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拂晓，国民党军一排武装士兵，齐步走进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黑牢，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四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载往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这一幕发生在1950年6月10日，英勇就义的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上校聂曦，他们时年分别为56岁、45岁、50岁、33岁。

吴石：睡在蒋介石身边的“定时炸弹”

吴石将军

电视连续剧《潜伏》热播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而剧中地下党余成则的原型就是吴石将军。

吴石，字虞薰，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911年，吴石投身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前后受业4年，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两校毕业时也都名列第一，轰动了中日两国的军界，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吴石在日本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教官多年，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的门生。

在上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对垒期间，吴石忠实地站在国民党一边。直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初期，他仍站在反共立场，对蒋介石集团还抱有幻想，曾经为对付共产党军队出谋划策。

吴石将军塑像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他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隐蔽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做地下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他们依然一见如故。

吴石满腹军事学问，而国民党却不肯给他带兵的实权，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对此，吴石深感遗憾。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他逐渐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排挤异己，他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

1940年底，白崇禧即推荐吴石任第四战区的中将参谋长。吴仲禧也在这时调柳州任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两位老友又一起共事了。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意、失望的情绪。吴仲禧后来回忆说：

【“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在四战区任职期间，吴石还救了被国民党抓捕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

抗日战争末期，吴石曾在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则在1946年1月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等人指示吴仲禧设法通过吴石的关系在国防部内找一个实职，以便更好地开展军事情报工作。

1946年9月，经吴石帮忙，吴仲禧被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为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这样，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到各地巡查、视察部队之便，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

1947年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吴石知道吴仲禧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提供条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1947年4月，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后，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递交给华东局。

吴石与家人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到南京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徐州后，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

吴仲禧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国共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形势反映得清清楚楚。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设法将上述情报向潘汉年汇报。吴仲禧后来回忆说：

【“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帮助，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作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却以福州有“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

于是，吴石派人将500余箱机要档案从南京押送抵达福州，保存在于山威公祠大殿内。吴石已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到榕正式就任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一方面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派员率警卫运台；另一方面下达“死命令”，要忠实部下、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最后交给了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2014年1月21日，福建黄埔军校同乡会的会长、93岁的王强老人看了福建《海都报》“虎穴藏忠魂”系列报道后，在福州向《海都报》记者周德庆讲述了当年的往事：“我当时是福州绥靖公署情报处参谋兼吴石的随从参谋，27岁。1949年8月15日上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逼近福州，我匆忙赶往位于汤井巷的吴公馆。

【“王强，我今天对你下一个死命令。你一定要保护好那298箱绝密资料，人在档案在。你要把它完完整整地交给解放军。”】

吴石的表情严肃。听完长官的命令后，王强感到了这批秘档的分量，表示坚决照办。

第二天凌晨，吴石乘坐飞机，离榕赴台。越日，福州解放。3天后，王强遵照吴石的命令，将298箱资料交给了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绝密资料中，有国民党海事图、国民党西南兵力部署图、国民党西北兵力部署图等。

“老长官的这道命令，改变了我的一生。”王强呈献秘档后，被批准入伍到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从一个旧军人开始向革命军人蜕变。

王强在吴石身边工作前后约4年。他回忆这4年，在无意识中，成为了吴石向我党提供情报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王强介绍，他和吴石的初次见面是在1945年的秋天，地点是重庆的吴公馆。初次见面，我不敢坐，直到吴石夫人王碧奎女士招呼，才小心地坐在旁边的一个角落。王强解释，跟随吴石将军后，这种又敬又畏的情结，一直隐藏在内心。

淮海战役后，王强每周三次接到吴石的命令，到国防部第二厅去取“敌我态势图”。按照国民党军内的分工，国防部第二厅负责情报搜集工作，而吴石的国防部军政局负责各次战役后的总结工作。

“取回情报后，他用红色和蓝色的箭头，标明国、共两军的最新兵力部署图。然后，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解放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委：吴长官将上述军事情报标上箭头挂到墙上后，要用相机拍成照片，然后通过地下党，传递情报。

“渡江战役、解放战争……解放军能势如破竹，我想，这些情报应该起了作用。”王强老人很欣慰，当年自己的“唯命是从”，是很有意义的。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在王强的印象中，吴石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从南京坐火车前往上海。因为，负责接送工作的正是王强本人。

“当时，有部下猜测，长官是不是在上海有了小老婆。”王强回忆，这是句玩笑话，没有人相信。平日来，吴石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参加社交舞会，生活一直很清贫，且最为厌恶的便是国民党的腐败。

