的研究，与林书扬等其他左统派人士一起，建构起了一整套与“台独”斗争的理论体系。

他以独到的研究视角，批驳了“二二八事变是‘台独’起源”的错误观点，认为“台独运动事实上是台湾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地主阶级的运动。”此外，陈明忠对“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的区别以及“台独”人士一再宣扬的所谓“外来政权”和“省籍情结”，也有深刻的论述与批驳，这为台湾左统派与“台独”势力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上世纪70年代未大陆改革开放后，岛内一些年轻的左统派人士认为，中共“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对两岸统一改持消极态度。但陈明忠则认为，中国的革命分成“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民主专政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等条件的阶段。”不应该以为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就认为已经“走资”。陈明忠把他的这些思考，总结为八个要点加以系统的阐述，明确清晰地回答了岛内一些左统派的迷茫，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陈明忠出狱后，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发展。2005年初，国民党主席连战有意访问大陆，但犹豫不决，陈明忠欣然应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他现身说法，鼓励连战捐弃前嫌，下决心访问大陆。连战深受感动，当场决定访问大陆，终于促成了当年四月轰动一时、永载史册的连战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宣布将“年年参拜靖国神社”，陈明忠和冯守娥以"被害申告人身份"，与高金素梅率领的“原住民工作队”密切配合，于2003年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国神社参拜违宪诉讼"。两位超过75岁的老人家，义务担任诉讼团队的翻译，3年内自费赴大阪9次，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终于在2005年9月判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

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禁和残酷折磨，晚年的陈明忠病疼很多，不得不经常住院治疗，89岁高龄时他说，他唯一的遗憾是“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2019年11月21日，陈明忠在上海病逝，享年90岁。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1995年4月2日，陈明忠参加五0年代政治受难者春季追悼大会

1981年8月8日父亲节，冯守娥偕两个女儿去绿岛探视陈明忠

 2005年228纪念日陈明忠受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赠送连战“和解之钥”，促成连赴大陆参访

黄顺兴(1923-2002) ，台湾省彰化县人。1943年毕业于日本熊本农业高等学校农科。同年回国，在上海江湾棉花改良场工作。1945年回台湾。曾在台东拓荒。历任台东县议会第四至六届议员、台东县县长、台北富利冷冻仪器公司总经理、台湾当局"立法院"的"立法委员"。1980年创办《生活与环境》杂志，并自营牧场。1985年来大陆，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3月，七届人大全体会议中，公开反对修建三峡大坝，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不同声音。2002年3月5日在北京因心脏病过世。著有《历史的证言》、《台湾农业的悲剧历程》、《黄顺兴看大陆》、《走不完的路--黄顺兴自述》等。康宁祥(1938年--)，台湾省台北市万华区人，出身制饼家庭，康宁祥年轻时曾做过加油站工人。1961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行政系。历任台北市议会议员、台湾"立法院"增额"立法委员"。先后创办《台湾政论》、《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等杂志。1986年任民进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康宁祥主张议会路线而非街头路线，但是由于康宁祥问政过于温和，导致党外新生代不满，曾发起发起“批康”运动。1993年“监察院”改制之后，接受李登辉推荐出任“监察委员”； 2002年2月曾出任民进党执政当局“国防部副部长”，2003年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和“总统府资政”。

郭雨新(1908──1985)，字冲云，台湾省宜兰县人，日据时期台北帝国大学农林专门部毕业，台湾地区政治人物，为党外运动元老之一。

刘进庆（1931-2005），原籍台湾省，日本著名华人学者、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战后赴日留学，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他对战后台湾经济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声望。他不仅投身经济学研究，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两岸和平交流付出了极大热情。在日华人教授会议、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等组织，都得到过刘进庆教授的热心支持，是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首任代表。

陈映真（1937- 2016），台北县莺歌镇人，知名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1957年高中毕业后考取淡江英专(今淡江大学)英语系，1961年毕业。1959年以第一篇小说《面摊》进入文坛。之后担任高中英语教师，后进入辉瑞大药厂工作。1968年7月台湾当局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逮捕包括陈映真、李作成、吴耀忠、丘延亮、陈述礼等"民主台湾联盟"成员共36人，民盟成员各被判十年刑期不等，陈映真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移送绿岛。陈映真被捕时亦为《文季季刊》的编辑委员，季刊相关文人黄春明、尉天聪也遭到牵连，因而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季事件"。入狱期间他"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特赦”提前三年出狱。出狱后仍从事写作，转趋现实主义，并且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乡土文学的盲点》，反击余光中等人对乡土文学视为工农兵文学的攻击；1979年再度被捕，但36小时后奇迹般获释。1980年代继续参与《文季》、《夏潮论坛》等杂志的编务，并且在"中国结"与"台湾结"论战中再度与本土派交锋。1983年应邀赴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结识大陆作家王安忆等。1985年11月，创办《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1990年后经常进出中国大陆并久居北京；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荣誉高级研究员；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与他客座教授称号。1999年受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典"。2010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聘请他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苏庆黎（1946——2004)，台湾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参与者。台湾省台北市人。取名“庆黎”，即“庆祝台湾的黎明”、庆祝台湾光复之意。父亲苏新为前台湾共产党的重要领袖，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全家前往上海避难，之后苏新滞留大陆，她与母亲回到台湾，不久母亲被捕，她被寄养于亲戚家中。高雄女中毕业后，于1964年考取东海大学历史系，1965年重考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就读大学期间与杨逵、王晓波、南方朔、徐正光、王拓等人相识交往；1971年苏庆黎本打算前往美国德拉瓦大学社会学系就读，台湾当局因其父的背景不准其出境。此后，她出任《夏潮》杂志首任总编辑、《海峡》杂志总编辑，在陈鼓应介绍下与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和康宁祥等党外人士，同时在《台湾政论》、《夏潮》等杂志从事写作。苏庆黎与陈映真、陈鼓应等人大量介绍台湾于日本统治时期的人事物、并且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分析台湾的政经发展，引发当局注意；1978年开始开始从事党外助选活动，并且于《美丽岛》杂志担任编辑；美丽岛事件后，1979年12月25日被捕，后因罪证不足释放。1983年，苏庆黎加入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次年与邱义仁、贺端蕃等人筹组劳工法律支援会；1986年苏前往大陆考查农村，获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接见。1987年与王义雄、王拓等人筹组工党，次年退党；1989年台湾劳动党成立，出任劳动党秘书长，次年辞职。之后从事劳工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2004年10月19日病逝于北京。

【本节主要参考《无悔--陈明忠回忆录》（李娜整理编辑，吕正惠校订，人间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写成，文中引文除另有注释外，均出自该书，不再另外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