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赵明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在接受某有骨气大报的专访时，认为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为今天的学术界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所笼罩，并明确表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华细菌战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在访谈中，曹树基教授很疑惑：“例如，从事实本身来讲，你怎么能够证明日军在衢州散播了细菌？是不是民国时期有人说过，我们就该相信并接受？”，他强烈地愤概中国学者“只将对他们有利的材料拿出来说事，证明日军有罪，以至于此事变成定论。”并公开宣称:“推翻定论，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在他看来，不光今天中国学术界被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着，而且前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对的。

一、曹教授其人

其实，这位曹教授想必大家并不陌生。

曹树基，祖籍江西省鄱阳县，１９５６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县。１９７８年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２年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１９８４年获农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６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师从谭其骧教授，１９８９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２００９年２月聘为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聘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田家炳访问 学 者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及 台 湾 “中研院”访问学者（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ＥＨＥＳＳ，２００２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２０００年）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ＵＣＬＡ）历史系（１９９４年）客座教授。

曹树基先生一直主张他的学术研究的传统是从个案入手，以单个人个人为中心完整地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反映一个时代的变化。

（来源：《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12期）

在这一学术传统的指导下，曹树基先生曾经做过题为《新士绅的覆灭：“肃反”运动个案研究之一》的论文，在该文中曹树基先生详尽地考察了江西婺源恶霸徐敬南一案，以徐敬南被几次审查的单个实例，得出了“与其说在阅读余敬南的个人生活史，不如说是阅读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史。一个人物与一个时代的关系，在本案中得到相当完美的体现”，“本文并不刻意强调“新士绅”的封建性，也不认为“新士绅”有何政治特权。”“对于广大的贫苦农民而言，土地改革的目的，不仅要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还要消灭乡村中的一切有钱人，所谓有钱人，在余敬南案中仅仅是比一般村民生活稍好的“富人””，“1950年的“镇反”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乡村中以“新士绅”为代表的旧的权力阶层之镇压。”“1956年开始的“肃反”运动，在赣东北地区，是对乡村“新士绅”为代表的旧的权力阶层的一次再清洗。”并且妄言：“总之，通过“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镇反”与“肃反”运动中的检举与镇压，乡村社会的旧的权力机制及潜在威胁被完全清除，一个构造简单、透明且易控制的新社会得以稳固建立。”（来源：曹树基著《新士绅的覆灭：“肃反”运动个案研究之一》）

曹教授的另一大学术成就是考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3250万人”，限于篇幅，此处就不详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孙经先教授等人认真阅读并分析了曹树基等“中外人口学家”的相关论著，最终确认，“我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查阅了全国各种地方志两千多种，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充分说明了曹树基在《大饥荒》中所编造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曹树基所说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然而，2014年2月，曹教授在与孙经先教授的辩论中却强调：“做学术要有基本的专业素质，乱讲是不可以的。”究竟谁在乱讲？

暂时放开这些东西不说，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战争时期关于日军在衢州细菌战的事实。

二、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铁证如山

201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衢州日报对1940年10月4日日军第一次空投细菌武器的过程进行了回顾。

（70周年特别报道浴血铁城 衢州细菌战：恶疫与极罪--新闻中心

http://news.qz828.com/system/2015/09/02/011025392.shtml）

[鼠疫空降衢州，浩劫惨绝人寰

日军在衢城上空第一次空投细菌武器，是在1940年10月4日上午。

这架低空盘旋的日军飞机，扔下的不是往常的炸弹，而是黄豆、粟米、麦麸、碎破布、跳蚤、小纸包等奇怪的物品。尽管国民政府地方当局很快组织了“焚毁一切空投物”的全城大清扫，但还是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6天后，空投区域内陆续出现死鼠。不久，一种急性流行病开始快速蔓延，患者死亡前均伴有头痛、高烧、淋巴肿痛等症状。事实上，惨绝人寰的浩劫只是刚刚开始。此后，日军陆续又在浙赣战场实施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细菌战。

据已故的衢州卫生防疫站原站长邱明轩考证，自1940年始，鼠疫、伤寒、痢疾、炭疽等前所未有的疾病，像幽灵一般徘徊在衢州各地达8年之久，至少30万人患病，死亡者高达5万人以上。至今，衢州市疾控中心每年还要进行数次鼠疫疫情监测。]

1940年10月4日，盘旋在衢州城上空的日军飞机没有象往常一样扔下炸弹，而是扔下了“黄豆、粟米、麦麸、碎破布、跳蚤、小纸包等奇怪的物品。”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了“焚毁一切空投物”的卫生大清扫。6天后，空投区域开始出现死鼠，不久后开始出现急性传染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御前大本营对陆军的命令在行文时称为“大陆命”，对海军的命令称为“大海令”，二者都以天皇的名义发出。所谓“大陆指”则是根据天皇的“大陆命”由日本陆军参谋部长提出的有关作战的具体指令。

