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攻入南京的十多万日军官兵，就是这样一批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和无恶不作的杀人恶魔。

在对华侵略战争中，日本的战略策略，不仅包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的军队，显示其不可战胜的“武威”，还包括在战后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中世纪式的屠城与法西斯的烧杀淫掠。两者结合，构成了日本当局以武力征服为手段、以屠杀恐怖为威慑的殖民侵略战争政策与顺之者为奴、抗之者格杀勿论的法西斯霸主逻辑。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做出这样的分析与判断：

【“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有计划之屠杀”

早在1937年8月中旬，当松井石根受命率军离开东京前往中国前，就在与裕仁天皇、近卫首相及杉山元陆相商讨进攻上海与南京战事时表示，如果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不肯求和乞降，继续“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那就“必须付出代价”。所谓代价，就是遭到日军疯狂的大屠杀。

松井石根1937年1月在上海

1937年10月8日，松井石根在上海发表声明，对不肯屈服、正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

【“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

日军在向南京进击的一路上，已经开始对中国人民烧杀淫掠。日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根据日军第十军随军记者所说，记述道：

【“柳川兵团之所以进军迅速，是因为默许官兵‘任意抢夺和强奸’。”】

1937年12月8日，松井石根在给据城顽抗的中国军民的《劝降书》中，再次赤裸裸地进行烧杀抢掠的恐怖威慑：

【“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将也化为乌有。”】

但《劝降书》被唐生智轻蔑地不予理睬。面对着十数万杀气腾腾的日军的战争威胁与疯狂进攻，装备低劣的南京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从10日到13日的南京攻略战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的武力征服与战争威慑政策、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计划与战无不胜的神话，在南京城下再次遭受严重的打击与挫折，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为了维护与修补它的“武威”，再次论证与宣扬它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日本周密策划并实施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军民进行“膺惩”的大屠杀，也就是松井石根所宣扬的、让拒降的南京军民“付出代价”。

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进攻南京的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判决书指出：

【“日本军阀以我首都为抗战中心，遂纠集其精锐而凶残之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第一一四师团末松部队等，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之下，合力会攻，并以遭遇我军坚强抵抗，忿恨之余，乃于城陷后，作有计划之屠杀，以示报复。”】

人性是复杂的。日军官兵，就像所有人一样，其人性中，本来既有着向善的一面，又有着向恶的一面。当他们身处于一个正常的民主、法治社会中时，在道德、法律和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与约束下，他们人性中向恶的一面往往得到抑制，得到监督，得到惩罚，而不能发泄、张扬；而他们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得到保护，得到表彰，得到推广，因而能够不断地发扬成长，有所作为：他们就成为正常的人，社会就成为正常的社会。而一旦他们被统治者煽动与引导，走上侵略战争的战场，失去了道德、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约束，他们人性中向恶的一面，就会急剧地、无限地膨胀；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就会迅速被压制，而不断缩小，以至消失：他们就会成为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和无恶不作的杀人恶魔。

1937年12月13日攻入南京的十多万日军官兵，就是这样一批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和无恶不作的杀人恶魔。

南京成为血海尸山中的“人间地狱”

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十多万日军烧、杀、淫、掠所制造的“恐怖的时代”就开始了。

一位当时身处南京、目睹日军骇人听闻暴行的西方侨民记述了他的切身感受：

【“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

日军首先把屠杀指向那些被俘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与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

对在战场上俘获或投降的战俘，对已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应该怎样处置，在20世纪初多次制定和修改的有关国际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即尊重战俘的生命权、人格权与个人财产权等，不得杀害、侮辱与抢劫等。

日军南京入城仪式

1929年7月17日，日内瓦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其中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对战争中的普通难民，交战各国与国际社会更应予以保护与援助。这是每个现代国家都应遵守的起码的国际准则。日本政府在1929年7月17日也曾签署了《日内瓦公约》。然而，日军1937年12月13日攻克南京后，日本当局为贯彻实施他们对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并力图把这种政策的威力发挥到极致，从上到下逐级下达了屠杀全部战俘的命令，其中自然包括一切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广大的中国普通民众。日方当局认为，敢于武装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是他们实施对华武力征服的最大阻力与障碍。只有不仅以战争击败中国军队的反抗，而且以战后杀俘、全部消灭中国军队官兵的肉体，才能彻底摧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与战争工具，才能使中国真正畏服而迅速向日本求和乞降。