据官方的“吴石档案”记载，他是1947年开始为我党工作的。通过同乡挚友、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何遂的牵线，1947年4月在上海，吴石会见了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等人。

吴石将军狱中手记

“我现在明白了，当年，吴石将军频繁前往上海，是为了传递情报。”王强说。

王强的回忆，真实再现了吴石将军为我党情报工作作出的巨大贡献。

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告诉吴仲禧，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免嫌疑，他将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

何世平是何遂将军的三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上海工作。几十年后，他回忆：父亲何遂将军当时已在台湾，与自己的二儿子何世平一家潜伏台湾做高层情报工作。吴石将军是自告奋勇，代替何遂将军留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为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做贡献的。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无法通过地下组织将军事情报送给华东局。

1949年10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人民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原先预订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枫（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与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枫，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

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台湾这一态势，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不到一周内，蔡孝乾叛变，供出所有名单资料，并供出吴石与华东局女情报员朱枫秘密会晤达六、七次之多，陆续为她提供了一些重要军事情报。

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1950年5月6日，吴石将军临刑前，大义凛然，从容吟诵了在狱中所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吴石将军被害时年56岁。

吴石在陆军大学签署的公文

吴石临刑前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吴石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派人连日搜查他的住所。但在清理这位当时的“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个人家产时，仅查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国民党特工也不无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感到不可思议。

对吴石枪决后，一组行刑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吴石在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多次参与重要军事战略部署，所以对吴石案，蒋介石无比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并委任特别军事法庭审结，判死刑，立即执行。

“死要见尸！”是蒋介石在发泄对吴石的刻骨仇恨，也是吴石宁死不屈的真实写照。

后人对吴石评说，他如果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仍可以过着高官厚禄的优逸生活；他如果听从吴仲禧的劝告，留在大陆，不去台湾，以他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政府自然也会厚待他。

吴石弃暗投明，在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赴汤蹈火，毅然去台湾，想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坚贞不屈，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向往光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实在可嘉。

朱枫 ：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千余名台湾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就义前最具震撼力的照片就是朱枫临刑前的情景，刚毅、无畏，宁死不屈，临危不惧，巾帼英雄慷慨赴死的镜头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敬仰，使人难忘。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朱枫之死，死的悲壮；朱枫之死，死的光荣！

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朱枫烈士

朱枫，女，1905年生，原名桂凤，改名湛之，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父亲朱云水是镇海、舟山一带渔业界名人，管船队、开渔行，有万贯家财。朱枫“不仅字写得清秀，还能画画，绣花、做女红，更是一把好手。

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认识了同学陈修良，后来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他对朱枫后来人生产生较大影响。在陈修良的带领之下，朱枫走出闺房，在1925年“五卅运动”所引发的学潮中第一次走上街头，兴奋地参与各种示威活动，爱国的火种和革命的热情已蛰伏在这位热血青年的心头；1927年远嫁沈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举家返乡，翌年丈夫陈绶卿病逝，她独自照顾前妻所生的四个孩子。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死伤人员，期间，与朱晓光结婚，当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武汉失陷前返浙江，在金华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慨捐800元，并向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物。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朱枫烈士

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1940至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次年春朱晓光越狱成功归队。1944年初至沪，朱枫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破坏，朱枫曾被捕押于日本宪兵队，经受酷刑，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春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巧妙周旋于国民党经、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1948年秋，调香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48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加速崩溃，香港成为双方角力的重要战场。当年深秋，朱枫被中共华东局派赴香港，表面是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职员，实则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

1949年9月24日，在写给朱晓光的信中，朱枫明确表达了对六天后就要举行开国大典的红色首都的向往：“多么有趣的地方啊！我也遥想着，只是不能去，想想而已。”11月4日，朱枫又在给晓光的信中吐露自己的心情：

【“今日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寄给我的，我知道你一定以为我也许走了。就不必再写了。好吧，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再见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二个月，朱枫还在香港搞党的情报工作，丈夫朱晓光己随解放大军，从东北南下，来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被任命为市新华书店主要领导。从8岁起就在随军征战中长大的女儿朱晓枫已经18岁了，进入上海医学院学医。十多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的一家为民族解放，战斗在天南地北，忘掉了自己和亲人的安危。现在，战争逐渐远去，和平建设即将开始，一家人是多么希望团聚呀！

特别是，当朱枫得知自己的丈夫积劳成疾，身患肺结核时，更是牵肠挂肚，二天发出一封家书，又安慰，又叮咛，对未来温馨的家庭生活充满憧憬和向往。领导上了解朱枫家庭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让她调往上海。这年8月，朱枫把带在身边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朱明，托好友先带回上海，而自己正在把手头的工作做个了结。办好工作移交，她写信给丈夫和女儿告诉好消息：“现在随时可以走得了！”

