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清兵确实战斗力低下，但根本原因不在军事层面
关于这个战争奇观的出处，网文这样说：【此说见于民国历史学者陈捷所著《义和团运动》一书第二章第二节《围攻西什库教堂》，原文如下：“五月二十七日，拳攻猛烈，放炮五六百响，未伤一人，西兵毙匪甚多。”
据陈书交代，这段叙述的史料依据，是“法国樊国梁主教与训蒙会监会士”的日记。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册，引用了这段文字，称之为“法国主教樊国梁日记”。
庚子年旧历五月二十七日，是公历1900年6月23日。查樊国梁日记，该日下有这样一段记载：“6月23日，星期六——晚上还算平静，但是攻击在9点时又开始了，和前一天同样猛烈。……下午四点，炮轰停止了。今天向我们发射了三百六十枚炮弹，但没伤着一个人。”
至于“训蒙会监会士日记”，所指可能是另一份资料《王司铎日录》。该日记使用的是中国旧历，在五月二十七日下，有这样一段记载：“二十七日，……至八点钟时街南房上又开了炮，向北堂攻打，枪子亦如雨点。……待南边房上开炮之后，我炮咕咚一响，见彼房上之瓦打坏一片，洋兵亦放数排枪。数分钟后，彼处又燃炮，我处亦还炮，末一炮将彼等房上隐身之板打落房下。至晚两下全然止炮，然枪声终夜未休，堂中亦未伤一人。此日炮声九百响。”
樊国梁日记说，清军与义和团向教堂内发射了三百六十枚炮弹；《王司铎日录》说，当天“炮声九百响”。两份数据合计平均，加上两份材料均称教堂中无一人受伤，即是“放炮五六百响，未伤洋人一人”之说的来源。】如果如上材料就是这篇网文据以考证的全部材料，那么只根据这些材料的话，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清军的战斗力太低下！
当时清军的战斗力低下那是客观存在，否认不得，然而，再低下的战斗力也是有底线的，不可能发射炮弹“三百六十枚”、“九百响”伤不到一个洋兵。所以，这样的战争奇观尽管是个客观存在，那也必然有网文材料论说不到的原因，也是应该钩沉索微尽力寻找的，可是这篇网文没继续这个工作。那么，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当时，有一个在北京亲历过“庚子国变”的，名唤Putnam·Weale（辛普森）的洋人就写了一本《庚子使馆被围记》，他在书里这样说到：
【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与使馆者同。】（胡绳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597页 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当时，围攻教堂的是义和团团民与荣禄的武卫中军，因为义和团团民只装备贴身近战才能发挥效力的冷兵器，所以，对付人数虽少，但是装备有射程远、精度高的近代枪炮的教堂洋兵就无能为力了。能对这些洋兵构成致命打击的只能是也装备近代火器的荣禄的正规清军。然而，从洋人辛普森的记载来看，荣禄围攻教堂的战斗是标标准准的假打！既然是假打，那么发射炮弹千枚又能把洋人如何？
如辛普森的说法，荣禄与法国传教士私人关系好，就必然能导致荣禄对西什库教堂手下容情吗？这个说法是有待商榷的：怎么说也是战争状态了，个人之间的友谊不可能凌驾于国家行为之上。那为什么荣禄敢于抗命慈禧对洋人进行假打？毛病还是出清廷高层对这次襄阳人宣战的看法、立场不统一上。而归根结底还在慈禧这个人身上：
虽说她下旨对各列强宣战了，但是她本人却“战志不定”，与洋人的作战决心并不坚定；其次，清廷高层很多人对于向列强宣战也有异议，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中，权势最为煊赫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是反对宣战最坚决的人物。后来更在盛宣怀的串联下弄出个“东南互保”，把慈禧架空了。在北京中枢，负责攻打列强使馆和教堂的荣禄也是坚决反对向列强宣战的。这一点，连当时的被义和团民与清军“包围”的洋人也看得清楚，他们清楚地知道，之所以使馆和教堂没有被攻下，那是因为“已经很清楚地看出这次凶暴攻击将产生什么后果的一派”的人在清廷内部的帮助。（参见：徐彻 董守义 《社会科学院文库·清代全史（九卷）》163页 2007年4月 ）
二、清兵孱弱是晚晴洋奴政治的必然产物