“天皇大陆指第690号”是1940年6月日本陆军本部开始细菌作战的命令。

1940年6月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队长代理增田知贞在一起进行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协商。协商结果是，决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为攻击目标。作战方法是用飞机散布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同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作令［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8月6日，一列重兵押运的火车从731部队的平房出发，开往杭州。车上装着“空投炸弹700发、汽车20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行动总负责人是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正是这个石井四郎，发明了带鼠疫菌的跳蚤弹。1951年，石井抵达朝鲜战场，第二年朝鲜战场上又出现了细菌武器。同年，中国刊物《世界知识》披露了石井四郎在韩国为美军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事实。

日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其中，宁波是中国东南部的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蒋介石的家乡，宁波港承担着外援物资进口任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衢州和金华县是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上的要地，衢州机场是中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衢州设立空军第十三总站，下辖三个机场。衢州城内也是重要的驻兵之地。日军在此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从宁波港口进来的国外战争物资援助，切断中国的铁路运输动脉。

带着这样的战略目的，1940年7月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在宁波上空飞撒伤寒、霍乱、鼠疫菌。9月18日日军开始正式投放细菌武器，直到11月25日，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6个城市遭到了细菌攻击。

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州上空空投的是跳蚤弹，也即石井四郎“专利”产品——带鼠疫菌的跳蚤弹。在鼠疫之后，日军改用“炭疽”炸弹袭击中国华东地区，根据不完全统计，自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造成浙江省、江西省超过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日军利用细菌武器攻击浙江衢州等地，铁证如山，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自1940年始，鼠疫、伤寒、痢疾、炭疽等前所未有的疾病，像幽灵一般徘徊在衢州各地达8年之久，至少30万人患病，死亡者高达5万人以上。至今，衢州市疾控中心每年还要进行数次鼠疫疫情监测。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5/06/08/020688815.shtml）

2005年，衢州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纪念馆开建，并于2008年7月7日，展览馆建成开馆。

直到今天，衢州仍有部分幸存者饱受贻害

细菌战受害者应彩琴老人经治疗未痊愈的伤腿

除了人证，还有详实的物证。

【根据一份之前从未公开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编年简史显示，当时在731部队内部，对浙江进行细菌战攻击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因此几次细菌战的情况，都明目张胆地记录在编年简史当中。

这份材料来自于黑龙江省档案局，原始文件是日本的民间人士提供的。

我们请了日语老师翻译了关于浙江的部分记录： 1940年5月至6月，日军在华中、宁波一带强行进行了细菌战。 9月至11月，石井部队和南京1644部队共同实施了“HO号作战计划”。对浙江省的宁波、金华、玉山、温州、丽水、衢县等地进行了前后数十次的细菌攻击，导致当地发生了突发性的鼠疫疫情。 1941年4月，日军飞机在浙江省的新登县上空投下细菌。

……这些铁证，证明了侵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来源：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5/05/07/020641337.shtml

除此之外，志愿者庄启俭花了17年收集了丽水市细菌战部分受害者的档案，

并且，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承认日军细菌战的事实，但是驳回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重新开放-新闻频道-和讯网

http://news.hexun.com/2013-09-19/158161939.html]

细菌战衢州纪实_腾讯视频

https://v.qq.com/x/page/b07632ww37o.html

以上资料和数据的分量，我们相信曹树基先生应该是清楚的。

为何擅长个案研究的曹教授，此时又不擅长了呢？

（来源：《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

———曹树基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12期）

然而，面对如山铁证，面对诸多仍然存活的个例，曹树基先生却选择无视，并且妄言日军在浙江衢州等地实施细菌战是“传说”，其“不仅在史实方面有漏洞，在学理上也通不过”。并且，要尝试以一己之力证明日军没有在衢州播撒细菌。在时间、地点、人物详实，人证物证俱在，且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承认细菌战事实的情况下，曹树基先生仍然能考虑为侵华日军翻案，这实在是令人疑惑。对于这番高论，相关专业的学者水银在“老宁波”微信公众号发表了《“曹树基访谈”读后感》，读者们对曹树基的评价大部分是这样的：

今天中午看到一篇奇文。这年头本也不该大惊小怪的，但这奇文偏偏是在如今的防疫期间发的，和宁波八十年前的那场不堪回首的鼠疫有关，通篇的主旨是论历史之假，认为抗战时期各地爆发的鼠疫与日军没有关系，中日学者多年研究的历史结论乃至司法判决结果，都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这个，就不得不狠狠地吐他一槽了！

这是《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撰写的一篇访谈录：《瘟疫与防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专访曹树基》，发表于2020年2月19日该报的“文化客厅”栏目（见链接）。

被访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曹树基，研究领域为移民史与人口史、疾病史、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当代史，著有《鼠疫：战争与和平》（合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等。这本书，我是在出版了我的《宁波鼠疫纪实》（宁波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书后才知道、才买到，当时很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

但看了曹教授的这一通宏论，我非常诧异。我觉得5年前的惭愧实在大可不必，因为看来曹教授至今都没弄明白鼠疫的传播途径，我没参考他的大作，或许因此避免了被带到沟里去的可能后果，应该庆幸才是。