正当朱枫一家在港沪两地共梦团聚的日子里，华东局有关领导正为一件重大使命而举棋不定。新中国即将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可是，有关领导却十分犹豫，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终于找她谈话，并征求她意见。这个任务虽出乎预料，但朱枫稍作思考后，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挥毫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

【“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朱枫26岁远嫁东北，丈夫是沈阳兵工厂炮厂的总工程师。“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她和她的丈夫，举家返镇海。第二年夏，丈夫不幸病逝，留下两个孩子，大女儿阿菊，女婿叫王昌诚，那时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几个月前，朱枫刚刚接到过女儿女婿的来信，邀她去台湾玩，还寄来“入口证”等证件，但被她婉言谢绝。现在，她真的要去看望多年未见的女儿女婿了，但心却是沉沉的。在她身上，有组织开出的两封介绍信，一给蔡孝乾，二给吴石；在衣服隔层中，还藏有金链和金镯。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乘轮船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前夫的女儿阿菊和丈夫王昌诚一起来迎接这位妈妈，虽然不是亲生，但阿菊和朱枫母女俩关系很要好。女儿女婿已经静候多时了，码头上母女的热烈相拥。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赴台，她只单线会两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

朱枫生前与孩子合影

凭借阿菊夫妇的天然屏障，她先会蔡孝乾，双方约定联系方式；不久又与吴石接上头，并前后七次相晤，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

朱枫让女儿阿菊买了返香港班轮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的一张便条，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凤将于月内返里（朱枫在家小名桂凤）1950年1月14日。”日夜默默祈祷平安的上海亲人，接到朱枫的亲笔字条，心中的甜蜜无法形容。

朱枫烈士故居

正当朱枫浸沉在功成凯旋的喜悦之中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她逼近。原来，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朱枫得到警报时，台湾己经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在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亲自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蒋军手中的舟山，谋求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还老家镇海。

2月2日，蔡孝乾也落入敌手，很快叛变，全部供出党内机密，包括朱枫和吴石。他还亲自打电话找朱枫，但朱枫已经飞了。而特务在吴石寓所，搜到为朱枫开出《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罪证和朱枫去向全部暴露。朱枫到舟山后在某医院的好友处藏匿，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朱枫意识到在劫难逃，在沈家门羁押时，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发觉，到医院把金物取出，押回台湾。

国民党特务原以为朱枫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贪生怕死，出卖同党，但朱枫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法庭上,朱枫不卑不亢，法庭上的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枫身穿一件淡绿色碎花旗袍出庭，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只见她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的综合检讨中，反映国民党眼中的朱谌之：

【“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之处。”】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半，无可奈何的国民党当局将朱枫枪杀在台北。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就义，是年46岁。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

陈宝仓：为正义献身的抗日儒将

陈宝仓，为正义献身的国民党中将，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陈宝仓，字自箴，1900年出生在河北遵化石门镇大辛庄。中学毕业后弃文从武，考入河北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期满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科，1923年毕业后即在国民党晋队中任职，后在张发奎麾下服务。

1937年初，张宝仓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防务。同年8月，日军向上海进攻，敌我军力相差悬殊，他受命担任昆山城防司令，率部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物资转移内地争取了时间。

1938年春，陈宝仓参加安徽宣城战役，遭日机轰炸造成重伤，右眼失明。同年6月，日军以海空军配合向武汉进攻，陈宝仓眼伤未愈即奉调参加武汉会战，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推荐，出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的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是役歼灭日军2万余人，击毙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

抗战伊始，张发奎在上海拜访郭沫若，请求为其组建一个政治部，郭与上海共产党组织商议，遵照周恩来指示，为张组建一个战地服务队，全队30余人，有不少是共产党员。陈宝仓在第二兵团开始接触共产党人，政治上有明显转变。

1939年春，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陈宝仓任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事政务。陈宝仓支持中共广东省委主办的《新华南》刊物，先后为刊物撰写了《天寒岁暮敌的总崩溃战》、《我们怎样击退进犯粤北的敌人？》、《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讨击汪派汉奸的斗争》等重要文章。

陈宝仓将军与家人合影

在这期间陈宝仓有机会与共产党人、进步文化人士广泛接触，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同年秋，日军为了封锁中国出海口，截断国际对中国的物资支援，以10余万之众，从海南岛暗渡，在广西钦防沿岸登陆，沿邕钦公路攻占南宁，直陷昆仑关。国民政府军委会调集各路抗日名将及机械化部队发起总攻，陈宝仓负责组织指挥灵山方面战役。桂南会战历时一年，毙伤日军4万余人，迫使日军南撤。