说起来，在清廷中枢里也有“坚定”的主战派：如载漪，也就是陈夔龙提到的“端邸”的主人端郡王。此人首倡“借拳（义和团）剿洋”，盛赞义和团忠勇。他的追随者——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也被慈禧派出考察义和团是否忠勇可靠。此人回报调查结果却很有耍滑头的意思：【太后问：“义和团是否可靠？”刚毅装出拳民样子，一边表演一边讲说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叨叨絮絮，说了一大篇。太后道：“这都不相干，我但问你这些拳民，据你看来，究竟可靠不可靠？”他还是照前式样重述一遍。】（上书158-159页）慈禧的问话，他只需回答“是”与“否”，但是，此人就是不做正面回答，只是把义和团民的一套程式化的做做表演一番，潜台词：这个义和团到底是不是可靠，您自己“圣断”吧，当然，出了事赖不到我。慈禧对个列强宣战的“战志”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定下了”。
在意外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后，慈禧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于是在她的“圣断”下短期内出现了一个围攻使馆的高潮。但由于荣禄等朝臣和南方的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驻海外使节的反对，很快地又出现了停攻或缓攻的局面，以至在以后的两月中，由于认识上的反复摩擦，便出现了打打停停的奇怪现象。（上书162页）实际上，无论是洋人使馆，还是教堂，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包围”状态。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荣禄才敢于“抗旨”，对教堂和使馆进行假打式的围攻。当然，荣禄的“暗中维持”必须要落在实处，具体的法子，在北京出任顺天府尹而又与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的记载中有：
【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文忠公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公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上书163页）秘密命令炮手将瞄准的表尺加高“二三分”，发射的炮弹也就掠过使馆、教堂的屋顶，把无辜的北京商户、居民捎带了。这样的开炮射击，不要说五六百发炮弹不伤一个洋兵，纵然发射炮弹万发，又岂能伤洋人一根汗毛？蒙受巨大损失的只是中国人的身家性命。
清军围攻使馆和教堂是假打，但是参与的义和团可是真打。然而，无论是使馆，还是教堂，都不是旷野中的孤立建筑。如果这是那样的话，数万义和团民就如潮水一般对之进行四面的围攻，纵然洋兵的武器精良，也有“照顾”不过来的义和团民逼到墙角下，无论使馆、无论教堂，都能拿得下来。事实上，使馆和教堂都处于城区建筑密集处，义和团民只能沿着狭窄街巷“鱼贯”进退，这样就被侵略者的密集的枪弹“点名”式的杀戮。而有近代火器的清军绝大部分人不与支援，慈禧也根本不给义和团民发放这样的火器对侵略者对攻，这样的光景，正如孔子所言：不教而杀，是为虐民！
慈禧不是说要义和团来打洋人吗？为什么这样做事？这就是慈禧的歹毒之处：在家天下的时代，任何有组织的人民武装都是统治者的心头大患，哪怕义和团民仅有冷兵器，比装备了近代火器的清军处于劣势。作为人民自发组织的习武自卫组织，开初只是防盗御匪，咸、同之后，随着洋人传教在华北地区的深入，也随着汉奸、流氓等中国人中的匪类入教，与洋人勾结侵夺人民利益，义和团组织也渐变为专对洋人、教会，抵御外侮的组织。他们对清政府却是极为友善的。尽管这样，他们也被慈禧等人忌恨，派兵镇压。但是经过“涞水戕官”（前来镇压的清廷三品大员也被灭杀）、“涿州距城”（涿州城被义和团民攻占）之后，慈禧才觉得镇压义和团并不容易，征募义和团民进北京打洋人，实际上就是借刀杀人，把装备精良的洋人当成一把快刀，屠杀义和团。否则，真有心思抗击外侮，为什么不给这些勇猛无畏的团民发放清军装备的火器？
“清军开炮五、六百，未伤一个洋兵”，就这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