指挥进攻南京战役的日军最高长官、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不仅在南京战役前杀气腾腾地叫嚣“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而且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几次发出大规模搜捕与屠杀中国战俘的命令。12月15日，他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月18日，松井石根在第一次到南京“巡视”期间，又命令：

【“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

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

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日天皇裕仁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前线指挥官，他也下达命令：

【“杀掉全部俘虏。”】

日军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第十六师团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937年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中写道：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彻底消灭的方针。”】

屠杀俘虏的命令层层下达。于是有“师团屠杀令”“旅团屠杀令”“联队屠杀令”乃至大队或中队的屠杀令等。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第三十八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二元大佐说：

【“师团长吩咐，不要保存俘虏。”】

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在12月14日午后4时50分下达命令：

【“要消灭中国兵！”“各部队在接到师团的指示后，不许收容俘虏！”】

第一一四师团第一二七旅团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12月13日）》称：

【“午后3 时03分，从联队长接到如下命令：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枪杀。”】

日军在攻入南京城时，首先对在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雨花门、水西门一线内廓与城垣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

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目睹了日军残酷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

【“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情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被屠杀

接着，从1937年12月13日晨开始，日军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东部、南部、西南部的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地沿着城内各条大、小街道，向城北追击；在这过程中，他们对最后撤退的中国掩护部队的官兵与大量的、惊慌失措地从家里逃出来的普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扫射屠杀。正在南京城里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看到：

【“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

他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到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军的疯狂追杀使得南京的主要街道——从南到北横贯南京城的中山路与中央路等，成了“血路”。

【“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当时随军在南京采访。他亲眼看到：

【“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

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长江边未及渡江、在陷入包围中被迫放下武器的大约10名万中国战俘，以及无数的普通百姓，在长江边的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三汊河等地以及汉中门外秦淮河边等城内外其他地方，分批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

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2月13日的《阵中日记》中写道：

【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秦淮河边被屠杀的民众

据中岛今朝吾记载，仅在12月13日这一天，第十六师团就“处理”了24000名到25000名俘虏。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关于日军在长江边集体屠杀中国战俘，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写道：

【“好些中国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地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三万人以上。对于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连虚饰的审判都没有实行过。”】

其实，在长江江岸被集体屠杀的中国战俘与平民远不止此数。

集体屠杀战俘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1937年12月16日夜间的草鞋峡。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20世纪70年代采访过多位曾参加过这次大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官兵。他在其著作《通向南京之路》中，如实地记录了这些日军官兵所讲述的在草鞋峡集体屠杀中国战俘数万人的恐怖情景：

【围成半圆形的重机枪、轻机枪和步枪，对着江岸的俘虏人群，同时连续地集中射击。一时间枪弹射击的爆裂声和人群痛苦的惨叫声响成一片，长江岸边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阿鼻地狱。……射击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整个屠杀现场至少没有一个是站着的。……当然，尸体堆里面肯定还有活着的人。……于是，想到的办法就是火烧。尸体都穿着厚厚的冬棉装，因此着起火来不容易熄灭，并且可以照亮夜空，给作业带来了方便。衣服一着火，不管怎么装死的都会动起来……只要看到有动弹的，我们就立即用刺刀捅死他。……这也是“作战”，是南京城内军司令部的命令——“俘虏，必须迅速干净地处理掉！”】

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日军在长江边对中国战俘与普通民众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延续了多日，进行了多次。虽然日军在屠杀后用抛尸长江、纵火焚烧等方法企图毁尸灭迹，但毕竟尸体太多，因而在1937年12月中下旬那些日子里，南京长江边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长江里则流淌着成千上万的尸体，形成了极为恐怖的景象。这给当时曾亲临其境的西方人以极大的震撼，也给日方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士以极大的刺激。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当时长江边的恐怖景象。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的二等兵赤星义雄在12月14日这天则看到了长江成了“死尸之江”的可怖景象：

【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看来至少有五万人。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尸之江”。】