1945年10月25日，陈宝仓将军与美国海军第6师谢勃尔少将一道在青岛汇泉路跑马场主持接受日军投降。

1940年秋，日军占领越南，中越边境紧张，为了确保第四战区侧翼安全，及时掌握在越日军动向，陈宝仓受命组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靖西指挥所并出任主任，代表张发奎司令处理中越边境地区军事政务和越南方面的重要事宜。到靖西后即调整布防，推行经济反封锁，严禁、打击武装走私，改组国民兵团，创立通讯情报网，开展抗日宣传，加强军民联防，取得岳圩战役胜利，民众赠以“威扬塞外”的匾额。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在全国掀起一次反共高潮。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离，隶属第四战区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也成了特务紧盯的对象。时任张发奎的上校待从秘书左洪涛是中共地下特支书记，为了保存力量，建议陈宝仓出面，请求张发奎同意，把抗敌演剧队从柳州调来靖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正是这个原因，陈也被军统特务视为有赤化嫌疑人。

1942年初，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等把工作重点移到中越边境靖西，陈宝仓应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请求，帮助越盟培训爆破技术及其他军事项目人才。同年8月，胡志明在德保县被疑为日本间谍而被捕，专署呈报就地处决。后经张发奎、陈宝仓从中斡旋，把胡志明送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军人拘留所，在共产国际的协调下，1943年9月胡被释放。

由于越共的积极活动和中共态度的明朗化，国民党特务告发陈“放任越共四处活动”。不久，蒋介石密令追捕越共胡志明等领导人，但此时胡等已安全返回越南。为此，国民党军委法庭以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脱逃一事认定陈宝仓在追捕中有渎职嫌疑，传讯陈宝仓前往重庆受审。

青年时期的陈宝仓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派员去全国各地抢先接受日本投降感到要员不够而着急，陈诚深知陈宝仓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是难得人才，故向蒋介石推荐陈宝仓为军政部山东胶济区接收特派员。至此，陈宝仓这场法庭危机才化险为夷。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发陈宝仓有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因而被免职。 1948 年春，陈宝仓在香港加入地下民革，并得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饶彰风、方方等接触，陈宝仓表示可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是年底，陈宝仓涉嫌案撤消，调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1949年陈宝仓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因蔡孝乾出卖，共产党卧底身份暴露，与吴石、聂曦、朱枫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从容就义!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聂曦：宁死不屈的钢铁壮士

铁汉子！真英雄！这是所有看过聂曦上校被押赴马场町枪决前大义凛然的感慨。连台湾方面也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

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聂曦

聂曦，原名聂能辉，福建省福州市人，1917年出生，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的忠实部下，历任国防部国民党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上校军衔。

聂曦烈士塑像

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吴石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档案运台。吴石命令其老部下、原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和随从参谋王强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福州解放后，这批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被王强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聂曦随吴石赴台后，中共华东局女情报员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聂曦充当了他们二人之间联系的信使，将大量绝密信息情报，通过朱枫转给大陆。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之后，聂曦与吴石将军被出卖被捕。

1950年6月10日，聂曦、吴石、陈宝仓、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四烈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英勇就义，为统一祖国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聂曦时年仅33岁，是四位烈士中最年轻的。

台湾媒体在报纸上报道时，还配发了一张聂曦临刑前押赴刑场的照片，聂曦身穿白衬衫，下半截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鞋，两手反绑在背后，表情自然，面露微笑，他临刑前的那张照片，堪称舍生取义的经典瞬间，令后人惊叹不已。

遗憾的是共同走上刑场的四烈士中，聂曦的生平资料最少，无法全景展示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但他临刑前的淡定、悲壮、无畏、不屈，足以让后人永世难忘。

【陈辉，新华社原北京军区支社社长，高级记者，大校军衔，获新华社“十佳记者”荣誉。撰写出版了《世界王牌败兵录》《沙场淘金百战归》（上下册）《军旗下的铁甲雄师》、《军旅岁月拾零》（一至五集）等9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新闻作品2000余篇。新闻和文学作品先后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一等奖、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赛一等奖、伊拉克战争报道奖、国家抗震救灾报道奖等50余个奖项，新闻作品收入国家语文课文。先后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4次，获国防服役金质奖章；简历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和《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作品被收入《中华文库收藏作品名典》。】