读者诸君请看——

照曹教授这么说，1940年11月初宁波开明街鼠疫的爆发，怪不到日本军头上，难道是自然灾害？

腾冲鼠疫我没了解过，不敢说。不过，曹教授可真敢说，抗战期间的其他地方发生的几场鼠疫是怎么回事还没说呢，就急煞一样地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研究日军发动细菌战、播撒鼠疫的“学术界”指为“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言下之意很明确，那就是“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笼罩”着的“今天的学术界”，就是没有“好好做研究”。这意思差不多是说这些研究成果一无是处了。

继续——

可见，在曹教授眼里，岂但“今天的学术界”，连“前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对的”。

以上是曹教授对中国方面的批评。再看——

曹教授认为731军医“留下”的“一部论文集”和前线的作战参谋“留下”的“一部作战日记”中所有对日军不利的部分，都有“漏洞”，都不能成为日军放毒播疫的“证据”，是“虚夸与作伪”。厉害不？在曹教授的眼里，731部队只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只是吹牛而已，并非犯罪。

曹教授“批评”完了日本方面的“前人”，又接着揶揄日本方面的“今人”:

连日本的法官判“中国的细菌战官司在日本打嬴了”，也是被曹教授视为葫芦僧判葫芦案的作派，因为“所有的证据都经不住推敲”。

凭心而论，我并不相信曹教授之所以大谈特谈他研究成果的本意，是要“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我还是很好奇：曹教授如此一笔抹煞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日本方面的司法判决，这得对自己智商的自信、自恋要到什么地步啊！

曹教授在当前“（防）疫期（间）”写“疫史”，“天天在翻、在抄、在想、在写”，“效率还是很高，大概平均10天写一篇论文初稿”。但看来他被“历史之假与现实之假的魔幻交替”饶晕了头，以为历史、现实都没有真，而抗战时期鼠疫之“真”，只在他的这一通高谈中、只在他的4篇论文里。可惜，论文似乎还没面世，想必连日本反战学者们都在引颈企盼呢。

那么，访谈中的观点，是否逻辑自洽呢？我们来看看——

曹教授说得很明白，中心意思就是“飞机上散布的细菌”，顶多只能引起“肺鼠疫”，但问题是“飞机上撒下的鼠疫杆菌”在让人染疫之前是不可能存活的。言下之意是，抗战时期的各地爆发的鼠疫时，既没有发现跳蚤，也没有“腺鼠疫”。所以，他的“研究表明”，抗战时期各地鼠疫的爆发，与“1944年腾冲的鼠疫流行”一样，“和日本人没有关系”。

别的地方我没研究不好说，就说宁波的那场鼠疫，——带疫菌跳蚤、腺鼠疫，就是首幕亮相的魔鬼啊！对面的曹教授看过来、看过来——

参见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8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2月版

这种跳蚤与本地跳蚤有明显区别，钟队长不会认错，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另外在当时的防疫措施中，灭蚤与灭鼠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58页

俞济民是当时的鄞县县长，1943年作为《防疫概要》一书的共同作者之一，在那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宁波抗疫期间灭蚤、防蚤的经验。

祝绍煌、高允升、俞济民编著《防疫概要》第36、37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版

至于跳蚤在鼠疫传播中的角色，曹教授应该是清楚的吧，只是他以为他自己想不出如何把鼠疫杆菌空投到目的地的办法，当年的石井四郎也一样一筹莫展。事实上，被曹教授视为“虚夸和作伪”的石井四郎和日本军医金子顺一的论文集里，“虚夸和作伪”的只是“战果”，但如何投放鼠疫杆菌这一活儿，人家早就驾轻就熟了。“天天在翻、在抄”，“对这两份日文资料”进行“批评”的曹教授居然没翻到、没找到这一页？！

日军731部队少佐军医金子顺一论文里的照片和表格。图像采自水银编著《宁波鼠疫纪实》。

P  X  是什么概念，曹教授不会不知道吧？请教：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简称PX，对吗？每公斤“屁艾克死”有跳蚤170万只，是不？

飞机空投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这在当年也不是难以破解的秘密。

再说，1940年宁波沦陷前半年爆发的鼠疫，当年就已经把鼠疫病死的临床分类作了统计——

容启荣的报告书之部分。参见前引《宁波鼠疫史实》第96页

所以，按曹教授自己给出的条件，那几场鼠疫都与侵华日军的罪恶行径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因果链接，曹教授为了指日军细菌战、投毒播疫是假，就必须睁着眼睛说没看见跳蚤，没看见有腺鼠疫。曹教授在“疫期”潜心研究“疫史”，尤其还写“抗战时期鼠疫史”的，却连这些起码的资料也视若无物，还急急如地向大报发表他“好好做研究”出来的成果，将几十年来多少中外历史学家们殚精竭虑揭示出来的历史真相小觑为假，将中国原告血泪控诉、日本律师反复诘辨、日本法院严谨判决的罪行事实叽讽为经不起他的推敲。简直让人怀疑他的“真”心到底何在！

曹教授，且不论你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但你连中学生该有的论说文水平也没达到，就居然敢藐视天下学者，也忒狂妄了吧？！

我希望曹教授你道歉！只为你亵渎了历史学该有的严谨道歉就行！

20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