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这本来是个好字眼儿。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是东坡翁老来还萦绕心头的初恋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难忘。”

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广大翻身农民来说，“还乡”再加一个字，不管是叫“还乡团”，还是叫“还乡队”的那些人，都绝对是刷新人类底线的邪恶与毁灭的化身。

一、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

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在其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体脖颈上都系着麻绳，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脏俱空，有的男尸还被割掉了生殖器。

他们的身份既有解放军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大量的无辜群众。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自己还没杀够：

“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群众问他：

“四、五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心眼里就忍下去了吗？”

 

仝堂面露轻蔑地回答：

“这样干，上级还老是说我草包哪！去年这个大乡还没有下手的时候，人家叩村大乡就已经杀掉十来个了，上级便说我们这个大乡无能。”

仝堂真的“无能”吗？

仝堂自己就说了：“你们找到的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来的，现在还放着十几对，是留着做苜蓿汤吃的，摘下心来是喝酒当菜的，生殖器割下来卖到城里医院。”

医院当然不会收这玩意，不过这的确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国后新中国准备自己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套来造谣，说我们要“割蛋蛋造原子弹”。

老乡们跟他算了笔账，不算北孙还乡队，仅这家伙自己手里的人命，两个月里就有47条。要知道，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可不是光杀共产党——他看哪个无辜群众不顺眼，就要杀谁。

有人跟着群众游行队伍从他家和他主子门口过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杀了。

还有人只是跟他老婆说说玩笑话，也给灭门了。

长工仝小堂儿子老傻，才十几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满二尺高，在村外拾过柴禾，就被这家伙堂捉去，硬说是给八路军当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脑浆迸裂，不问死活，顺手踹沟里就给埋了，说起来，跟这个杀人魔王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骂这个还乡队长：“六亲不认，简直还不如一条狗，常说好人护二村，好狗还护二邻里呢？！”

（仝堂，《北孙还乡队长仝堂的罪恶》，中共正定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孙村的这一幕，并非解放战争中的孤例。在距离这里东南方向五百公里外的山东潍北（今属潍坊），还乡团们肆虐荼毒的花样更加翻新，更加灭绝人性。

1948年4月11日，华野九纵收到了潍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还乡团在当地的累累罪行。

“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

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

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

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

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二、

所谓“还乡团”，就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返回家乡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地主武装，并不局限于解放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苏区和解放区、根据地的敌我拉锯战中，还乡团一直存在。

如果我们把还乡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站在整部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待，不难发现这背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来简单概括。说得再通俗点，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后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核心问题在农村。不把亿万农民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共产党就无法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砸碎一个旧世界，再建设一个新世界，使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尽量争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积累，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

而农村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归谁所有。

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之下，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买办阶层所鲸吞，地主和佃户能够分配的，只有他们牙缝里漏下的残羹冷炙。佃户原本用于弥补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在洋货倾销浪潮中基本破产，已不足维持基本生活，更无法负担地主的地租，老实缴租就可能饿死。而地主阶层在洋货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标准大为提高，维持消费就需要加紧剥削。

以河南南阳为例，这里的佃耕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大佃，耕牛和大小农具都是佃户的，收获的粮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种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农具全是地主的，收获的粮食，小麦二八分，秋粮三七分，地主占大头。

（李静之：《耄耋之年话平生》，河南省政协：《河南文史资料》第26辑，P97）

 

传统产业中的农民，是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灾人祸，水旱汤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阶级也分化严重，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趋明显，“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土豪劣绅成为农村的统治阶层。他们架设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体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却无可化解。

于是，革命来解套了，旧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必然被打破，地主阶级作为农村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当然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仇恨，而为广大贫苦农民阶级所衷心拥护，敌我双方的斗争是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此消彼长。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憎恨一切终结他们万年江山的“僭越者”，为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组织队伍回乡报复。

 

三、

“各位父老乡亲们，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正如今，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若是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反派台词，却是二十二年中国革命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和斗争反复性的写照。

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对比悬殊，国民党军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余物资”就不说了，完全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国共之间军队员额的差距也高达4:1，国民党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共军”，所以解放军只能放弃一部分根据地，大踏步向北撤退。

这是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战略决战的不得已之策，但对这些地区的党员干部、进步群众，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意味着一场灾难。

相较此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的成分更为复杂，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绅和当地土匪外，还集结起了以往和解放区军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为职业的日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如果说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于追租追田，而过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汉奸及为非作恶的特务分子，在求财之外更求“命”——为保自己的命，去要别人的命，土豪劣绅和土匪则是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和帮凶。所以，这部分“政治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疯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残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线。

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因为你说不说这些，人家就不这么干。

关于这点，国民党内部也有认识，蒋介石就有特别训令，要求：

“至对奸匪政训工作与情报宣传等工作，更应特加研究，积极增强，以加速军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互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为重要。”

