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看到一篇奇文。这年头本也不该大惊小怪的,但这奇文偏偏是在如今的防疫期间发的,和宁波八十年前的那场不堪回首的鼠疫有关,通篇的主旨是论历史之假,认为抗战时期各地爆发的鼠疫与日军没有关系,中日学者多年研究的历史结论乃至司法判决结果,都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这个,就不得不狠狠地吐他一槽了!
这是《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撰写的一篇访谈录:《瘟疫与防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专访曹树基》,发表于2020年2月19日该报的“文化客厅”栏目(见链接)。
被访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曹树基,研究领域为移民史与人口史、疾病史、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当代史,著有《鼠疫:战争与和平》(合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等。这本书,我是在出版了我的《宁波鼠疫纪实》(宁波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书后才知道、才买到,当时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
但看了曹教授的这一通宏论,我非常诧异。我觉得5年前的惭愧实在大可不必,因为看来曹教授至今都没弄明白鼠疫的传播途径,我没参考他的大作,或许因此避免了被带到沟里去的可能后果,应该庆幸才是。
读者诸君请看——
照曹教授这么说,1940年11月初宁波开明街鼠疫的爆发,怪不到日本军头上,难道是自然灾害?
腾冲鼠疫我没了解过,不敢说。不过,曹教授可真敢说,抗战期间的其他地方发生的几场鼠疫是怎么回事还没说呢,就急煞一样地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研究日军发动细菌战、播撒鼠疫的“学术界”指为“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言下之意很明确,那就是“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着的“今天的学术界”,就是没有“好好做研究”。这意思差不多是说这些研究成果一无是处了。
继续——
可见,在曹教授眼里,岂但“今天的学术界”,连“前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对的”。
以上是曹教授对中国方面的批评。再看——
曹教授认为731军医“留下”的“一部论文集”和前线的作战参谋“留下”的“一部作战日记”中所有对日军不利的部分,都有“漏洞”,都不能成为日军放毒播疫的“证据”,是“虚夸与作伪”。厉害不?在曹教授的眼里,731部队只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只是吹牛而已,并非犯罪。
曹教授“批评”完了日本方面的“前人”,又接着揶揄日本方面的“今人”:
连日本的法官判“中国的细菌战官司在日本打嬴了”,也是被曹教授视为葫芦僧判葫芦案的作派,因为“所有的证据都经不住推敲”。
凭心而论,我并不相信曹教授之所以大谈特谈他研究成果的本意,是要“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我还是很好奇:曹教授如此一笔抹煞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日本方面的司法判决,这得对自己智商的自信、自恋要到什么地步啊!
曹教授在当前“(防)疫期(间)”写“疫史”,“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效率还是很高,大概平均10天写一篇论文初稿”。但看来他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饶晕了头,以为历史、现实都没有真,而抗战时期鼠疫之“真”,只在他的这一通高谈中、只在他的4篇论文里。可惜,论文似乎还没面世,想必连日本反战学者们都在引颈企盼呢。
那么,访谈中的观点,是否逻辑自洽呢?我们来看看——
曹教授说得很明白,中心意思就是“飞机上散布的细菌”,顶多只能引起“肺鼠疫”,但问题是“飞机上撒下的鼠疫杆菌”在让人染疫之前是不可能存活的。言下之意是,抗战时期的各地爆发的鼠疫时,既没有发现跳蚤,也没有“腺鼠疫”。所以,他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各地鼠疫的爆发,与“1944年腾冲的鼠疫流行”一样,“和日本人没有关系”。
别的地方我没研究不好说,就说宁波的那场鼠疫,——带疫菌跳蚤、腺鼠疫,就是首幕亮相的魔鬼啊!对面的曹教授看过来、看过来——
参见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8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2月版
这种跳蚤与本地跳蚤有明显区别,钟队长不会认错,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另外在当时的防疫措施中,灭蚤与灭鼠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58页
俞济民是当时的鄞县县长,1943年作为《防疫概要》一书的共同作者之一,在那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宁波抗疫期间灭蚤、防蚤的经验。
祝绍煌、高允升、俞济民编著《防疫概要》第36、37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版
至于跳蚤在鼠疫传播中的角色,曹教授应该是清楚的吧,只是他以为他自己想不出如何把鼠疫杆菌空投到目的地的办法,当年的石井四郎也一样一筹莫展。事实上,被曹教授视为“虚夸和作伪”的石井四郎和日本军医金子顺一的论文集里,“虚夸和作伪”的只是“战果”,但如何投放鼠疫杆菌这一活儿,人家早就驾轻就熟了。“天天在翻、在抄”,“对这两份日文资料”进行“批评”的曹教授居然没翻到、没找到这一页?!
日军731部队少佐军医金子顺一论文里的照片和表格。图像采自水银编著《宁波鼠疫纪实》。
P X 是什么概念,曹教授不会不知道吧?请教: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简称PX,对吗?每公斤“屁艾克死”有跳蚤170万只,是不?
飞机空投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这在当年也不是难以破解的秘密。
再说,1940年宁波沦陷前半年爆发的鼠疫,当年就已经把鼠疫病死的临床分类作了统计——
容启荣的报告书之部分。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第96页
所以,按曹教授自己给出的条件,那几场鼠疫都与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因果链接,曹教授为了指日军细菌战、投毒播疫是假,就必须睁着眼睛说没看见跳蚤,没看见有腺鼠疫。曹教授在“疫期”潜心研究“疫史”,尤其还写“抗战时期鼠疫史”的,却连这些起码的资料也视若无物,还急急如地向大报发表他“好好做研究”出来的成果,将几十年来多少中外历史学家们殚精竭虑揭示出来的历史真相小觑为假,将中国原告血泪控诉、日本律师反复诘辨、日本法院严谨判决的罪行事实叽讽为经不起他的推敲。简直让人怀疑他的“真”心到底何在!
曹教授,且不论你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但你连中学生该有的论说文水平也没达到,就居然敢藐视天下学者,也忒狂妄了吧?!
我希望曹教授你道歉!只为你亵渎了历史学该有的严谨道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