在日军完全控制了南京以后，在松井石根“扫荡败残兵”的命令下，各部日军在南京城内外，分区进行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抓捕与屠杀已脱下军装的中国“便衣兵”，这其中既有为数众多的、四散溃逃隐匿的中国军队官兵，但更多的则是普通青壮年百姓，只是因为他们头发上有戴过帽子的痕迹或手上有老茧，或者只是因为他们被日军认为“可疑”，就被日军任意地抓捕杀戮：有些是被日军随意地零星枪杀，有些则是被日军集中到汉中门外秦淮河边、中山码头等地，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这种抓捕与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1月底。中国军民的尸体满布南京的大街小巷、屋内屋外。幸存者伍长德原是南京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当时弃家，躲进了“国际委员会”办的难民区。

日军在汉中门外秦淮河边将屠杀后的尸体浇上汽油焚烧

1937年12月15日下午，一帮日军闯进难民区，把两千多名中国难民绑起来带到汉中门外。伍长德看到4挺重机枪分架在两边。等一队同胞被驱赶到中间时，日军立即开枪扫射，同胞们纷纷倒下。当伍长德和同胞们一起被赶进射击圈时，没等枪响，伍长德先倒在尸堆上，躲过了枪击。日军枪击以后，又挨个捅刺刀，伍长德的后腰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但日军还不罢手，又往被杀害者身上浇煤油，点火焚烧，然后才离开。伍长德身上也着了火，他痛得翻身滚下护城河，才幸免于死。

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1937年12月14日的《阵中日记》中记载：

【“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掌握。潜伏在各处的残兵败卒被拉了出来。但他们的武器都已被丢弃或隐藏起来。三百名、一千名，大批俘虏接连而来。……整天可以听到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

日军在搜捕屠杀战俘时，对普通民众中的青壮年有意识地加以大规模的捕杀。第九师团第六旅团在“城内扫荡命令”中指示：

【“青壮年可全视为败残兵和便衣兵，要全部将其逮捕监禁。”】

对敢于赤手反抗日军暴行的中国军民，日军就会立即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报复。日本随军作家石川达三在1938年1月到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活着的士兵》中，记述了这样一次事件：

【前天下午，两个到城外去征集蔬菜的士兵失踪了。因此，昨天早晨派出了五十名士兵，分头到他们可能去的那一带的居民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在一家居民的垃圾堆里，发现了其中一个士兵用过的烟盒。估计他们两人一定是在被惨杀后抛进了水池里。

士兵们立即把附近居住的中国人全部赶到了一起，威胁说：“假如不供出是谁干的，就杀死所有的人！”罪犯是五个男人。不用说，他们当场就被处决了。笠原下士介绍了处决的情况：“简直像用木棒敲打水中的橡皮球一样，一棒子打下去，鲜血咕嘟咕嘟地冒出来，流出的鲜血还冒着热气呢！”】

日军残杀中国战俘与平民，旁观日军以此为乐

日军连续多日搜捕与屠杀，使南京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场，到处都是被日军捆绑、驱赶去刑场的中国军民，到处都响着枪声与哭叫声，到处都是尸体与鲜血，到处都是恐怖的景象。一直到1938年1月，即日军占领南京约1个月后，日军的屠杀仍在继续。1938年1月7日拉贝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几起中国平民惨遭日军屠杀的事件：

【“一个妇女神情恍惚地在街上到处乱跑，有人把她送进了医院，听说她是一个18口之家的唯一的幸存者，她的17个亲人都被枪杀或刺死了。她住在南门附近。另一个来自同一地区的、同其兄弟一起被安置在我们的一个难民收容所的妇女失去了父母和3个孩子，他们都是被日本人枪杀的。她用最后的一点钱买了一口棺木，为了至少能收敛死去的父亲。日本士兵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抢去了棺木盖，抛尸于街头。中国人是不必被收殓的——这是他们的解释。而日本政府声称，它不同手无寸铁的平民作战！”】

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的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人。总计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难民达30余万人。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两年多时间开庭审问调查后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数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抛尸入江，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

日军疯狂的抢劫、焚烧、奸淫暴行

日军除了进行了骇人听闻、持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外，还同时进行疯狂的抢劫、奸淫、焚烧。

1. 关于抢劫

拉贝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亲眼所见日军的疯狂的抢劫行动：

【日本人每10人至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思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贝茨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

日军在抢劫中国居民、机关、工厂、商店、学校的同时，甚至对居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与各国驻南京外交机构的房屋财产也进行抢劫，可见其抢劫已达到疯狂的程度。拉贝在1938年1月8 日的日记中揭露日军“对60栋德国人的房屋中的40栋进行抢劫并把两栋房屋彻底烧毁”，“美国人甚至有100多所（约120所）房子被日本士兵抢掠或破坏”。