怎么抓政治工作，怎么收复地方行政？

那只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区军民打生打死，完全没有和解可能的汉奸和特务，他们知根知底，更“坚决坚定”啊！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英烈，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县当地的“奋斗复仇自卫队”。光是听听名字，就能感受到“还乡团”们身上浓重的血腥气。

这支“复仇队”的队长吕德芳，是恶霸地主，他的哥哥吕善卿，时任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三料特务”、“三朝元老”—抗战前是阎锡山的特务，后来跟了鬼子，光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整个文水县，针对我军民开展的“复仇”行动，基本都是这兄弟俩为主，勾结阎锡山所部驻扎该县的72师所为。

别以为犯下这些罪行的只有“还乡团”们，国民党军队虐杀我军民的“兴趣”，并不比还乡团差。72师师长艾子谦就专门训令配合“复仇队”行动的215团1营：

“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

不独“山西王”阎锡山的军队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对还乡团也完全是纵容的态度。随该部行动的鲁南还乡团，在当地大开杀戒，手段极其残忍，以致中央社的随军记者翁鲜豪都看不下去了，规劝几个还乡团团长无效后，将虐杀现场拍了照片，找张灵甫告状。希望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名将”，能够出于爱护“党国”声誉，更好更快怀柔地方的需要，约束下这些家伙，总不能学着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时候民心丧尽，地方上怎么长治久安？

结果却遭到了张灵甫的讥笑：

“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

（温靖邦：《大崩溃》）

部队长官都是这种态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张灵甫的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论残害老百姓的花样和力度，并不比还乡团差。在临沂张官村（今属山东莒南），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整74师就将做鞋垫的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他们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不算，还把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下令“就地补给”，纵兵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

隔壁李天霞的整编83师更没书呆子气，不但没有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还带着还乡团干各种坏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罗炳辉烈士的坟墓，把忠骸拖出来，百般凌辱。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是 “虎”的话，还乡团就是为虎作伥的“伥”。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国民党政权确实在不少新占领地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有的“秩序”。以华中地区为例，我各级留守党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1946年秋至1947年3月，华中第一、第二地委的党支部就由1641个锐减为989个，党员由84498名减少到71206名。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华中第九地委的党员由37907名减少到13715名。

（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P211）

 

四、

熟悉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国在南越搞了个“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阵，帮着南越伪政权版的还乡团，对越共进行“整肃”。

从账面来看，越共组织受到了极大伤害，然而同样肆无忌惮的暴力虐杀，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导致了越南南部群众对美伪政权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一样腐朽堕落，战术层面的胜利，对战略决战并无太大帮助，反而让更多的群众看清了美帝的反动本质和伪政权的走狗底色，选择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抵制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

而当年在中国，美帝国主义也曾积极支持国民党方面的类似行动。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中的五战丁堰、林梓，在歼灭军统武装交警总队后，在丁堰（今属江苏如皋）缴获几屋子数不尽的镌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这些东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这一地区的还乡团，也的确对得起美国人和军统。泰县（今属江苏泰州）姜南区三太乡的还乡团，在一夜之间，抓捕了该区108名乡、村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当夜就活埋了28人。黄桥地区浩堡乡的还乡团，一次就烧掉61户民宅，将6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悉数灭门。

（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P360）

 

苏中的老百姓说：

“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还比鬼子坏，烧杀抢掠胜‘二黄（伪军）’！”

这样的还乡团，与其说是竭泽而渔，不如说是为渊驱鱼。还乡团所过之处，就连原先对我党我军持中立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国民党卷土重来的一般士绅、地主和富农，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党。他们固然不喜欢我党的土地政策，但两害择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更让人难以容忍—善财难舍，但还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给我党的干部写信，说还乡团是狼入鸡群、胡作非为，必然难以长久，虽然你们收回了土地，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赶快打回来，不然这日子没法过啊！

海安、高邮和宝应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类似的民歌：

“蚕豆开花，干部回家；蚕豆排挂，新四军要来；蚕豆结英儿，还乡团翘壳儿。”

应当承认，因为某些地方的执行有问题，一开始部分群众对我党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还乡团”们来了之后，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给大家上了一课，于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了。无数的农民团结起来集结在我党的领导下，拼了命也要推翻国民党，憋足了劲也要找还乡团报仇。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我军各个战场陆续发起大反攻，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被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还乡团，自然也随之土崩瓦解。

 

五、

那些曾经横行乡里的武装的“还乡团”，他们已经被人民子弟兵永远地从这块土地上消灭了。但这些年，有一些“还乡团”，手里面没有拿着滴血的刀枪，但却借助媒体的力量杀了回来。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潍北县委写给华野九纵的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说：“潍北县广大人民把复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军队身上。”

我们如今要战胜新时代的“还乡团”，战胜历史虚无主义，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时不我待，舍我其谁，这是持久战，是人民战争，是我们自己的战争！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党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