对日军在南京城的抢劫罪行，当时滞留南京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社会学家刘易斯·史迈士在1938年3月开始专门组织调查，历时约3个月，在1938年6月写成调查专著《南京战祸写真》，其中写道，

【“（日军）‘抢劫’大体上涉及城里百分之七十三的房屋”，】

其中，

【“在城里，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百分之九十六，城北东区是百分之八十五，只有一个区低于百分之六十五，那就是安全区，在这里房屋遭到抢劫的占百分之九”。】

南京房屋与房内财产总损失达2.46亿元；南京市民平均每一家损失1262元。

日军在抢劫以后，往往就是焚烧，包括焚烧中国的军政机关、商店、文化古迹与居民房屋。日军对南京大规模纵火焚烧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破坏中国的经济，毁灭中国的文化教育，破坏中国人民的正常生活，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恐怖威慑；同时也是为了掩盖他们疯狂抢劫后的痕迹。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利用汽车、马车、自行车甚至童车掠夺财物

西方侨民在日记里多次记载了他们亲见的日军纵火焚烧南京的场景。1937年12月19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火灾。由于水厂遭到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抓走了，所以我们爱莫能助。国府路整个街区好像都烧了起来，天空被火光映照得如同白昼。”】

1937年12月20日，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在不远的地方又有一大片房子燃烧起来，其中也有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人们几乎不得不相信，纵火是在日本军事当局知道并且纵容下发生的。”】

1937年12月21日，拉贝在日记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城内多处纵火焚烧的罪迹，并分析了日军纵火的原因：

【“毫无疑问，日本人正在纵火焚烧城市，可能仅仅是为了抹去他们洗劫掠夺的痕迹。昨天晚上，城市有6处火灾。其中一处较大的火灾发生在珠江路（是沿我南面院墙的广州路的延续）。……夜里2时30分，我被院墙倒塌声和屋顶坍塌声惊醒，大火已经蔓延到了主要街道中山路，这个时候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大火会蔓延到我的住处和中山路之间的最后一排房子。”】

拉贝还指出日军“先抢劫，然后纵火”的规律：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类火灾的前兆迹象了：只要有大批卡车出现，那么稍过一会儿，房子就会燃起熊熊大火，这就是说，先抢劫，然后纵火。”】

就在1937年12月21日这天下午，拉贝与留在南京的全部西方人士，共22人，集体整队前往日本驻南京的大使馆，向日方递交了一封信，向日方提出三项要求。其中重点讲了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与纵火，指出：

【“抢劫和纵火已经使得城市的商业生活陷于停顿，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拥挤在一个大难民收容所里。”】

他们要求日方当局“制止在城市大部分地区纵火，以免尚未被毁坏的其余城区继续遭到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的破坏”。拉贝向日使馆人员申明：

【“我们和中国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这座城市将会被全部烧光。”】

在拉贝12月21的日记中，收录有这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内部卷宗档案《南京市区内纵火记录》，记录了日军入城后的纵火暴行。但是西方人士的交涉与抗议的效果等于零。日军的抢劫与焚烧在南京城内外继续进行。

拉贝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有组织的纵火活动仍然在继续进行。”】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魏特琳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大火仍然映照着南面与东面的天空，很明显，所有的商店都被抢劫，然后放火焚烧。我不想看南京，因为我肯定它已是一片废墟。”】

拉贝在1937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

【“纵火事件不断。”】

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的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在1月15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

【“日本人的数周恐怖统治使得城里的商业区，即太平路地区和所谓波茨坦广场（指新街口广场）以南的整个地区在肆无忌惮地掠夺之后变成一片瓦砾，只零星可见一些建筑物的残垣断壁。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日军在南京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

聚集在收容所里的难民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说：

【“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以后，经常是放一把火烧掉它。最重要的商店街的太平路被火烧掉，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一个地被烧掉了。日本兵毫无一点理由地就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的三分之一都被毁了。”】

2. 关于强奸与轮奸中国妇女的性暴行

南京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南京大奸杀。日军在对南京军民实施屠杀、抢劫与焚烧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中国妇女的大规模的、持续多日、毫无掩饰与毫无节制的疯狂强奸、轮奸和奸后摧残、屠杀。

日军的疯狂奸淫活动，也是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在攻略南京中实施的恐怖威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最高当局要让中国人民认识到，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与恐怖，不仅有战争、屠杀、抢劫与焚烧，还有对中国妇女的威胁。进占南京的日军提出的口号是：

【“征服中国女性！”“凭力量找女人！”】

因此，日本军政当局对日军在南京的疯狂奸淫活动，不仅不认为是一种罪恶、一种耻辱，不仅不加以禁止或节制，反而认为是一种战胜者的荣耀与征服者应享有的“战果”，是“增长士气的一种必要手段”，进行公然的倡导与纵容。

日本随军作家石川达三在1938年1月初到南京采访后写成的纪实作品《活着的士兵》中，真实地记述了长期接受军国主义与法西斯教育的日军官兵在向南京进攻期间，就对奸淫中国妇女充满了野兽般的渴望与期盼，作品这样写道：

【向南京进军！向南京进军！

南京是敌国的首都，士兵们为此感到兴奋。南京与常熟、无锡不同，打下了南京，就意味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不再感到无聊了。

在行军的队列中，日本军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中国马和水牛的数量在增加，而且随军的中国民夫的人数也在增加，成了行军的独特风景线：中国人在帮助日本人进攻南京，他们牵着水牛，穿着膝盖鼓鼓的黑棉裤，光着脚，急匆匆地走着。士兵们抽着烟，与他们并排走着，有时用扛着枪的右肘捅一下他们的肩问道：“你，南京，花姑娘，多多的有？”当他们听懂了这种口齿不清的话语后，在满是污垢的脸上轻轻浮起难看的微笑，简短地回答：“有……”于是士兵们点着头笑起来，情不自禁地喊道：“太好了！”】

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屠杀，并没有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

日军从占领南京的第一天——1937年12月13日起，就像恶狼、像饿虎、像疯狗一样，在全城到处追逐、搜索妇女，穷凶极恶，不分年龄与职业，不管是孕妇或病妇，都进行惨无人道的奸淫与摧残。

南京大屠杀形势图

幸存者夏淑琴家就是受难的典型。她当年只有8岁，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和夏淑琴，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她家门前敲门。哈姓房主刚刚打开门就遭到枪杀。夏淑琴的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夏淑琴的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夏淑琴的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进行轮奸，轮奸后又用刺刀刺死她们。日本兵还将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当时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即昏了过去，不省人事。就这样，夏淑琴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也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被4岁妹妹夏淑芸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姐妹俩哭喊着要妈妈……

她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她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她们被西方侨民发现，从死人窝里捡出和救护，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是南京人民苦难的缩影。在2014年12月13日首届“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上，85岁的夏淑琴老人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13岁的少先队员阮泽宇一道，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日军对已经逃入由西方中立国家侨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所设立的“安全区”，即难民区中的妇女，也公然施暴强奸。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是专门收留年轻妇女的地方，因而被日军视为猎取猎物的主要目标。1937年12月18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当日写信向日本领事馆求助，日本领事馆敷衍地派两个宪兵到学校。但是，在当晚，

【“宪兵在前面睡，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

甚至那派来的宪兵，也“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1938年1月1日，程瑞芳在日记中记载：

【“（日军）今日中午进来，有一姑娘在外面，把这姑娘抱到三百号后面竹子处，把姑娘的衣服脱了将要奸，华（魏特琳）赶到了一叫，那兵跑了，所幸快，那姑娘没有受害。那个地方顶不干净，尿屎都有，那个姑娘衣服上都是屎，这个兵还算是人吗？青天大白日，简直是畜牲。”】

1938年年初，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在呈交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

【“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2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

【“（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强奸事件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家族，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就得到被杀害的处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年老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在（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强奸的事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主要参战国家中，由于民族性格、军队素质，尤其是国家与军方实施的教育、军队指挥官与军纪约束的不同，军队的性暴行犯罪记录大相径庭。

据有关专家研究，英军的素质最高，

【“无论在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

中国国民政府的远征军于1942年进入缅印等国作战，军纪严明，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1945年3月到4月攻入德国、长驱直入的美军有约160万，发生并“审理了487起强奸个案，犯罪人数约占军队总人数的万分之三”；纳粹德国的军队虽残暴成性，但“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这不单是因为他们有“重视荣誉的传统”，还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造成“种族异化”，害怕“性病影响战斗力”。只有日军，强奸、轮奸等性暴行犯罪始终极其严重而恶劣。

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疯狂进行的烧、杀、淫、掠等战争暴行，使南京变成了人间活地狱。拉贝写道：

【“这是一个无休无止的岁月，无论人们怎么想象都丝毫不会过分。”】

正因为烧、杀、淫、掠是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既定的恐怖威慑政策在南京的实施，因此，在1937年12月18日下午，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慰灵祭”后，当松井石根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训诫其部下将领要约束官兵军纪时，在场的日军将领们的反应竟然是：

【“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

这位“某师团长”就是数日后被松井石根任命为日军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的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他多次宣称，日军官兵强奸妇女“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

他在1938年1月初对来自东京日陆军省的人事局长阿南惟几说：

【“中国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

拉贝等西方侨民也从血的事实中认识到：

【“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

日方当局“有计划的恐怖政策”及其破产

日军攻占南京，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二次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此之前37年，1900年8月14日，日军以山口素臣中将为师团长的第五师团，以参加八国联军的名义，先于俄、英、美等国的军队，首先攻入北京城。清王朝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仓皇逃出北京后，一改数日前还支持义和团抗击外国军队的态度，急忙派权臣李鸿章向外国占领军乞降议和。派出占领军的列强各国在通过签署《辛丑条约》取得了众多权益后，宣布胜利。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后的日本最高当局希望1900年的历史重演。为了向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显示日军的“军威”与炫耀日军攻占国民政府政治中心南京的巨大胜利，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日本当局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仅四天，即12月17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就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日军占领南京的“入城式”，标志着日本对南京的正式军事占领。

1937年12月18日下午4时，松井石根在南京还特地召见了“华中方面军”掌管对外宣传的报道部部长深堀游龟中佐，讲述了他指挥所部攻占南京的“观感”，说：

【“本人对于遭受战祸的数百万江浙地方无辜民众的损失，实不胜其同情之念。在这样的时候，特别期望中国四万万人民加以反省。”】

松井石根要中国四万万人民“反省”什么呢？无非是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从南京保卫战的惨痛失败与这可怕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中认识到：中国是无法抵抗与战胜强大的日本军的进攻的，中国对日本的种种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的侵略要求，乃至对日本的武力征服政策，等等，只有迅速地、全部地接受，即停止抵抗、求和乞降，心甘情愿地做日本的殖民地与附属国，心甘情愿地做亡国奴，成为日本的臣民，听凭其宰割、霸占、掠夺与欺凌，才能求得一线生机，才能避免可怕的屠杀与毁灭。这就是松井石根讲话的“真谛”，这就是日本最高当局的用心与目的。

对日本当局纵容与组织日军在南京进行连续多日的血腥大屠杀，以实施其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当时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与西方记者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与日益深刻的揭露。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德士在1937年12月27日致日本驻南京使馆官员的信中指出，日军在侵占南京后所实施的政策，是一种“军事恐怖主义”。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道：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采取的有计划的恐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

贝德士

历史的发展又一次出乎日本最高当局的预料。日军对南京的武力侵占与疯狂屠杀，并没有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害怕与屈服。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中国军民的心理确实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与挫折，中国军民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但是，中国人民并未因此沉沦。在这举国同悲的时刻，蒋介石在南京失陷的当天，他在“前线某地”（江西九江星子）发出通电《宣言》，表示了决不以南京失陷而动摇抗战国策的决心。1937年12月14日，中央社发布了关于蒋介石通电《宣言》的电讯，全国各报刊都迅速刊登了这则“中央社讯”。武汉《大公报》（汉口版）在第2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则“中央社讯”，标题为《蒋委员长发表宣言，继续抵抗敌军侵略》，副题为《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既定国策》，说：

【“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唯一意义，实只有更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

设在上海租界的《大公报》（沪版）由于受到日军当局的压迫，于1937年12月14日出版停刊号，宣布第二日停刊，发表社评《不投降论》，庄严宣告：

【“我们不怕失土丧师，万万不能投降。”】

这篇饱含悲愤与血泪的社评迅速传遍海内外，感动与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斗志。

历史最终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一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叁》（东方出版社出版），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